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不惜重金买珍本

周叔弢生活俭朴，无声色之好，连香烟也不吸，唯嗜好收藏古籍。最初，他根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买一些研究旧学的实用书籍，后来无意中得到一部日本印莫友芝所著《郘亭知见传本目录》，里面记载了宋、元、明刻本和旧抄本书，并常常评其优劣，这才开始注意善本。1914年移居天津后，一次有幸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即开始收藏宋本，并取“拾寒堂”的斋名以作纪念。抗日战争前，他经营工厂，收入是不少的，但是善本书价钱之高也常常使他费力才能得到。1933年，买宋刻汤汉注《陶靖节先生事注》两本书就用了4000元，靠借债才能买成。1936年，他不与日伪为伍，愤然离职后收入大为减少，这年除夕他记道：“今年财力不足以收书，仍然费五千七百余元，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书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给值稍昂耳。”

为了买到一本心爱的书，他常常朝思暮想，遇到书商抬价居奇的时候，更是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为买书耗费的心血，远比他为此付出的金钱要多。他买书给价公允，如果卖方对书的价值估价不足时，总是以公平价格收买，遇到真正心爱的书就不惜高价，有时明知书商居奇，他也在所不惜。一次用一万元、一两黄金买书也是常有的事。抗日战争前，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从我国买去一批善本古籍，他得知后不惜高价，买回了宋刻《东观余论》。1942年，北平的书商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带到天津给他看，他见到这本书刻工印刷都十分精美，毅然以沪币5万元高价买了下来。1944年，他听说有人有岳刻《春秋》在北京求售，正是他已先后收集起二十九卷所缺的首册，先是写信后又亲自前往求购，后来因要价太高未成，此后，他念念不忘这本书，时时问价，然而书价却越问越涨。1946年底，他把心一横，以一两黄金买下了这本书，了却了几年来的心愿。配齐了这部书历时14年。1949年7月，他到北京开会，在书肆看到宋版《经典释文》的一册，并得知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部中所缺的第七卷，就以重价把它买下来了，并捐献给国家，使珍贵的善本得以完整。

在搜集古籍、漫长的藏书生活中，趣闻轶事也多。1928年戊辰正月十三日，他以重金从北京文禄堂购得宋释道原撰、绍兴四年刻本《景德传灯录》，加上他的旧藏宝佑年刻本《五灯会元》，此两书堪称“双绝”，他十分高兴。得书的第五天又得子，即命名“景良”，欣然为《景德传灯录》撰写题识，情真意切地写道：“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传我就家学。余虽不敢望兔床，此子或不可为虞臣呼！”

他苦心买书，一生所得精品甚多，拥有宋、元、明三代的经、史、子、集善本和清代善本书等，还有敦煌卷子200余卷，战国、秦汉古印900余方和元、明、清名人书画多件，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