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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坑山周氏远祖是唐代的中丞周访,由徽州迁至东至。后裔中有唐末大臣周繇、宋朝武将周泰星等。 近代自周馥始,枝繁叶茂、绵延昌盛,发展成庞大的家族,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究其因:崇文重教博学慎行,笃信仁厚家风端淳,乐善好施桑梓情浓,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韧的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成立周氏文化研究会,开辟网站、博客平台、出期刊、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挖掘、交流周氏文化,让周氏文化精髓在乡里得以传承、发扬光大;促进海内外周氏后人的联谊和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支持;促进周氏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了解周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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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迦

张中行 2020-06-28 09:02:13 浏览:130
我同周叔迦先生有多年交往,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断了音信。有时遇见与佛教界有关的人,我总是探听他的消息。多数答不知道;只有一次,说是在西四丁字街居士林团煤球,一起劳动的还有巨赞法师等。其时我正在同一些也是半老朽的人清扫院落,自然不敢起看看他的念头,但知道他还在世,也就勉强安心了。时间过得也慢也快,我南北、城乡流转,一晃就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风雨渐停,我还探听他的消息。这次很确实,是七十年代前期作古了。他的年龄与公元后两个数字相同,总算超过古稀了。

周先生的出身,说是“世家”还不够确切,应该说是“富家”。他父亲周学熙,北洋政府时期是财阀,并经营新时代的实业,最出名的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手中有钱,人人会从其所好。且说周先生这一辈,他老兄周叔弢是走绛云楼、海源阁那条路。搜罗善本书籍。周先生却相当怪,公子王孙,偏偏不声色狗马,而走入佛学。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周先生是哲学系的讲师。其时我在故纸堆中翻腾,范围还限于本土的正宗,所以没有去听周先生的课,不知道他讲些什么。离开北京大学以后,一阵心理的风把我吹到儒家的圣贤以外,我暂时放下司空图而念柏拉图,放下四书五经而念《六祖坛经》。这其间我还编过一种佛学月刊,于是同周先生的交往就多起来。日久天长,了解也就多起来。他为人严谨谦和,生活朴素,待人诚而敬,总是惟恐别人疑为怠慢的样子。佛学造诣根深,知识博不希奇,可贵的是能信,也就是并非“文字般若”。著作不少,秦火之余,我还存有《虫叶集》和《因明新例》两种。

学佛,能信,好不好?这个问题很复杂。大致说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是所信的价值如何,二是能信的价值如何。前一个问题又是很复杂。这里可以大题小作,佛教教义之本是求解脱,尤其大乘,还要度人。这由现在看,都过于幻想。但也不能说毫无理想成分。单就这理想的一点点说,纵使未必可能,却不能说是坏。后一个问题简单得多,只要所倍是出自诚心,出自好心,而又不用暴力侵害别人的福利,真信并力行之当然是对的周先生就是真信而能行。在佛教界,他是有名的檀越,为佛教事业花了大量的钱,例如设在北京北城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是他捐赠的。

他没有出家,所以佛教界通称为周居士。是五十年代前期,《现代佛学》月刊改制,旧新交替之际,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森隆饭庄吃一桌纪念餐,周先生和我都以编委身分参加了,森隆是有名的餐馆,能做中西餐、荤素菜,素菜尤其出色。这一次因为人兼僧俗,所以菜兼荤素。我注意座上客的表现,有的出家人喝了酒,也吃了荤菜;周先生却严守优婆塞的戒律,既不喝酒,又不吃荤。席散后我想,周居士名实相符,可算是真信;至于有些人,那就是自郐以下了。

还有一件小事,不只可以说明周先生的“信”,还可以说明周先生的“受”,这所谓受是得受用。周先生不爱货财,不聚珍异,这是佛学看世事的眼在生活中起了作用。周先生有个侄子,是某大学的教授,好古董,尤其爱古砚,不惜用重价搜罗。有一次,周先生同我闲谈,提到他侄子藏古砚的事,他说:“玩古董玩到我侄儿那样算是最高了。”我以为周先生是推崇他侄子的眼力,赶紧问其底细。周先生说:“他不久前来北京,下车就往琉璃厂逛古董铺,遇见一方很久无人问津的端砚,他看是宋砚,买了,很得意,装在书包里,见谁向谁夸耀。可是看见的人都说是假的。我侄儿一点不泄气,说一定是真的。你想,玩古董,能够自己骗自己,得到满足,真假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最高了吗?”显然,这笑谈是出自佛理,即所谓“境由心造”。

谈到这里,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也有砚癖,却未能以境由心造之理,破真真假假之惑,这是过宝山而空手回了。——勉强说有所得,是由周先生的督促而写了一本小书。那是五十年代后期,锡兰(即后来的斯里兰卡)百科全书的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选题组稿,题目中有一条“佛教与中国文学”,没有人写,周先生来找我,甩半命令的口气说愿意写也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我只好遵命,问要求,说要充畅,多到几万字也无妨。于是我以几个月之力,写了五万字,交稿。不知道是周先生记错了还是计画改变了,审稿人嫌字数太多,不能容纳。因为无心改,稿一直放在存旧物的柜子里,到八十年代,出版事业大发展,才想起它,拿出来出版了。可惜不能送请周先生指教,更谈不到请他写序文了。

又是一晃,周先生下世十年左右了。我常常想起老一辈的高风,就说末节的所谓礼尚往来吧,周先生是老师行辈,本来可以减少一些谦恭客气,可是不然,例如春节,你只要去贺年,他一定来回拜。他住在西城,距我住的北城相当远,我很不安,可是又没有其他阻拦的办法,后来只好以“无礼”破“多礼”,索性不去贺年。这之后,尤其我迁到西郊之后,门前就不再有长者车辙,这使我常常不免有幻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