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赴日考察

天津被八国联军洗劫后，白银极端匮乏，物价成倍上涨，原北洋机器局的造币厂又被毁于炮火，市面上银根奇紧，制钱奇缺，而私人铸沙钱应运而生，充斥于市，商民困惑。北洋政府的开支十分紧缺。1902年7月18日，清政府决定同意日、英、法、德、意五国归还天津条件，8月15日袁世凯与各国驻天津都统会商收回天津都统衙门。他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决心整顿金融，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将重任和期望寄于周学熙，任命周总办北洋铸造银元总局。

周领命后亲自选址、亲自测地、亲自制定方案，日夜兼劳，招募员工，息借商款，利用天津河北大悲院旧址，移东局子修械厂旧机器，用刘含芳（周的岳父）在旅大督修船坞的旧部广东人李祥光等赶装，11月16日正始开铸。先铸铜元以代替制钱。次年4月，周又从美国引进新机器，对铸币厂进行改造，招选新工，奖优罚劣，使铸币厂日益活跃，铸币的质与量也日益上升，获利润日益扩大，使京、津商市趋活，给人民的生活也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被袁誉为“当代奇才”，而后对周更加器重。

庚子之乱时，西太后等逃至西安。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面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所造成的经济溃败，人民痛苦流漓，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也打着推行“新政”旗号，笼络人心，实则捞取政治资本和夯实经济基础。

1903年3月，周学熙被袁世凯派往日本考察。7日，周一行由天津出发，经朝鲜，16日到达日本长崎。在日40多天，他先后考察了三菱造船所、大扳工业区、神户商品陈列所、钟渊纺绩厂等许多工厂；参观了大阪《朝日》及《每日》新闻社、大阪造币局、大仓商业学校，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商船学校等；游览了春日神社、二月堂、东大寺等名胜古迹，东京、横滨等文化、商业、金融中心；拜访了日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等长官；同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前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以及日本、正金、三井三大银行的总、协理及董事进行了座谈。还到矿山下矿井观看了采煤、采铜的过程。5月3日才起身回国，9日返抵天津。

他在日本考察期间，亲眼看到了日本工商事业、文化教育发展迅速，国力日增，西洋人的船坚炮利在日本也实现了。因此更加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识，坚定了以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决心。他在《东游日记》跋文中写道：“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其练兵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矣，而学校工场由于民间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而现在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后来，他在《焯恩二子游美勖言》中再现了考察时心情：

莫负四方志，真成万里行；

天空异域近，海阔署风清。

习尚观民隐，盈虚辨国情；

胸中尘俗净，所得自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