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热线:0566-7029901

 

    最新图文
    热点文章
    关于我们
      纸坑山周氏远祖是唐代的中丞周访,由徽州迁至东至。后裔中有唐末大臣周繇、宋朝武将周泰星等。 近代自周馥始,枝繁叶茂、绵延昌盛,发展成庞大的家族,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究其因:崇文重教博学慎行,笃信仁厚家风端淳,乐善好施桑梓情浓,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韧的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成立周氏文化研究会,开辟网站、博客平台、出期刊、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挖掘、交流周氏文化,让周氏文化精髓在乡里得以传承、发扬光大;促进海内外周氏后人的联谊和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支持;促进周氏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 ————《了解周氏家族》
联系我们

  • 电 话: 0566-7029901
    传 真: 0566-7029901
    地 址: 东至县尧渡镇至德路26号信发集团六楼
    Q Q: 群号:121012533
    群主个人:78692373
 
家族研究 - 钱文忠:记忆中的周一良先生
钱文忠:记忆中的周一良先生

钱文忠  2019-2-11 10:21:46 浏览:186
 

 

 

 

周一良

 

 ●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璗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

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

 ●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自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

 

当年考大学,北大历史系只在上海招一个,听说似乎是内定了要招如今已在美国费城大学的杨继东兄的,何况我的第一志愿是考1949年以来只是第二次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也是推荐特招的。因此,尽管我的历史考分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分之一,但我进的却是外语类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而且,大概是在我进大学的前一年,一良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听过周一良先生的课。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我却都应该算是一良先生的学生。当然,只能算一个差生。

 

道理很简单: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一良先生是多年的好友。一良先生为《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口述写的“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55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

 

 

                                                 留学哈佛时的周一良(右一)

 

大约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考证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的文章,呈交给季羡林师。当时还不怎么懂事,不知道应该珍惜老师的宝贵时间,什么烂文章都往季羡林师那儿送。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璗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文章经过修改发表了,我也从此开始时常到燕东园24号一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请教,总是如沐春风。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自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小孩子不懂得应该克制一下好奇心,我就直接问过一良先生何以臻此?一良先生似乎并不以为忤,答曰: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趣,自己酷爱京剧,连形容陈寅恪先生讲课之精彩也是“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可是,唱起京剧来,却是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然而,外语定音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写了一篇文章,比勘马鸣的“Buddhacarita”诸梵本,试图归纳写本系统。原来是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季羡林师像当年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一样,用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将我自鸣得意其实尽是废话的“导论”完全删落。剩下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的《试论马鸣〈佛本行经〉》。里面提到了一良先生发表在1948年4月17日《申报·文史副刊》第19期上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认为一良先生“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不过,周一良先生‘佛本行经和庞大的佛本行集经尤其无干’的说法似乎可以商榷。实际上,《佛本行集经》主要是引文,尤其在第四至第九品以及第十一品中更是大段大段地抄自《佛本行经》。这个情况琼斯顿早已指出了。”现在看来,先不说当时才24岁的我的这段话语气显有不逊之嫌,若就事论事,一良先生关心的原本也只是“名称和译者”,我的问题不在一良先生的题中,我的蛇足之论才真正是“无干”。一良先生岂能不明白?然而,当我前去拜望时,一良先生主动提到我的文章,微笑着说:“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十年,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送你8个字:‘空谷足音,后生可畏。’”我敢保证,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因为能得到一良先生的称赏,要说不得意,那就实在是虚伪了。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冒失,却在1996年收到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不禁还是首先翻到那一篇,在文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补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载钱文忠同志《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对此文有所引申论证,希读者参看。1993年2月编定自选集时补记。”1993年,我离开北大,几年间在南方漂泊,人隔千里,我只觉得一良先生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近过。

 

我的脑海里满是和一良先生相晤相对的影像,挥之不去……

 

 

                                                                          周一良全集

 

1990年8月,我得到联合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当我知道一良先生竟然也去时,我大喜过望。就赶忙与一良先生相约,一同飞往乌鲁木齐。就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目睹了不能忘却的一幕。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提出要替一良先生提包,一良先生却一直不肯。不料一进机场大厅,一良先生却把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加快脚步,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人迎上去。等我醒过神来,赶上去,就只看见一良先生微躬着身,握着那个人的手在问:“您身体可好?您也去开会啊。”我在旁边定睛一看,那个人似乎不见得比一良先生年高,个子瘦小,腰板笔直,双目精光四射。手提网兜一个,内装老式脸盆暖壶,似乎颈后还有一顶草帽,仿佛要下乡的样子,这在满是西装革履的候机大厅里可是有点突兀。那人却神闲气定,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什么不协调。一良先生回过头来,为我介绍:“小钱,这位是林志纯林先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一良先生又补上一句:日知先生啊。”日知先生,那可是比当时已经77岁的一良先生还要年长许多的,哪知看上去如此矍铄,我赶紧鞠躬如仪。一路上,两位先生不顾苏制图154震耳的噪音,不停地亲密交谈着,看来他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我观察着一良先生,他在亲密中一直不失对年长者的关切和敬重。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我有幸忝列日知先生的弟子黄洋兄和金寿福兄的同事,前不久还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不过,我想,此生此世,恐怕我是不太会再谈的了。

 

尽管我见到不多,但是,一良先生也有批评人的时候。就在那次会上,我用英语宣读论文“TheAncientChineseNamesofIndiaandTheirOrigins”(《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读完,坐到一良先生身边。一良先生就说:“accent(重音)错了好几个。”然后复述,为我纠正。我在佩服一良先生的过耳不忘的同时,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是慈眉善目的话,那么,儒雅矜持的一良先生也还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可能说怒目有些过了,但是,的确是金刚般的严肃。还是在那次会上,一良先生忽然对我说:“这成什么话,简直岂有此理,丢脸丢到家了。你看———”我惊讶地接过一良先生递过来的一篇论文,不禁也为之脸红了:在该文的英文摘要里,提到不少日本学者的名字。作者不知道这些名字日文的罗马字母围写拼法连字典也懒得查,也不去请教懂行的人,居然径直以汉语拼音出之。举个例吧:中村元不说HajimeNakamura,而说Zhongcunyuan;汤山明不说AkiraYuyama,而说Tangshanming!我想,这样的“学者”今天大概是还有不少的吧,似乎大可不必为他们脸红的。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周一良   著

 

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的旧居“临湖轩”。一位外国学者来访,举行一次范围不大的交流活动。事先考虑到与会者未必都能讲外语,准备了翻译。偏偏有那么一位很有些年纪和地位的学者,不知藏拙,坚持自己讲英语。那实在是不可卒听的“英语”,悍然不顾一切的发音和语法规则,直听得人肚肠根和牙根一同发痒。散会,陪侍一良先生回家,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听感。一良先生的回答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要是有个地洞,我都要替他钻下去。”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了。可是,有一件和我的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事,也是一良先生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却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我有五六年时间不能到学术机构工作,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了。一天,忽然有位朋友传话,说王元化先生让我去看他。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王先生的地位是那么崇高,自己当时又多少有些自暴自弃……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遵命趋谒了。从此,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又多了一位恩师、严师,在王先生和其他先生的关心下,不久我又得回到了学术生活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也实在很是奇怪,王先生是怎么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不成才的年轻人的?终于有一天,王先生仿佛不经意地问我:“文忠,你知道是谁最早向我提起你的啊?”老先生好像认定我想不到,就直接说道:“是周一良周先生。”王先生接着说:“我和周先生并不认识,有次开会才遇见。会议安排我们坐一辆车。周先生握住我的手,介绍了你的情况。还说你这个小孩子很倔,认为在上海只有我才可以管住你,不能让你再漂下去,你还是应该做学问啊。”

 

这实在是……我的确没有想到。可是,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难道不应该想到吗?当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胸口也受到重重的一击,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我傻傻地看着神色凝重的元化先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作者系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