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的实业兴国之路（二）

1901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10月，他上报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基础之上正式创办“官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之前身），调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到任后，学熙先生亲手订立学校章程，聘请老师，重印《中学正宗》，组织编纂《西学要领》。教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生在学习“四书五经”、纲常大义的同时，还要学习外语、数理化以及中外政治历史、科学知识。1902年6月，周学熙父亲周馥升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按回避例，父子不能同地为官，周学熙被袁世凯调到天津，任银元局总办。

当时社会混乱，民间盗铸私钱，造成物价飞涨，民心不稳。周学熙接任后，搜求机器修旧利废，兴建厂房日夜赶工。八月动工，十一月一切齐备，开始铸造铜元，每日可铸三十三万枚。对周学熙的办事效率，袁世凯非常满意，给予褒奖。此后凡有紧要之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周学熙。以后又添新厂，铜元产量增加数番。学熙先生订立局规严格管理，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使铸币生产很快盈利，除还上借款，还有余资支持国家财政。为培养人才振兴实业，周学熙还在铜元局内开办图算学堂，招收工人中的聪慧子弟进厂半工半读。半天学习图算、机理、化学，半天练习各种机器工作，此举也许是半工半读之先河。在铸造铜元之前，中国的古钱币，从战国末期的秦半两开始，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再到宋、元、明、清，钱的形制基本上是方孔钱。方孔钱铸造方法十分繁琐：制范、化铜、浇铸、打磨，完全是手工操作，成本高效率低，且极易被不法之徒盗铸。铜元铸造是机器冲压，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币面图案精美，钢模雕刻非专家而不能为，民间基本不可以仿制。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元、五角、一角钢制辅币，就是当年铜元的延续。

1903年3月，奉袁世凯札委，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同行者有五人：洋务局钱少云、官报局张巽之、书记刘文园、机器委员李炎卿和匠目杨秀龙。5月回国，往返计63天。此行他们看到了日本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工商业的繁荣情况，使周学熙等眼界大开。尤其是原大藏大臣松岗正义所谈的理财之道，使周学熙深受启发，思想豁然开朗，心中暗下决心，欲将日本所见在我国实行。7月，周学熙完成考察实录《东游日记》。在其“跋”之开篇道：“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所以周学熙的兴国之路特别注意实业（制造）和教育。

8月，周学熙奉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工艺总局是全省工学界的管理中心，以创兴工艺，提倡实业为宗旨。直隶省所兴办之工艺、工厂以及附属学堂皆归管辖。周学熙在工艺总局总办任上大约干了五年，大力提倡实业，成绩斐然。在天津和北京创办的实业有：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协助民间开办的实业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在工艺总局的技术指导下，全省各府厅州县工艺局开设各类工厂65处。尤其号召妇女织布一事，各县纷纷响应，蔚然兴起，原来暮气沉沉的农村出现一片生机。学熙先生还主持开办了广仁堂女工厂，收学徒300人。周夫人及两个女儿参与指导，教授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