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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研究 - 周学熙:从袁世凯幕僚到中国财税制度奠基者
周学熙:从袁世凯幕僚到中国财税制度奠基者

许敬  2019-1-3 10:13:00 浏览:291
 

 

 京师自来水公司这要从袁世凯升官讲起。袁氏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复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历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称帝这个荒唐举动之前,他一直是个精明强悍并踏实办事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对于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对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呼声在国内激起的反响毕竟引起了满洲权贵的疑惧。更重要的是,作为各地督抚的汉族大臣虽然表面上仍听命于朝廷,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却越来越大,已经俨然藩镇,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的两江、两广、湖广、闽浙等总督的“东南互保”就是个显然的例证。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就有袁世凯,当时他是山东巡抚。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后,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开始训练新式军队,这就是北洋军的发端。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慈禧对袁氏的真实想法,事实是,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了中枢地位当然更高,但手上的实权却失去了。不过至少表面上,慈禧还是和袁世凯非常亲密,经常召他进颐和园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两人正在对答,一个小太监进来和站在墙角的李莲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问他们说什么,李莲英连忙上奏,说紫禁城中的绸布库房着火了,幸好已经扑灭,没造成重大损失。于是慈禧随口问了一句:“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袁世凯本来就头脑机敏且勇于任事,当场他就提了个方案,就是在京师开办自来水公司,并派他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周学熙主理此事。当时,北京人生活用水的获取状况很不理想。皇宫和达官贵人都从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么打井,要么买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碱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结满了白垢,很不利于健康。因此即使从民生角度来看,开办自来水公司也是必需的举措。

 

                                                    周 学 熙

 

之前农工商部早就在筹划此事,就是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凯已经不再是地方大员,当然也拿不出钱来开办。周学熙毕竟有着丰富的财经和金融经验,他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发行股票。京师自来水公司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这张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张股票。

 

北京当然不是水源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项工程共铺设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处水龙头,并且在东直门修建了五十二米(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水塔。这要很多钱,经测算,总额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而这些钱,必须完全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这使得周学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资概念是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很少有人会花重金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片。于是,周学熙只能动用他在天津开设的官银号作担保。天津官银号是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命周学熙创办的,实质上就是官办的天津银行,由这家银号担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购买开始踊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师自来水厂的股票还具有债券的性质,因为天津官银号担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来水厂赚了钱还要享受分红。但是官银号本身也没有吃亏,因为它成了这张股票的经销商。股票通过银号不仅在北京、天津两地发售,还推向了全国的各大商埠,最远的行销地是汉口。

 

 

 

京师自来水公司票据

 

即使通过发行股票筹到了开办费用,周学熙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正常工程的艰难且不去说它,管线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开掘地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尤其是路过坟墓的时候,老百姓会认为破了风水而和施工队大起纠纷。而且施工期间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去世,国葬期间还不许施工。此后的麻烦就更大了。溥仪上台以后,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周学熙在朝中的后台倒了。经过不到两年的建设好不容易自来水厂终于产水、通水、出水,但接下来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满了不信任,不愿意买水。

 

皇宫里的满洲亲贵是不屑于用自来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为他们认为水龙头里出水看着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龙头里冒气、冒泡的话,老百姓就更排斥了。周学熙只能亲自上阵,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宣传说服,就这样,自来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广开来,逐渐成为民生之必备。

1947年,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创办四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市民要求,表彰了创办人周学熙。周氏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听到消息非常感动和激动,还特意写了两首诗感谢这次表彰。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带着满意和安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周学熙和袁世凯

周学熙是贵公子出身,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周馥。李鸿章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周馥投身他的大营下做个文书,之前只是在大街上摆算命摊的。周馥有一个长处,就是书法非常好。有一天李鸿章翻阅文件,偶然发现其中的一份字迹特别工整清丽,一问之下,写字人叫周馥,于是李鸿章就常把此人带在身边,逐步培养,直到他成为直隶布政使。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替了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来的山东巡抚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时,他的儿子周学熙正在帮袁世凯开办山东高等学堂。

 

周家和袁家是世交。1868年,十岁的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庆来到南京,认识了三岁的周学熙。在随后的两年内,袁保庆和周馥是两江总督府的同僚,袁世凯和周学熙也成了要好的玩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命令周馥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命令袁世凯前去协助,这是两人共事的开始,后来还结了儿女亲家。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此期间,考取举人的周学熙却科场困顿,再无长进,遂心灰意懒,想在实业上重开一片天地,于是在1901年投奔袁世凯,开始了两人长达十五年的事业合作。

 

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成立,将袁、周两人的合作期一分为二。前一时期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重要官员,戮力于直隶乃至北洋地区(如今的京津两市,还有河北、山东、辽宁三省)的工业、财经、金融建设,周学熙襄助甚多。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天津官银号、京师自来水公司和山东高等学堂、直隶工艺总局的设立,还有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都是由袁世凯支持,周学熙操办的。

 

袁世凯擅长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运筹,经济层面终非强项。但一切经营终究以工业、财政和金融为基础,所谓“实业救国”,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谈。这方面就需要周学熙这个财经专家的鼎力相助了。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合作伙伴甚至是朋友。1909年初袁世凯被逼下野,隐居于河南家乡。第二年三月份,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已经七十五岁高龄,还以亲家的身份长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坟,周学熙也从北京赶去会合,父子两人一共在袁世凯家住了十天,相谈甚欢。如此殷殷情意对于下台失势的袁世凯而言无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证明了周、袁两家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时局的考验。

 

 

                                                 周学熙的父亲周馥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压力非常之大。先不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挑战和地方势力在军事上的挑战,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的困窘。清廷原本没有公共预算的理念和举措,到了1911年,才根据当年的收支情况编制了第二年(即宣统四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而事实上,整个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就连一向忠诚有序的北洋军也开始闹饷哗变,在京师重地纵火抢劫。

 

    此时,袁世凯想到了他长久信任的财政专家周学熙,在1912年7月任命周为财政总长,主要负责对外借款事宜。这场所谓的“善后大借款”曾经遭到过广泛的攻击,但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我们也想不出,以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如不低头向列强借钱,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迅速挽救财政危局?让老朋友从事这项工作,袁世凯是把周学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攻击,清誉受损。第二年四月份借款成功签字,他也黯然辞职了。

 

这项向列强借款在心理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在技术上起到了杠杆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关键。从此北洋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到1915年,财政收入已经上升至一亿三千万元。

 

中国财税制度的奠基者

1912年7月担任财政总长以来,周学熙一方面举行“善后大借款”的筹措工作,和列强银团唇焦舌敝地反复折冲,另一方面连续向国会提出了三个财政税收方面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意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使得财税制度开始现代化。周学熙认为,清朝的税收体制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穷人纳税繁多;富人反而不纳税;地方截留严重。就此,周学熙设计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两利的财政体系和纳税方案,但还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了。

 

1915年4月,周学熙被再次征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才开始有时间、有精力推广他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他首先设立新的财政管理体系,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同时将盐务直属于中央;然后整理田赋,公平丈量。他的这些举措开始了中国税收体制的新时代,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

 

 

    (本文摘自许敬《金融是本故事书》,后浪出版公司2016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