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的治家方略与族运走向

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时局中，封疆大吏为官不易，治家尤难，为官与治家兼有成者并不多见。祖籍安徽建德的周馥由幕僚而逐步升为两广总督，颇有政声，尤善治家，对后嗣的成才与立业深有影响。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周志俊等三代相衔，使周氏家族成为近代中国北方实业家族之翘楚，立于时代潮头。周馥的治家方略及其家族的家风传承与文化成就，在晚清督抚家族经营中可谓独树一帜，十分引人注目。



  一、周馥的“浊流”身份与崇儒观念



依照后世对清末士大夫之“清流”与“浊流”的分类，周馥属于后者。作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周馥，仅是个捐出来的秀才，功名不算突出，并非正途出身。从个人禀赋和学习环境方面而言，周馥最终仅以秀才“收官”，实缘于外部环境的骤然恶化。他在1853年参加童试时，恰逢太平军战事，烽烟四起，待第一场考完后，省城安庆已被太平军占领，考试被迫中止。失魂落魄的周馥一度靠贩卖茶叶、街头算命为生，后因缘际会进入李鸿章幕府负责记账，因写字好得到李鸿章的关注，而后逐步受到提携。周氏在李鸿章左右数十年，随着李鸿章地位的蹿升，其职务也拾阶而上，并为李氏所倚重。



  1901年李鸿章去世，周馥暂署直隶总督，而后又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效力。伴随李鸿章、袁世凯期间，周馥的政治才干多有发挥，治水、洋务等政绩颇为突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但是，当时官场风气注重出身，囿于科举出身较低，周馥不但升迁较晚，而且备受指摘，因而痛感教育之重要，决心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如其子周学海、周学铭中进士，周学熙、周学煇中举人，周学渊举经济特科。暮年周馥息影山林，精心教育孙辈读书。



  在清末洋务、新政大潮中，周氏为推进西式教育而不断奔走，主持创办了一系列西式学堂，还曾上书吁请废除科举。晚年周馥发现膝下孙辈“年稚读书无多，复爱浏览西籍，恐将游骑无归”，因此他告诫称：儒家“圣贤之语，皆指身心事物上说”。周馥并未完全反对子孙辈读西学之书，只是担心他们中学根基不牢，难以秉持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知识系统与信仰基础。在他的坚持下，孙辈们早年大多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古文诗词功底，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寥寥无几。



  二、重视读经养德的教子方略及其成就



  周馥有六子（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煇）三女，着力以儒家的伦理思想教子，希望诸子读书习艺，以实业立身，而不入仕途。周家二代长子周学海虽进士出身，却淡泊名利，性喜读书，三十岁后立志医学，对脉理、药学皆有精辟研究。周学渊生性聪慧，虽早年举经济特科，但整日沉迷于版本、词曲、诗文，对于入仕、实业皆不感兴趣，是周馥子辈中转向求索学问的标志人物。周家二代的中心和代表人物是长期从事实业并一度掌握民初财政大权的周学熙。



  周学煕的科举正途之路并不顺畅，1895年最后一次科考失败后，决定扬长避短转入实业，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1901年，又接受李鸿章的委派，前往山东协助袁世凯推行新政。周学煕跟随袁世凯效力凡十几年，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一员。在袁氏主持之下，他积极筹划振兴工艺，使得直隶新政事业蒸蒸日上，堪称清末地方新政的一面旗帜。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周学煕告别政坛，专心实业，在华新、启新等公司担任要职。



  民国以后，周学煕步入中晚年，在经历宦海浮沉和尘世风雨后，心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尤其难以忍耐世风西化和“人心不古”，终于追随乃父脚步，将志趣转向读书修身、回归本真上。从人生路径选择和发展轨迹来看，周学煕与其父相似之处颇多，同样科举考试屡次碰壁，未能获得正途出身，均选择投身实业为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在晚年都转向心性养成，注重文化追求，父子俩可谓一脉相承。



  约在1924年，周学熙开始创办家族内部的读书会，取名“师古堂”，取古为法，以古为师。家族子弟每天除十小时睡眠、盥洗和四小时用餐外，其余十小时则必须读书。周学熙还亲手厘订课读之书，试图通过经史之学，振奋家风，影响社会。



  周家第三代，亦即周学熙子侄辈中，多有爱好文史者。周家三代大多受教于周馥创办的家塾，饱受传统诗书文化之熏陶；周学煕晚年创办“师古堂”乃“逆时而动”之举，对于周家第四代传承家族学风、坚持中学传统意义重大。就效果而言，周叔弢对子女的经史教育是十分成功的，他的七子三女都谨守家法，努力学业，多能学业有成，在行业内崭露头角，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可以说，周家直到第四代周一良、周绍良一辈才真正达成了周学煕“闭门耕读”的殷切期望，他们多能成为各领风骚的学者型人才。



三、研修佛学的人文风格与家族志业转向



  周馥家族中还有一种深层的文化品格及其传统，即佛教信仰与佛学研究。周馥虽读过佛经，但并不崇佛，只是接受了佛学的某些观念。虽然周馥不崇佛，但其原配夫人吴氏则笃信佛教，待人宽厚、行善积德，行为与思想说明其深受宗教洗礼。周馥自称“笃信程朱学”，但与清末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来往密切，且周馥、周学熙父子一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很可能与其宗教信仰相关。



  周学熙后半生四十多年戒绝荤腥，唇不沾酒，虽资产富足，而自奉极俭，显然与佛家思想有关。北洋时期，周氏家族在商业经营上屡遭劫难，损失大量财产。经历诸多变故之后，在早年经历实业创业、中年转入经史之学后，晚年周学煕看破尘世，每日诵读佛教经典，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解放和超脱。



  在周学熙的影响下，其三子周叔迦与佛教结下更深的缘分。周叔迦在佛学方面建树颇多，在修行上亦多有自己的体会。在周叔迦的感染下，周学煇之子周明和也皈依佛门。周叔迦之子周绍良则继承其父从事佛教研究之志业，成为著名佛学家，还在敦煌学、红学、古代文学、收藏和文物鉴赏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相对于建德周氏以儒家立身的家风主流，以佛治心是一条重要的家风支流。吴太夫人潜心修佛的品格修行在客观上配合了周馥以儒家治身的立世风范。从吴太夫人到周学熙，再到周叔迦与周叔弢，三到周绍良与周一良，周馥家族历代有人信佛。这种人文品格使得周馥家族在经历劫难之后仍能再度恢复活力，不失世家风范。在周馥“崇儒”的家训下，周馥六子中独有周学熙佛缘深厚，为其家族志业转向开下一条新路，即从生活与事业上研修佛学。这不仅可以化解生活遭遇带来的诸多烦恼，而且可以推进中国佛学的研究与践行，更可以增进对生命与世界的认识。这促发其子周叔迦成长为民国佛学研究的一代名家，其孙周绍良承袭家学，为新中国佛教发展贡献甚大。反追其源，实可见周馥对佛学的感悟，吴太夫人对佛教的信仰与修持。可以说，儒佛双修是周馥家族得以枝繁叶茂的深层文化底蕴与核心动力之一。



  四、余论



  近代周馥家族的发展历程，大致展现一幅从农耕读书到官宦实业，再到学术研究这样一种渐进式转换的文化图景。从中可见，家族人文品格确立与传承的不易。在晚清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框架下，治家与治国息息相通，族运与国运密切相连，读书尚德无疑是家族得以昌盛的首要因素。辛亥鼎革之后，由“家天下”转为“公天下”，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家族在政治秩序上的角色与功能也被重新定位。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是周馥等晚清督抚家族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民国时期的周馥赞同其子周学熙步入仕途，在注重儒家经典学习的同时，也接受其孙辈学习西学。以尚德为基石，以顺时为指针，是周馥在治家兴族上留给后世的一个典型案例，至今仍值得深思。



  （摘编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晚清督抚的治家方略与族运走向——以周馥家族为例》

  （作者：咸伟（1985-），男，山东聊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