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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坑山周氏远祖是唐代的中丞周访,由徽州迁至东至。后裔中有唐末大臣周繇、宋朝武将周泰星等。 近代自周馥始,枝繁叶茂、绵延昌盛,发展成庞大的家族,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究其因:崇文重教博学慎行,笃信仁厚家风端淳,乐善好施桑梓情浓,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韧的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成立周氏文化研究会,开辟网站、博客平台、出期刊、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挖掘、交流周氏文化,让周氏文化精髓在乡里得以传承、发扬光大;促进海内外周氏后人的联谊和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支持;促进周氏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 ————《了解周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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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天地 - 家族的生命力
家族的生命力

周良端  2016-6-3 10:55:55 浏览:753
 

   东至周氏家族,被誉为“安徽的大宅门”,周馥从贫瘠的纸坑山走出,帮助李鸿章办理国事,却带动自己的家族建立了庞大的基业。由于重视家风家教,后代人才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似的学术大家族,尤其是周叔弢,十个子女中获博士学位、教授、总工程师、研究员职称的八人,六人是共产党员。周馥家族的家教家风,周叔弢的子女教育,值得我们认真地思索、领会、传承和发扬。

   何为“教育”?《说文解字》说:“教,上所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也历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皆把下一代的思想道德作为教育的首要。可是当今,就业、高考成了教育的指挥棒,相当一部分家长为了子女将来的生存、前程,只能把提高学习成绩作为培养子女的最迫切的要务,整天盯的是孩子的“分数”,目标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买好房子,过一生好日子。

  培养孩子好的人格?道理是懂,但是竞争太激烈,“人格”的事,孩子的心理问题,如果解决起来挫伤情绪,影响学习,只能是让一让、放一放,考上大学再考虑吧。可是到考虑时,可能已经迟了!近年来大学里发生的几个大案---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案、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案和复旦大学的林森浩案警醒世人:我们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测验上,更重要的议题是品格、诚信、道德与胸襟”。教育的最大意义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格,知识的接受只是教育的第二意义。教学过程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而且还是加强德育、心理教育和人格教育,从而培养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过程。

  周馥家族从祖辈就重视对孩子的人格教育。周馥的祖父在周馥几岁时就“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不仅言教,而且身教。周馥在引退后撰写了《负喧闲语》,训诫子孙及其后代秉承先人“读书明理,身体力行”的良好家风。周叔弢对子女的教育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也在于周叔弢人格风范的影响力。

  周叔弢先生哲嗣周景良先生说:“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首先是为人方面、道德方面的,直接教导并不多,主要是身教,榜样影响我至深。我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根基于此。”“父亲从不教训我们,但他自有威严,大家也很怕他,每人也很注意检点自己。”

  周叔弢先生在子女面前“自有威严”,子女们敬、畏、自觉学习效仿,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周叔弢的威严来自何处?通过关于周叔弢的资料的学习,我的感悟是: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一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

  周叔弢先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为世人所公认。

  1918年27岁的周叔弢到青岛华新纱厂出任常务董事,在四叔周学熙的领导、主持下参加建厂及经营管理工作。周叔弢并未学过纺织业,但他办事认真肯干,国外买来的机器到货后,他不顾体弱,亲自参加验收、组装,直到运行生产。当全厂各车间机器安装完毕开始生产时,他对生产过程已了如指掌,对生产工人也熟稔大半,在经营管理上已心中有数,充分体现了他踏实认真的工作精神。1925年唐山华新纱厂经营遇到困难,周叔弢被聘出任该厂经理,就任后,周叔弢改革规章制度,改进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作为一厂经理,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过程,不辞辛苦地实干,以身作则,给全厂职工做出了榜样。

  周叔弢先后在四个纱厂任职,后又到启新洋灰公司任职,都是奉命于危难之际,他深入实际,带头实干,勇于改革,以诚服人,平易近人,不避亲避嫌,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解放后,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市党外副市长,他深恐辜负人民希望和党的信任,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按政策办事,起表率作用。当他年事已高,不担任政府行政职务后,还积极参加所任的人大和工商联工作,不挂虚名,极力务实,年近九旬的老人仍不辞辛苦,亲临生产第一线视察工业生产、市政建设、农村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并提出积极建议,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

  周叔弢先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还表现在他的收藏上。周叔弢先生爱好收藏,藏书之富与版本之精负盛名。他收藏书讲求“五好”标准:版刻字体好、纸墨印刷好、题识好、收藏印记好、装潢好。得到好书后,装潢好的就照原样保存,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或楠木书匣装起,再平放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他对误人子弟的伪书深恶痛绝,1941年周叔弢花高价买进十几种敦煌草书字帖,回来研究发现全是假造的,他一把火烧个精光,说决不允许这种东西留在世上骗人。自己看书要先把书桌擦干净,书打开平放,或一手托书背端坐着。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子女这样做,看书要“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

  圈内人称周叔弢收藏书的标准苛刻得前无古人,我也不知他爱书惜书的讲究是否后有来者。周叔弢先生的精诚认真,令人叹服。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高尚的爱国情操

 周叔弢先生出生于爱国世家,平生行事无处不显示其浓挚的爱国精神:

    当他任职的唐山纱厂遭日寇在伪政府的支持下强行侵占时,他想办法抵抗、拖延,无力抵抗时,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愤然辞职;

    当日本宪兵队封闭燕京大学,爱国师生被捕、被困时,周叔弢积极资助爱国师生;

    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之时,周叔弢带头并做工商业人士工作,抵制国民党政府南迁的迫令,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周叔弢首先提出将启新洋灰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比全国的公私合营运动早两年,而且他自动提出放弃定息;

    文革期间,当几十名红卫兵手持棍棒气势汹汹闯入周叔弢家时,周叔弢迎上前去婉言告知,他有古书、旧画、印玺,都是国宝,应属于人民,愿全部上交国家。红卫兵为他的凛然正气和开明态度所感动。在天津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派人来清点接收,运走后,他为这些珍藏没遭到厄运散失而欣慰;

    周叔弢先生耗一生心血收藏了宋、元、明经、史、子、集、善本和清代善本书、敦煌卷子、战国古印、名人书画,个人经营所得大部分用来购书,有些还是历史孤本,这些古籍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可是他收藏古籍不是为了赢利,不是为了传之后代,甚至也不单纯为了爱好,而是为了保存民族的珍贵文物不致散失损毁,更不至流落海外,为他人所得。1942年他自订藏书目时就叮嘱子孙:“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叔弢捐书时对当时的政府领导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不遭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从新中国成立,他把自己精心收藏的共几万册善本古籍献给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有人统计,他无偿捐出的古籍珍品价值约40亿人民币!

   “上所行,下所效”,正是周叔弢高尚爱国精神的引领,他的子女纷纷效仿,数次向公共图书馆无偿捐赠善本古籍。

   2015年清明的周氏文化恳谈会上,周启晋先生的一段话让我感动:周景良先生在北大畅春园住的是老旧的宿舍楼,设施落后。周启晋听到消息说北大要给教授造新宿舍楼了,便高兴地对周景良说,十叔,你可以搬新家了。景良说换新房子要花钱的,他没这个实力。启晋说你不是有爷爷(叔弢,景良父,注)给你的图章什么的吗?景良语气坚定地说,那不行,那不行的,这个以后是要捐给国家的。听到这里我眼眶湿润了: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下,多少人使出浑身解数追逐房子、车子、票子。一些贪污腐败的高官,不仅有着金銮殿般奢华的住所,里面现代化的享乐设施一应俱全,还占有千万上亿的金钱和多了去的房产,而周叔弢先生的幼子,一个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守着价值不菲的古籍藏品要捐给国家,宁可住着陈旧的“蜗居”(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月前,我造访了北大畅春园某单元楼的一间房,那是显赫一时的安徽东至周氏在北京的一处‘蜗居’”),多么感人至深!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崇高的人生境界

    周叔弢先生心胸开朗,作风正派,生活朴实无华,对名利十分淡泊。

    晚清民国时期,上层青年中吸鸦片、娶姨太太是很流行的社会风尚,周氏家族中也不乏其人,周叔弢却洁身自好,绝不沾染,连吸纸烟这小小的嗜好也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冲击,被批斗、被抄家,子女有的被打成“特务”被关进牛棚,他都泰然处之,还对别人说:“这不过是暂时现象,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家乡东至县来人访周叔弢,谈及周家造福乡梓,至今为乡人所称颂。他说这些都是我祖父和我四叔做的,我没有做过什么,应当另做记述。有人给他写了一部长篇传记,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后把原稿叫人带回说,“三分之一是写祖父的,三分之一是写四叔的,都与我不相干;三分之一写我,有许多谬误和记述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让人把原稿取回,请他不要出版。”

    与周叔弢先生交往的文人学者更是这样崇拜、深情地赞叹他:

   “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谈吐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衣履朴素,不尚浮华。谈实业,他那种志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谈古籍金石,善本书,,他的学识渊博,见识过人。既是博学,正派,有修养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精干的富于爱国心的民族实业家。”

   “叔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豁达大度,胸怀坦荡,生活朴素而有节。”

  “叔老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和务实精神,永树风范”。

   正如周叔弢先生次子周珏良说的:周叔弢先生“有一种深在的对哲理、知识、艺术的非功利的爱好,因之,一生虽不乏名利,但对名利十分淡泊,有一种丰富崇高的人生境界。”

   1982年10月,周叔弢先生写下遗嘱:“ 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  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呜呼!如此周叔弢先生,襟怀如海,品格如山,在子女面前自然高峻威严,子女如何不景仰!   

 

   周叔弢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身教,他重视子女的基础教育,他认为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的文化教养。他高规格地制定长子一良的学习计划,亲自选定课本,选择最好的老师任教。他还重视子女的外文学习,请外籍老师教课,要求子女学外语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阅读和会话上,还应当通晓这个国家的古典,了解它的文化,这才是掌握外语的目的。子女进学校接受外语、数学等新式教育后,他又聘请老师来家里为他们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弥补学校中国文课的不足。

  周叔弢爱读书,书是父子感情的纽带,子女升学、成家,周叔弢都赠送古书籍作为对子女的祝贺、鼓励,家中始终荡漾着浓浓的读书空气。周景良先生说,“除去自身的表率作用,父亲最主动对我们兄弟进行的教育,就是鼓励我们读书,具体办法就是买书给我们......这是父子情感交流很重要的一条渠道”。

  周叔弢先生要求子女朴实做人,在给长子一良的信中说“人能笃实,必有辉光”。周一良说:“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至今不忘。以后一生悃福无华,比较朴素,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我的九个弟妹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周景良先生说:“家里书很多,整个的氛围就是要培养子女成为敦厚朴实读书人。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人能笃实,自有辉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这里我想起了林森浩。

   林森浩案发后在监狱自省:“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缺乏社会阅历就必须有阅读习惯。我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应试教育上,文学、宗教、哲学方面的书就看了大概三本,《围城》、《活着》、《三国演义》。如不阅读,看看电视剧也好,电视剧里也有很多人生道理。我生活太单调,除了做实验,就是运动,我记得有个师姐说我情商太低”。

   林森浩还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做人的讨论”。

   林森浩在给父亲的信件中希望家人多读书。他写道“请将我写予你们的书信给我的兄弟姐妹们看,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开卷有益。请将我银行卡中剩余的钱用于购买一些书籍,置于家中,供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后代阅读。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并终身坚持,不会差的”。

    终于醒悟了!这醒悟对于林森浩的家人来说无异醍醐灌顶。可是对林森浩本人,这醒悟来迟了,高材生林森浩,多么残酷的遗憾!

    当我们痛心当前道德教育的严重滑坡时,不由感叹:周馥家族、周叔弢给子孙后代营造的读书明理的家风,多么高明!多么高尚!

 

   周叔弢重视子女的基础教育,教育他们诚实做学问,诚实做人,也鼓励子女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对于子女所学专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从不干涉,全凭子女自己做主。子女们都选择了自己爱好的专业,凭着坚实的功底,不懈的努力,一个个走向学业的高峰,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为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既严格又开明,既精致又洒脱,这就是周叔弢独具特色的子女教育,透视着周叔弢先生的境界、眼光和胸怀

    藏书家傅增湘这样描述周叔弢:“君之为人也,貌婉而神清,才敏而志定,淡声色,薄滋味,寡气矜,畏荣进,怡然淡然,若与世无竞者。”

    是的,周叔弢先生,风骨清澈而峭峻,气质儒雅而高远,如仙一般的境界,给家族子女源源不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