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热线:0566-7029901

 

    最新图文
    热点文章
    关于我们
      纸坑山周氏远祖是唐代的中丞周访,由徽州迁至东至。后裔中有唐末大臣周繇、宋朝武将周泰星等。 近代自周馥始,枝繁叶茂、绵延昌盛,发展成庞大的家族,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究其因:崇文重教博学慎行,笃信仁厚家风端淳,乐善好施桑梓情浓,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韧的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成立周氏文化研究会,开辟网站、博客平台、出期刊、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挖掘、交流周氏文化,让周氏文化精髓在乡里得以传承、发扬光大;促进海内外周氏后人的联谊和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支持;促进周氏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 ————《了解周氏家族》
联系我们

  • 电 话: 0566-7029901
    传 真: 0566-7029901
    地 址: 东至县尧渡镇至德路26号信发集团六楼
    Q Q: 群号:121012533
    群主个人:78692373
 
家族研究 - 周启乾:《周叔弢日记》中的祖父及其友人
周启乾:《周叔弢日记》中的祖父及其友人

周启乾  2019-2-18 16:05:49 浏览:186
 

         古籍 2019-02-17 21:36:11

祖父虽然早在1952年就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赏鉴文物古籍的兴致依然不减,并在生前陆续无保留地将所藏悉数捐出,得以完好保存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之于民,可谓得所。从现存《日记》中可见,他在工作之馀,与友人谈书论画,切磋交流,从中获得乐趣,也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尽了一分力量。

祖父周叔弢生前撰写的日记,除了抗战前部分在日军进入租界前销毁外,“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后仅存者,只见手抄1952年5月至1962年8月的“日记择抄”一册(校读者案:据启乾先生赐示,弢翁1950年代所用日记本,为一皮夹活页本。此十年日记“择抄”于何时,如何择取抄存?景良先生及启乾先生均不详,一直至弢翁身后,方知有此五册日记之存在),及1962年9月至1963年12月和1965年6月至1966年8月的日记各一册,共五册。记载虽然十分简略,但毕竟雪泥鸿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

 

祖父虽然早在1952年就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赏鉴文物古籍的兴致依然不减,并在生前陆续无保留地将所藏悉数捐出,得以完好保存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之于民,可谓得所。从现存《日记》中可见,他在工作之馀,与友人谈书论画,切磋交流,从中获得乐趣,也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尽了一分力量。

 

在《日记》所涉及的时间段内,有些时日恰值我正在祖父身边,所记一些人和事也属亲见亲闻,读后自然不免引起回忆并有所联想,现拉杂写下,聊作对先人的缅怀与追念。

 

在文化界,祖父与赵万里 (斐云)先生(1905—1980)可谓惺惺相惜,友谊长达半个世纪。赵长期担任北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负责人,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早自上世纪30年代,祖父与赵即开始交往,相互切磋。赵为祖父代购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祖父也为北图购藏古籍尽力。他们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不断。

 

对于新中国的建立,祖父与多数国人一样欢欣鼓舞,他要把数十年精力所聚收集到的善本古籍举赠国家。1952年6月下旬,他正在北京开会,29日记:“郑西谛来谈捐书事。赵斐云以为是意外大事。”可见正是在此期间,与有关方面正式敲定了这件准备已久的大事。随后,当年8月31日又记:“张葱玉、赵万里、高熙曾来取藏书。”9月3日,“藏书运京”。至此,所藏善本入藏北图。赵与祖父相知甚深,仍以为这是“意外大事”,可见此举的不同寻常。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祖父常去北京开会,每次也都要抽暇去北图看书并访晤赵万里先生,赵也常来祖父住地回访。1953年秋至1956年夏,我在京读高中期间,祖父每来京即召我陪侍,所以我也不只一次见到过赵。他那时正值中年,中等身材,戴眼镜,平头,常穿一件风衣,神采奕奕,脚上穿的鞋是那时特有的,现已见不到了。它介于传统中式布鞋与西式皮鞋之间,虽是黑色布面,但使用胶底,系鞋带,样式无异于西式皮鞋。后来又在南开见到雷海宗先生也穿这样的鞋,看来这在知识分子中还是颇为流行的。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赵的突然来访。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刚起床,尚未收拾,赵即敲开了旅馆的房门。那显然是他要赶在清晨上班之前来谈事情的。由此也可见赵与祖父之间熟稔的程度。

 

在祖父《日记》中,不乏有关到北图等处看书的记载。例如,1952年8月9日记:“在北京图书馆阅潘氏、刘氏、翁氏所捐书。”9月20日记:“到北京图书馆看中国印刷发展史预展。我所藏善本部分陈出。清代书籍选择不精。”1953年的记载有:1月29日,“夜偕赵万里、唐兰到郑西谛家晚饭,畅观西谛藏书。多罕见本,版画尤佳。”1月30日,“到北京图书馆阅新收善本书。”5月29日,“早到北京图书馆和徐森玉看新收善本书。涵芬楼,瞿氏。”

 

1963年的《日记》可见:7月4日,“到北京图书馆晤赵万里,看冯已苍校抄本《潜夫论》”,认为“此是真本,南京图书馆是传写本”。11月14日,“到北京图书馆晤赵万里,看宋葆淳画《小桐溪图》,题跋甚多;看宋棚《周贺》、朱庆馀《李丞相诗》、尹氏本《续幽怪录》、赵之谦《致潘伯寅信》,谈钤印法甚详。又见西谛所藏宋本《政经》”。11月19日,“赵斐云来谈,请其题《勘书图》。”

 

祖父有时即使是当日往返于京津之间,也常要抽暇往北图一行,访赵或者看书。例如,1963年2月25日“早六时车赴京”,上午开会后,即到琉璃厂,到国子监街中国书店,又到北图“晤赵万里,阅新购书,萧江声手抄《穆参军集》为佳。……5时馀到车站,6时23分95次车返津。”1965年12月4日正值星期六,“早6时乘汽车赴京”参加会议,“(午)饭后到廼兹府观场胡同访赵斐云,同到琉璃厂中国书店。……又同到谢刚主新屋,值刚主往琉璃厂,未遇,我即返津。”

 

从《日记》上看,直至解放以后的五六十年代,祖父仍常为北图收书不辍。例如,1953年4月26日记,“为北京图书馆收宋本《无为集》”。1962年12月15日从天津古籍书店取来万历本《客越集》等书,认为“皆罕见之本”。次日“细阅”,进一步指出:“《客越集》是万历癸巳(1593年)刻,淄川王巽南游所作诗,亦是写刻本。”随后即于12月18日赴京开会。至1963年1月8日《日记》又称:“得张振铎信,《客越集》可售北京图书馆。约斐云来晚饭。”由此可见,祖父是把此书带到了北京,赵万里先生欲为北图收藏,祖父又致信天津古籍书店经理张振铎,得其回信同意,遂约赵来住地晚饭并取书。同日《日记》还郑重写道:“赵斐云取《客越集》去,我从天津代购,明万历本,极精,是人间孤本。”对于这件事,有的出版物作“赵万里来津取回代购之明万历本《客越集》”,显然不确。

 

1963年2月14日记,与天津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姒兼山“到古旧书门市部,兼山选购书数种,明本《东所先生集》,嘉靖广东刻本,白棉纸初印,我本拟为北京图书馆代购,兼山选去,不能与之争矣。我代选万历本《颜氏家训》,亦罕见之本”。此后,7月14日又记:“写赵万里信,代购《耳溪散稿》。”

 

赵万里先生充分了解和重视祖父自庄严堪藏书的宝贵价值,早在1960年代初已筹划为之编目出版。据《日记》,祖父于1962年12月10日赴京开会,赵于次日即来住处造访。《日记》称:“与万里谈编藏书目录事,明年拟列入馆中工作中一部分,并附印书影。规模甚大,不知能否实现。”对于能否实现,祖父不无担心。事实也表明,这一担心不无道理。无论祖父或赵万里先生,生前都未能看到《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的出版。

 

1965年9月,天津市文化局希望祖父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一讲善本书。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祖父对此十分重视。他利用馀暇动手写讲稿,前后历时数月。完稿以后,于1966年2月1日“写赵万里信,寄《谈谈善本书》稿,请他改正。”至14日又记,“斐云回信,对于善本书的讲稿增改不多。”凡此都可见祖父对赵的信任。直至当年8月15日,日记中仍记有“午后整理《谈谈善本书》讲稿”,亦可见祖父的认真。然而,导致十年浩劫的“文革”风暴已经刮起,不仅“善本书”无从“谈”起,就连每个人的前途乃至生命,也都难以预卜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无法估计,在那人妖颠倒的非常岁月中,赵万里先生同样不能幸免。他被关入“牛棚”,备遭凌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沉重的病体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终致丧失语言和肢体功能而瘫痪在床。在十年浩劫中,祖父曾经两次登门探望。第一次尚有知觉,能进饮食,但不能说话。第二次则已是昏睡不醒。至1980年,终于赍志而殁。对此,祖父深为惋惜,曾经多次谈起。我以为,有几句话最为恰切地反映了祖父对赵的学术造诣与工作态度的高度评价。

 

那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祖父收到黄裳先生赠书,阅其《忆赵斐云》一文而引发的。祖父于1981年12月26日致黄的回信中,谈到“缅怀老友,曷胜凄怆!”,并进一步指出:“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祖父还谈到了两次探访时的痛心疾首:“迫害之酷,如同目睹,悲愤不能自已,亦只徒唤奈何耳!”

 

我想,祖父于1952年将所藏最精善本古籍捐出,首先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但也应看到,他对如赵万里这样为国典守古籍者的高度信赖,当也是原因之一。

 

 

                           约1942年,作者与祖父周叔弢先生合影于天津。

 

谢国桢(刚主)先生(1901—1982)是著名历史学和版本目录学家,与祖父也有半个世纪的交往。刚主先生早年同样供职北平图书馆,对于祖父搜求古籍多有帮助。近年,孟繁之先生示以刚主先生1944年所撰《雨窗谈书·周叔弢》一文,可见他那时已是祖父自庄严堪藏书的知音。文中说:“叔弢先生是皖中华胄,可是为人精明谨慎,持身如同清素,一点没有布儿乔亚的派头”,自庄严堪虽然收藏了不少佳椠,但是“决不因此夸耀于人;也不愿意人们认他为藏书家。但是认识他的,没有不感觉他是一位很诚笃的朋友。”

 

我最初见到刚主先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祖父尚住在天津桂林路,一般来客是在楼下客厅中接待,但刚主先生不同,他是径直来到二楼的起居室与祖父见面。新中国肇建之初,人们的服装也是新旧交替,开始发生着变化。与多数人已改穿中山服不同,刚主先生那时依然还是身着灰布大褂,手拿传统的小包袱,像是一位旧时的教书先生,而那时他正在南开大学执教。就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与教书相比,从事科研当更适合刚主先生。后来,他果然就调往北京的研究机构了。

 

从祖父《日记》看,刚主先生到京后,他们依然保持联系,用刚主先生的话说,是常有 “一瓻之借”。祖父每赴京开会,即常有机会见面。据1963年7月5日《日记》,“晚谢刚主来,携《道山清话》(旧百川本),明代原装;《愚谷文存续编》,陈仲鱼、吴虞臣校样本;明万历张栋刻《绝句辨体》,清代印本。三书皆别致有味。”又记:“《道山清话》我以白棉纸本相易,其他两本书以43.50元收之。”祖父返津以后,即于7月15日“写谢刚主信,寄《道山清话》”。这里提到的《愚谷文存续编》,本是清代藏书家吴骞(1733—1813)所撰,但有的出版物却颠倒了时序,将其说成“明万历张氏刻本”,显然有误。

 

当年11月24日(星期日),时在北京的祖父又有“到来薰阁,遇谢刚主”的记载。1965年12月4日,祖父当日往返于京津之间,仍抽暇与赵万里一起“同到谢刚主新屋”,但因谢往琉璃厂而未遇。

 

在历经“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无论祖父或是刚主先生,鉴于“朋友往还,老成多已凋谢”,都不免“山阳闻笛之感,黄垆怀旧之思”,但“童颜白发,时相过从”。新时期中百废待举,几经拖延的《自庄严堪善本书目》的编辑和出版又提上了日程,为该书写序,当非刚主先生莫属。他在1981年9月执笔的《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中,对版本目录之学作了深入的分析,也对祖父藏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与45年前(1936年)藏园老人傅增湘所撰《周君叔弢勘书图序》遥相辉映,为我国藏书史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一笔。遗憾的是,刚主先生同样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校读者案:《自庄严堪善本书目》198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刚主先生1982年9月即已下世)。

                                                   

 

赵万里(斐云)长期担任北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负责人,常为周叔弢代购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周叔弢也为北图购藏古籍尽力。他们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不断,两人的友谊持续半个世纪。图为周叔弢致赵万里信,落款处“半雨楼”印是周叔弢为所藏宋蜀本《王摩诘文集》所治,因内有“山中一半雨”句。

 

祖父与黄公渚的交往,在《日记》中只见一处记载,但很值得注意。

 

黄孝纾(1900—1964)字頵士、公渚,号匔厂,别号霜腴、辅唐山民、灌园客、沤社词客,天茶翁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其父黄曾源(1857—1935),字石孙,清代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五城监察御史。因梗直敢谏,受到权贵排挤,外放徽州知府、青州知府,两任济南知府。辛亥革命后避居青岛,与姻亲刘廷琛为邻,所建藏书楼称“潜志堂”,与刘廷琛的“潜楼”及于式枚的“潜史楼”,并称“三潜”藏书楼。

 

1912年至1914年间,祖父也居青岛,玩伴中就有刘廷琛之子等一些逊清遗老的子弟。他与黄公渚的相识,当也是在这时。此后,自1919年起,祖父又在青岛工作数年,与黄再续前缘,应是意料中事。

 

黄公渚读书条件优越,据称其少治经学,喜考据,精训诂,尤擅国画。1924年即鬻画于上海,并受聘主持刘承干(翰怡)嘉业堂藏书楼十年,得以遍读所藏古籍。其间还参与词学组织沤社的活动,活跃于文坛。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文科教授,专于诗词与书画,著作迭出。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自青岛迁济南时,以身体欠佳和酷爱崂山山水而未随迁。

 

1963年4月26日至29日,祖父为参观考察文物保护与园林绿化,到访青岛这一旧游之地。据4月27日《日记》:“午后……到文化商店,选墨二枚。遇黄公渚,已二十馀年不见,同到苗海南处看大涤子《巢湖图》。”随后,又“到公渚家,匆匆看画数卷,题跋中有洪昇、孔尚任、徐釚,皆难得”,并记“公渚以所画山水一幅见赠”,足见二人的情谊。当然,祖父万万不会想到的是,此次相见,竟是永诀,仅过一年之后,与老友就是天人两隔了。

 

原来,黄公渚常以其所长,为公私藏家鉴定文物书画,但竟然因此罹祸。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他被诬为“不辨真伪”、“以真伪假”,将其召至济南进行批判。突然遭此莫须有的罪名,黄视为奇耻大辱,即在济南投缳自尽。三名家属闻讯后,坐在一起轮流喝下敌敌畏,也追随而去。作为“文革”的前奏,这惨烈的一幕令人震惊。在随后的“文革”中,黄公渚珍藏的众多文物书画、著作手稿,同样在劫难逃,被当成“四旧”付之一炬,据说沥青路面为之熔化。(参见刘怀荣《黄孝纾生平、创作与学术成就述略》,《文史哲》2008年第4期;李昌玉《四清投缳的国学大师黄公渚》,共识网)

 

祖父与黄暌隔于津鲁两地,虽然不一定能够及时得到凶信,但黄在新时期得到平反昭雪以后,总应能有所耳闻。祖父于1982年4月在为清道光刻本《古文辞类纂》题跋时,特别详细介绍了清代雕版名手穆大展的生平与事迹,强调这是“吾友黄公渚”“为我略述穆氏生平”所提供,同时指出:“吾友黄公渚藏穆大展五十六岁时娄东陆星山灿为穆氏所绘《摄山玩松图》,题咏者八十一人。”

 

1983年,即祖父逝世前一年,又应天津古籍书店经理张振铎之请,写成《清代雕版刻工穆大展略传及刻书资料》,同样是运用“吾友黄公渚”提供的材料,在彰显前辈雕工辉煌业绩的同时,也使亡友的学术贡献得以传扬而不致湮灭。祖父或许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在默默地怀念故人。(参见李国庆《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229-230、238-239页。)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与祖父来往较多的有劳健(笃文)、徐世章(端甫)等先生,常能在家中见到。可惜这两位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已相继去世,故祖父《日记》中反映无多。从《日记》可以看到,在60年代,交往较多的有张重威、翁之憙等先生。

 

张重威(1901—1975),银行家、收藏家、曾任中南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平分行),1949年任上海总行副总经理。张的身体看起来十分瘦弱,后来知道,他的胃已大部分切除,离职后即以古籍文物自娱。张与祖父同住天津睦南道,可以说是斜对面的邻居。从祖父所遗部分《日记》看,自1962年9月2日至1966年7月3日,即“文革”风暴已经刮起,其间与张交往不断。

 

关于共同赏画的记载,祖父1962年11月3日(星期六)《日记》称,“早到重威家,纵阅所藏画卷,以倪骧、黄公望、仇英为最佳。”12月2日(星期日)又记:“早到张重威处看钱叔宝画卷,仿小米云山着色,在钱画为别品,索价5000元,可称骇人之价。又见董其昌《山水》画稿,无款,只有陈眉公短跋。文徵明《兰竹》卷。”至1963年6月8日,又记:“早到重威处看仇十洲《赤壁图》。”至1966年2月27日,祖父还曾携带取自艺林阁的字画访张:“到重威处,以前日所取程庭鹭《艺圃图》《沈凤画册》示之。”

 

近年从互联网上看到,称张重威收藏有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仇英《赤壁图》、黄公望《溪山雨意图》等名画;又说仇英《赤壁图》手卷在嘉德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以7952万元成交。祖父日记正可与之相互印证。

 

在鉴赏古籍方面,祖父与张的交往更为深入。例如,《日记》称,1962年9月9日(星期日),“午后重威来谈,示我天顺本《欧集》,已有补板,是汪阆源藏书。又经厂本《文献通考》,有‘广运之宝’印。”1963年2月,祖父见到明崇祯元年进士刘若宰的尺牍后,“到重威家,请他考订刘若宰生平”(2月10日日记)。1965年6月27日(星期日),“早到重威处,交渠明嘉靖吕维垣本《春秋繁露》照片”。

 

同年7月18日,时任天津市长胡昭衡以所藏明八卷本《王维集》示祖父,并请题写跋文。20日,祖父即携此书访张,共同研究和欣赏:“午后携 《王摩诘集》访重威”,并“从嘉靖苏州徐刻《唐文粹》中寻得刻工章景华名”,认为“王集卷一第二页下方有章景华名,此本只此一页有刻工姓名,亦不可解,但为嘉靖苏州刻可确定”。

 

1965年7月22日,祖父赴京开会,早去晚归。会后前往海王村中国书店,除自购辽府本《昭明太子集》外,又“为张重威代购陆锺辉刻《陆宣公集》”,并称赞该书“极精”。7月27日又记:“重威傍晚来小坐,他新得陆锺辉刻《陆宣公集》,倩我作跋。”于此可见二人的交谊。至1966年2月11日,《日记》中又见:“北京寄赵注《水经注》来,白纸绝初印,甚可爱,已定归重威。”

 

祖父十分重视清代佳椠,认为它可以“上追赵宋,下俯朱明”,并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例如,1966年1月1日,“早访重威,见《江春兄弟集》”,即记载其“开花纸印,极精美,刻工有夏天佑”。随后,1月31日,“到重威家,借《江氏二先生集》来”,认为此书是“嘉庆刻本,纸印精美,书林无上上品。”继之,又应邀于2月11日“为重威所藏《新安江氏二先生集》写题记”。上海古籍书店在津举办展览,祖父也曾于当年3月3日和6日,两次与张一起前往参观。

 

据《日记》,祖父于1965年8月2日从张重威处“借来《约园杂著》三编”,阅后指出其“有藏书跋及所藏明本编年书目”,“明本大部分是陶兰泉旧藏,”认为“此公对版本不甚内行,按年编目却别开生面”。按《约园杂著》作者为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号泳霓,别署约园,曾参与创建光华大学,并任校长。关于《约园杂著》,有的出版物错认为“是书载有藏书跋文及重威自编《所藏明本编年书目》”,显然不确。《日记》中所说的“此公”,明显是指张寿镛,而非张重威。彼张非此张,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从《日记》上看,以祖父访张为多,但张也时有来访。例如,1966年5月2日,记有:“午后重威来谈赴北京到琉璃厂情况,拟购明白棉纸印《国语》《国策》《唐文粹》诸书。”直到1966年7月3日(星期日),《日记》仍记有:“早到张重威家,借明天启金陵一贯斋刻朱墨本《三元选择丹书》”,又指出:“明代朱墨本盛于吴兴闵氏、凌氏,金陵本只有此刻,惜书的内容无足取。”这时,“文革”风暴已经掀起,老友之间的相互切磋也就戛然而止了。

                                         

 

 

周叔弢应瓮克斋邀请,写老子《道德经》中的处世箴言相赠。全文(原件无标点)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一九六二年十月写奉克斋道兄法正,周叔弢。”

 

翁之憙(1896—1972)字克斋,系翁同龢侄曾孙,精于英文,擅书法、绘画。早年供职开滦矿务局,新中国成立后,是天津市医学图书创建人之一。祖父1952年8月9日《日记》:“在北京图书馆阅潘氏、刘氏、翁氏所捐书”,其中翁氏书当即指翁之熹所捐翁同龢、翁斌孙藏书。之憙父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清末曾任直隶提法使,并保存有其叔祖翁同龢的部分书籍、字画等。辛亥革命后隐居天津,以读书和鉴藏自娱。翁之憙是斌孙幼子,无论书法、绘画,皆受其熏陶。

 

祖父1952年8月31日《日记》,除记载北京来人取去自己所捐藏书外,还提到了“翁克斋捐宋本《论语集说》”。由以上所述可见,翁之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即捐献古籍文物之一人。

 

从现存祖父1962年9月以后的部分《日记》可以看出,他与翁的交往也相当密切。例如,1962年9月9日(星期日),“早到叔诚九舅(按指张叔诚,有姻亲关系)处,克斋以罗两峰夫妇及沈石田印鉴照片见贻”。10月7日(星期日),“到重威家及九舅处,翁克斋携至翁同龢跋本汉碑两种同玩”。10月28日(星期日),“早到张九舅处,翁克斋携来《兰亭》拓本二册,有翁叔平题语”;“午后到克斋家,见恽南田临文徵明《桂花》小幅,并临各家题语极精”。对于所见写经与善本古籍亦有评论:“见高配元代写经(至元二十二年)一卷,磁青纸金字原装,经尾题‘式目录事大盈署令金必为书’,此殊罕见。另敦煌写经《沙弥威仪经》一卷,小字亦佳”;“善本书有张力臣手抄《薛氏钟鼎》二册,怡府抄隶续开花纸精钞原装,亦颇可爱。”12月6日,又记:“到翁克斋家,看卢象昇对、陈鸿寿刻《金冬心杂著》,极精。”

 

在此期间,祖父还曾于10月10日应邀“写翁克斋字册”,并自我评价称:“我写字毫无功夫,笔不称手,只见其拙劣。”然而,祖父究竟题写了什么内容,《日记》中却没有记载。出乎意外的是,竟然从网络上看到了博宝艺术品拍卖网晒出的原件,正与《日记》内容相合。现将全文录下(原件无标点):“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一九六二年十月写奉克斋道兄法正,周叔弢。”老子《道德经》中的这段话寓意深刻,可以看出,祖父是十分喜爱这段处世箴言的,并且予以践行。为翁题写,也正含有共勉之意。

                                         

  

 

周叔弢于1952年将700多种善本古籍捐献,但他搜求和赏鉴文物古籍的兴致依然不减,并在生前陆续无保留地将所藏悉数捐出,得以完好保存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共同的兴趣,在祖父与不少友人的交往中,鉴赏文物都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在工商界,作为前清翰林的陈叔通老人 1876—1966),年长祖父15岁,也可算是忘年交了。祖父对陈十分尊重,《日记》中一般称“陈叔老”或“叔通丈”。建国初期,陈主持筹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或“全联”),我曾看到过他约请祖父参与筹备工作的亲笔来信,对其毛笔墨迹留有很深的印象,从而还知道,他就是新闻记录电影和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中,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那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虽然白发长髯但精神矍铄的老者。

 

没有想到的是,我竟有幸见到了这位老人。全国工商联于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后,祖父参与其财务委员会的工作。大约是1954年春的一天,祖父携我赴西单一家不大的饭馆午餐,原来是担任该会主委的陈叔通老人约祖父和另一位财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上海的银行家王志莘先生谈事情。

 

除了一般的工作关系外,祖父与陈叔老在鉴赏文物上有着共同的爱好。据《日记》,1956年5月16日陈等作为人大代表来津视察,5月23日,祖父陪陈等“到历史博物馆,见赵孟頫写经卷及赵子固《水仙》卷”;5月27日,又“到蒋恩钿家看月季”。1962年11月24日,祖父赴京开会当日,就有“陈叔老携明女士八人画册来”,惜“未遇”。12月12日,再次赴京开会期间,“陈叔老送来明女士画册”,祖父认为“似有真有假”。至1963年12月5日,又记:“午饭前到陈叔老〔处〕看八怪画,以黄慎《山水》轴、罗两峰、金冬心《梅花》轴为佳。”

 

陈叔通老人的室名之一是“百梅书屋”,并刊印有《百梅书屋诗存》行世。祖父1963年1月24日《日记》:“到人民图书馆送陈叔老所赠书二种”,或即指此书。同年5月21日又记:“早朱继圣来,昨从北京回。传陈叔老话,痔疮千万不可开刀。叔老关怀可感。”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陈以90高龄辞世,祖父于1966年2月18日《日记》中称:“早阅报,得悉陈叔通丈于前日逝世,享年90岁。叔通丈体气甚健,此次患癌症,出乎意外。”

 

上海的民族实业家刘靖基(1902—1997)也是文物收藏家。祖父与刘同在北京开会时,即经常相互访问聚谈。祖父每至上海,也必访刘欣赏文物。

 

1959年10月中旬,祖父一行南下“参观学习绿化工作”,抵达上海后,抽暇于10月23日“晚到靖基家看藏画”,认为“恽南田大幅《松风泉响》,石涛《金陵十景》册,董玄宰《秋兴八景》册,石谿长卷,皆佳”。

 

1963年春,祖父一行南下“参观园林绿化和文物管理”,于3月28日到上海,下榻国际饭店。4月1日在古旧书店“遇刘靖基在店中买《宝晋斋帖》”,又记:“靖基送我回饭店,约胡厥文来,同到楼上午饭。”

 

山东的企业家苗海南(1904—1966),也喜文物收藏与鉴赏。我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前期,祖父在京开会期间,曾经接待过苗的来访。他那时正值盛年,且身材魁梧,衣着笔挺,给我留下了气宇轩昂的印象。后来知道,他早年留英习纺织,回国后兴办实业很成功。

 

1963年春,祖父在上海、江苏参观后,又来到济南和青岛。据4月26日《日记》,当天下午三时馀到青岛,“晚饭后,携石涛《巢湖图》访苗海南,阅渠所藏郑板桥字卷,甚佳。”次日下午,在文化商店巧遇已20多年不见的老友黄孝纾(公渚)后,又与黄一起,“同到苗海南处看大涤子《巢湖图》”。

 

在此之前,祖父珍藏的石涛《巢湖图》,曾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借去,当是为编印《石涛画集》之需。1962年11月21日《日记》称:“午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派编辑林雪岩来借石涛《巢湖图》去。此人初见面,只凭一纸介绍信,我即将画轴借与,可称信人不疑。”至1963年3月,乘祖父来沪之便,出版社将《巢湖图》奉还。3月29日《日记》:“人民艺(美)术出版社李槐之主任来,送还石涛《巢湖图》,微有损伤。”看来,祖父是自沪亲自携带此图北返,于到达青岛后,在第一时间携其访苗,并把它暂留苗府,以供其仔细欣赏。

 

祖父和苗海南先生不可能料到的是,仅仅三年之后,“文革”风暴骤起,中国社会与文化陷于十年浩劫之中。海南先生不仅受到严重冲击,在破“四旧”的名义下,他所珍藏的众多文物字画,竟被无情砸毁或付之一炬,连烧二日夜,俱都化为灰烬。这时,已经重病在床的海南先生,眼见原本打算捐献的珍贵文物灰飞烟灭,其悲愤之情可以想见。他颤巍巍在纸片上写下“对不起党”四个字,正是对这无知又“无畏”荒唐行为的控诉。(参见《苗海南之女苗淑菊接受本报专访》,《济南时报》2012年4月18日)

 

1963年7月6日,时在北京的祖父,在上下午都开会的情况下,利用午休时间,“到来薰阁,退唐人写经一卷”,同时“遇孙定国”,但“匆匆未多谈”。孙定国(1910—1964),时任中央党校教授、哲学教研室主任,并喜收藏古籍,当是共同的爱好使祖父与之相识。

 

这里所说“匆匆未多谈”,究竟是由于祖父急于赶回去开会,还是由于孙这时已经处境险恶,已难以查考,但祖父不会想到,这当是他与孙的最后一面。1964年,由于那个“理论权威”的一手操纵,胡说“合二而一”是与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一个理论问题歪曲成为政治问题,在中央党校乃至全国范围发起了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正是在这莫须有罪名的高压之下,不仅使孙含冤而殁,就连他以自己合法收入苦心搜求并珍藏的古籍,也被另一“理论家”以超低价格掠去。(参见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1963年11月,祖父在京开会,27日《日记》对于在邓拓家中欣赏其所藏文物有较详记载:“晚到邓拓家,看宋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天禄琳琅故物。又看字画十馀件,唐寅、祝枝山字卷(唐写诗,祝《赤壁赋》),八大画蟹立轴,唐寅《山水》轴,石涛《山水》轴,皆佳。董其昌题高房山《云山图》,宋人画《牡丹双喜图》,周文规画《杨贵妃上马图》,画甚旧,未敢定其伪。苏东坡画竹,争论甚多,我看甚好。”这里所说“争论甚多”而“我看甚好”的“苏东坡画竹”,当即指苏轼(东坡)所绘著名的《潇湘竹石图》。

 

邓拓(1912—1966)是杰出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杂文家,也是书画收藏家。这时,他已从《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转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他慧眼识珠,斥重金收购苏轼《潇湘竹石图》,原出于对重要文物的珍爱与保护,但当时舆论不仅对画作真伪有不同看法,甚至对邓收集文物的豪举也妄加非议。仅仅两年半之后,尚在“文革”风暴大举袭来的前夜,邓面对高压之下的无端指责与诬蔑不实之词,宁折不弯,以死相对,成为了“文革”惨剧中最早的牺牲者之一。其实,邓拓生前已将所藏珍贵文物捐出。如今,《潇湘竹石图》等国宝,也已被确认为真迹,并得到妥善的保管,差可告慰逝者于九泉。

 

祖父于1952年将700多种善本古籍捐献后,又在考虑将所藏其他文物精品陆续捐出。当年8月29日《日记》中写道:“到市文化〔局〕看艺术展览。我决定将我收藏字画最好的捐出,希望起带头作用。”随后,9月3日又记:“古代艺术展览会开幕。当场我献出:(1)宋景德年写经;(2)元陆居仁《苕之水》卷;(3)明宋克《急就章》卷;(4)明文徵明书《盘谷序》卷;(5)明文伯仁《潇湘八景》卷;(6)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7)明钱贡《城南雅逸图》卷。”

 

1962年初,祖父担任了新成立的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主任,使兴趣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据当年9月14日和15日《日记》可知,他认真审阅“艺术、历史、人图三馆珍品目录”,认为“有可商榷之处”,“并为改正错误数处,提出可入珍品书画十馀件”。9月20日“到艺术博物馆看书法、砚墨纸笔文具预展”,此后,又于10月4日到该馆,“谈墨陈列宜改进及法书清代宜调整,并建议到北京参观文房四宝展”。5日,祖父乘早车赴京开会,于下午会前先到故宫看了“文房四宝展”,认为“墨的陈列方法最好,天津艺术馆应派人来参观学习”。

 

祖父联系了一批兴趣相投的文物收藏与鉴赏家,以“语古小集”为名,定期聚会于艺术博物馆,在欣赏文物,联络感情的同时,也兼为馆藏文物进行鉴定,甚或还有希望他们也能将所藏文物捐献出来的想法。

 

据《日记》,1962年9月11日,“午后到艺术馆,今日是‘语古小集’第一次,十人全到。唐立厂(按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昨从北京来,亦参加。今日出馆藏恽南田画共同欣赏,有同认为珍品者,有疑为伪品者”。

 

“语古小集”成员十人究竟都是谁,《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已难确认。据估计,除祖父外,当有张叔诚、张重威、翁之憙、吴颂平、朱鼎荣、周仲超、顾德威等人。

 

“语古小集”大体每月聚会一次,例如,10月15日《日记》:“午后到艺术博物馆出席‘语古小集’,今日看王石谷、王麓台。石谷以大册为佳,惜无总款及年月。仿董北苑卷亦佳,挂轴只一幅较精。麓台亦只一挂幅为佳。周仲超鉴定磁器数种。朱鼎荣鉴定拓本两种。”11月12日,“所看王时敏有几件不真”。12月3日,“看扬州八怪作品,以新罗画册为第一。万年少画轴,大家看假。”1963年2月18日,“所看皆从出口画件中捡选出来。周小婉15岁时画观音三十二相,仇英之女杜陵内史画仕女皆佳。”

 

此后,祖父于当年春季南下参观考察园林绿化和文物保护,夏秋又值全民抗洪救灾。1964年以后,由“四清”运动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日记》中未再见到“语古小集”活动的记载。

 

祖父在自己的收藏上,也常独辟蹊径,把注意力转向了前人不曾重视的新领域。例如,1961年3月25日记“忽发收集清代话字本之兴”。1962年11月26日又记:“近拟收集汪节庵、汪近圣墨,如能各聚百笏,亦有趣味”,只是后来感到“财力不足”,1963年7月28日遂又有“已取消此念”之记。

 

《日记》中围绕宋本《棠湖诗稿》的记述,生动反映了一位爱书者的天真与痴情。1963年2月7日记:“到劝业场古旧书店,适宋本《棠湖诗稿》已收得,因取回把玩。”又记:“展阅《棠湖诗稿》,纸精墨妙,不愧汲古阁中宋本甲观。余本拟自留,因人民图书馆无一宋本,亦亟欲得之。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此余之宿志,但爱不忍释,因钤名印,以识鸿爪,想不辱此书也。”此书是祖父追寻多年的善本,一旦见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天津图书馆(当时称“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也希望收藏此书,心中的纠结可以想见。2月10日,祖父见到图书馆善本部负责人姒兼山,即向其交了底:“我与谈宋本《棠湖诗稿》我极愿自收,但又不欲与图书馆抢书,如图书馆以为只收一宋本无甚重要意义,则不如让我买,将来终归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2月18日,再一次表明态度:“我告姒兼山,宋本《棠湖诗稿》我拟自留。”然而,市图书馆方面也并未让步。2月27日,书店人员前来取书,被祖父拒绝:“未与之,并告以我愿买此书之故(古籍部是否有不售私人原则,我似当别论),捐书之后本不买善本,因此书是数十年前所渴望之书,一朝到手,不忍轻舍。”

 

这一思想包袱使祖父难以解脱,故事又有了新的进展。3月3日(星期日),“早到方纪部长(按指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家,携去《棠湖诗稿》和《晋纸帖》,并谈关于买《诗稿》的思想包袱,我与‘人图’的矛盾,新华书店不售私人的矛盾。从党的领导和老朋友两个立场,乞他帮助。”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博弈和思想斗争,至3月21日,事情才有了最后结果,即祖父终于放弃了这本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善本古籍:“午后送宋本《棠湖诗稿》与人民图书馆,交兼山。”

 

作为爱书人,祖父不能容忍对于古籍文物的丝毫损毁。1962年10月13日,他整理购自北京的唐人写经,《日记》称:“晚饭后揭北京所购唐人写经标签,乃用胶水,揭后留一深色痕迹,殊为意恶。”他也看不惯有人把劣质图章任意盖在好书上。例如,1963年3月21日《日记》,就记下了参观图书馆善本书库的不良印象:“书上盖蓝色号码印,每本皆有,并盖大藏印,文劣印色亦恶,真令人心痛。”这些见解和感慨,都涉及到如何保护文物的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