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字季木,光绪十九年(1893)生。自幼好古,独精金石之学。开始于1913年冬,初只收打本,一二年后渐好原器。1915年冬得姚氏石五,其一是汉刻,为居贞草堂藏石之始。后来得知端陶斋(端方)遗物杂出市上,就前往收购,先后得到了陶斋的精华:汉杨叔恭残碑、魏曹真碑、食斋祠园刻石、议郎残碑、封墓刻石、西乡侯残碑等10余种。他所收石刻以晋为下限。当时,他对往来京洛之间的碑估之人,都有联系,只要哪里有新出土的碑刻,就能得知消息。对燕豫齐鲁的一些大县,都有人前去打听收取,每遇一石精鉴深研,而后收之,所以凡所著录皆有澂验,而不以多少沾沾自喜。
季木首先发现收藏未见著録的丰碑巨碣,还有朝侯小子残碑、汉石经残石、魏皇女残碑、魏石经残石、晋石尠、石定两墓志,晋当利里社残碑,以及周佳刻如汉居巢刘君墓中石羊大小共6枚,和以年代关系附在最后,然而稀见的南朝刻石“大明六年宋沙门慧坦为石佛记残石”等。
他早年住在天津,1928年迁住北平,庭院中植有“子午莲”,子时开花,午时闭合,颇为奇特。庭前有马缨花树两株,季木还将书斋题名为“双马缨花馆”。1929年编订出版《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在北平时,藏石继续有所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有“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左下角一大块,共有40余字,汉“服取”等字残石,共有30余字。他还得到另一字汉羊,和以前所得的6只是同坑出土的。在这只石羊的拓片上,他曾写了一篇跋语:“与旧得六只系同坑所出,估者以其无字,勿而未收。老友范申之辑古寿春,见此于城内骨董肆,乃购以遗我。梦想十年,一旦竟归我有,喜可知也。”他酷爱收藏,但不喜豪夺巧取,西汉赵王遂刻石在永年娄山摩崖,晋韩寿石阙在洛阳存古阁,当时曾有人向他说能凿山岩,贿赂胥隶,被季木厉色斥去,决不与这些小人往来.
当年,他的经济并不充裕,因与藏石结习之深,其所购出于节省衣食、变卖资产之费。一生中简淡自处,闭门集古,实至名归。在北京时,与当世名流共进宴会,人们看到他是一位瘦弱书生,进了他的居室,简陋无华,但与其谈起收藏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津津乐道,令人惊异,名声日远,上门求教者常年不断,他都热情接待,耐心讲解,被人称为博物君子。他一生藏石大小总近二百三四十种,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楊州名士大方(姓方名尔谦,字地山)曾送他一副对联:“所得汉碑堪作屋,更收秦印比封泥”。著名历史学家、金石学专家柯昌泗(字燕舲)在《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序中,对季木的藏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述了他的收藏是超过前人的。
他不但藏石突过前人,而且精于鉴别,突出一个例子就是对魏开始三体石经虞书“益稷”篇的考证,曾以“魏石经室”作斋名,并刻一印章曰:“秋浦周季木藏魏正始石经尚书益稷篇残字之记”,并于1921年农历5月25日作诗纪念:
讵知断瓦残砖里,检点居然出瑾瑜;
从人逢人欣说与,周书而外有虞书;
古籀无存篆又残,阿谁解当石经看;
倘教垂画都磨去,此日窗前识也难。
几为柱礎几沉河,零落犹存石一螺;
堪笑潘丁空好事,收来大宝竟蹉跎。
郦注隋书细细研,当是石仅两经镌;
虽然文与毛诗合,要是尚书益稷篇.
搜集秦汉玺印,虽不是季木的主要精力所在,但因他鉴别力高,其中也不乏惊人的名品,如“君侯之玺”,就是官印中仅见的(现存天津博物馆)。他曾以藏印拓成《魏石经室古玺印影》八卷(未曾印行)。他搜集封泥很勤,所得亦不少。后来全部让给堂弟周志辅(明泰),由志辅编成《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行。他搜集古陶曾得4000品,去世之后,由如胥孙师白(名浔)和其弟师匡编辑成《季木藏匋》一书,于1943年精印出版,至今仍是研究六国古文字的重要资料书。在30年代季木还收了一批铜器,共19品,多海丰吴氏子苾旧藏,其中名器有“陈侯午作皇妣孝太妃”等。这19器曾编成《至德周氏居贞草堂藏器》,由商锡永(承祚)辑入《十二家吉金图录》中,印行传世。
季木还精于书法,知者甚少。他于汉隶最推崇礼器碑,对此碑和自己所藏的小子碑临习最多,所以,他的隶书天骨开张,结体深稳,笔划瘦硬而又带丰腴。他见的多,眼界高,在书法艺术上追求的境界不同一般,所以,对自己的成就总不满意。他作书时,写好后往往扔掉,总说:不行,不行!外人求书,他总是推掉,就是家人也不易得到他的手迹。又因中年早卒,故传世作品极少。较大的遗作只有为堂弟志辅临的小子碑(曾石印过)和临甘陵相尚府君碑(曾用珂罗版影印)。
日军侵占华北期间,季木尽力将这些古物隐藏起来,并对家人说“此乃国宝,决不能落入外敌之手,将来一定要将国宝交给祖国。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1937年10月,季木因病在北京去世,柯昌泗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季木逝世后,家境衰落。子女们铭其教诲,在艰苦生活中,也决不为维持生计出卖一件古物。解放后,为了却父亲的遗嘱,子女们以琬良、琰良、理良、琨良的名义,将父亲所有珍藏的汉晋碑石等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