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季羡林先生离世,痛惜扼腕之余,突然想起周一良。
大概因为二人共同的北大背景,以及同陈寅恪的师徒渊源,让人每每提起季羡林,总会不自觉的想到周一良。
相比于季羡林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显赫声名,周一良的知名度要小的多。这位同季羡林年纪相仿,经历也相仿的历史学者,生于安徽出生于建德(今安徽至德)周家。曾祖父周馥(1837—1921)由李鸿章幕府起家,仕至两广总督,谥悫慎,《清史稿》有传,是清末地方干练大吏的代表。周一良曾言陈寅恪《寒柳堂记梦》中关于清末官场“清流”、“浊流”的分析,其曾祖父同袁世凯、徐世昌同属“浊流人物”。父周叔弢(1891—1984)是民国实业界“南张北周”中周氏系统的重要人物。
出身名门,自小接受一流的传统教育,令周一良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初便被公认为前途不可限量,先师从著名学者洪业,后拜于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儒”陈寅恪门下,少年盛名、风光无限。1946年从哈佛偕妻挈子刚刚返国,傅斯年就邀周一良到史语所任历史组组长,并写信给胡适,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在整个1949年之前,周一良是“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氏得意弟子,而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如果没有1949年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周一良会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然而知识分子的春天在1949年后戛然而止,迎来解放的周一良却迎来了精神的桎梏。
周一良在政治运动开始后可以用判若两人来形容,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不仅令正值学术壮年的周一良遭受“许多侮辱与坎坷“,周一良本人也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希望同新时代靠拢。甚至对于恩师陈寅恪,周一良的态度几近无情。1949年之前陈寅恪某种程度将周一良当作自己最亲近的晚辈,陈周两家是世交,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铭,陈的大哥陈衡恪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也是周的同学,几代人的交往渊源使得陈寅恪对周一良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呵护和期待也超出陈寅恪对待其他弟子的感情。
然而正是陈寅恪最钟意的弟子,在政治运动开始后,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他的老师。他忘掉了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写下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忘记了作为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群体,思想独立才能不失掉灵魂。以至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也丝毫不为所动,愈行愈远。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世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大概都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知识分子缩影,后人多认为周一良文革期间“德行有亏”。我倒愿意更宽容对待周一良或者“周一良们”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行为。在一种人云亦云、以无限上纲为荣的时代,价值评判标准已经扭曲,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一良必定反思过自己在1949年之前的经历是否同新时代的标准相契合。而当愈演愈烈的运动形式终于达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程度时,周一良再也不怀疑自己的前半生,因为他逐渐认同并确信政治运动的标准是正确的标准,自己不过是落后者和需要改造的对象。因此周一良说在“梁效”工作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应该是发自肺腑的。
在同为“梁效”写作组成员魏建功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其中缘由,或许正如周一良自传中屡屡提及自己“循规蹈矩的性格”引发了他“毕竟是书生”的感慨。
古往今来,书生气在政治斗争中不过是一种工具,从老友的回忆,晚辈的怀念中不难看出周一良天性中隐藏的某种纯善,一如周一良自传中说“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使得这种纯善在阶级斗争中被利用为一种无知和愚昧的武器,可悲的不止是周一良本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政治高压下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们。
九十年代,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出版,书中不乏周一良先生对于过往岁月直接深刻的反思,尤其是文革一段,周一良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的,《毕竟是书生》同季羡林《牛棚杂忆》构成经历文革的顶尖学者们反思回忆的代表作。而对于恩师陈寅恪,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周一良一定不再是言不由衷了,这位已届米寿之年的老人人生可谓精彩,少年盛名,中年“原罪”,晚年反思,每个阶段同时代又是那样的契合,甚至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透过周一良记忆中的那些模糊影像去解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许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