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家族的几处主要住所

清代南京地面上最大的官，要算两江总督。清朝二百多年，要列举历任两江总督，那可是一大长串名字。其中有些任职时间长些，有些任职时间短些，职位一样高，结局却不大一样。有的人走茶凉，湮没无闻，有的名著史册，常常被人提起。这又分两种。一种是昏庸无能，误国误民，比如咸丰初年的陆建瀛，太平军顺江东下之时，他守土有责，却张皇失措，一误再误，致使城池失守，万千百姓遭受池鱼之殃。最后，他自己也死在太平军手里，虽然他因此而名列南京先贤祠，但南京人却不买账，甚至对此怒不可遏，认定他不配。另一种则比较有为，在地方上做了一些实事，或又平易近人，给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的，比如周馥。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号兰溪，安徽东至人。太平天国乱起，他投笔从戎，从淮军最基层的文书做起，以深受李鸿章赏识，一路扶摇直上。1904年9月，周馥署理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1906年7月调离。前后算起来，他担任两江总督的时间还不足两年。不过，当时在南京的读书人，却对他有不错的印象。我举两个人为例。一个是张葆亨，字通之，六合人，毕业于宁属初级师范学堂，算是本地出身的旧式文士。据他在《庠校怀旧录》中回忆，当时他的同学中，有一位叫做金开鉴的，也是南京本地人。金同学在班上同学中年岁最大，又因为留了胡须，更显老成。不过，他非常勤学，比他年轻的同学都自叹不如。某年暑假后开学，两江总督周玉山来学校训话，了解到金开鉴的情况，对他称赞有加：“你这么大岁数，还愿意追求新学识，真不易得。”总督并且回过头来，交代跟在身边的校长李瑞清说：“这个学生毕业后，可以马上派事给他做，并且要多给俸金，以资鼓励。”

这件事最有可能发生在1904年秋天，因为新总督到学校来训话，照例应在到任之时。若不然，也有可能是在1905年秋天。年纪最长而又留了胡须的人，在人群中比较显眼。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时学生不多，总督大人垂询这样的场面才会出现。不过，金开鉴毕业后，并没有到官府做事，而是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工作勤劳，一如既往。这样看来，周总督似乎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但这毕竟表达了他对好学之士的关怀，给他留下了爱才惜士的好名声。

无独有偶。张通之这番回忆，与周作之的印象恰相吻合。后来成为著名新文学作家的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从1901年到1906年，他在南京城北下关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他晚年写过一篇《周玉山的印象》，后来收入《知堂集外文》：“有一天大概是次年二三月光景，学堂派人来叫去见制台去。其时两江总督是周馥，有事到城北，顺便来看学堂，又记起留校的两个学生，要叫来一看。周玉山站在体操场上，穿了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看见我们便问什么代数几何三角都学过了么，答说学过了，又问了些话之后，即云那很好，回过头去吩咐道，给他们一个局子办吧。在他后边跟着好些官，大概是藩臬府县之类吧，却都答应道：‘是！’吴君同我回答说不愿去办局子，请大帅还是派我们出去改学别的东西，他略一思索，便道：‘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我们谢了他的好意，实在那一天他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叫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

《知堂回想录》中也有类似的回忆。相隔几十年，记忆依然清晰、具体，可见此事深深铭刻于周作人的脑海之中。这是1906年春天的事，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已经学了五年，这一年就要毕业，前途未卜之时，恰好碰到顺便来巡视的总督，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周馥答应让这两个年轻学生去“办局子”，这是他的慷慨和爱才。没料到，两个毛头小伙子非但不领情，还自作主张，要出国去学“造房子”（建筑），周馥也尊重他们的想法，这是他的开明和通达。七十岁的总督，看上去就像一个老教书先生，言谈举止之间，颇有“朴素诚恳的态度”。若非看准这一点，这两个年轻学生谅也不敢得陇望蜀吧。

总督又称“制台”、“制军”，因其掌管军民要政，“综制文武”，位高权重。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就是在周馥之前的三任两江总督，他们先后接力，在南京办起了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在周馥任内，三江师范学堂改名两江师范学堂。论办学，四人皆有功绩，论平易近人，周馥要胜出多多。若跟陆建瀛比，他的才干更不知强上多少倍。

偶然从网上看到一张当年宁属初级师范学堂所用的日本语教科书的图片，附贴于下。周馥所说的新知识，也应该包括日本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