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与《负暄闲语》

我幼时对高祖周馥的最初印象，是家中有一不大的房间用作“祖先堂”，内中悬挂周馥夫妇及曾祖周学海夫妇的照片，并置一香案，摆放香炉、蜡烛，每逢年节上供祭祖，家中人依长幼之序叩头后，再将所供菜肴撤下，以供食用。及年龄稍长，才知道周馥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营垒中的一员，对其事功并无更多了解。近年，通过周馥晚年所撰《负暄闲语》，对其一生始有较全面的认识。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晚清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十九世纪最后的近三十年中，李鸿章(1823—1901)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以天津为据点，编练新式军队，引进和推广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使天津得风气之先，成为推动近代化进程的一块试验田。其间，周馥先后会办海防支应局，署永定河道，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等职，协助李治理水患，对外交涉，经理北洋军务，创办新式学堂，又会办天津机器月，襄办电担局和修筑铁路，推进天津城市建设，是李鸿章在封建社会末期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对此，《清史稿》概括称：“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列传》二百三十六)李逝世后，周馥护理直督兼北洋大臣，后又相继担任山东巡抚、两江与两广总督，在各地为整顿经济秩序，挽救民族利益作出了一定贡献。

周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引退后，为了训诫诸孙，略仿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撰有《负暄闲语》二卷，凡六万言。顾名思义，这正是古稀老人在温煦阳光下向晚辈述说的往事，但其意义又不止于此，可以视为他立身处世与丰富人生经验的总结。该书计分为读书、体道、崇儒、处事、待人、治家、葆生、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共十二部分，在叙述生平经历、阐发个人见解的同时，又收载前贤的相关语录以教育后代，充分反映了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周馥身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末期，所受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时值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激烈碰撞，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周馥在坚守儒家思想阵地的同时，对于西学虽然尚不能完全认同，但对外来文化却并不一概排斥，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一面。本文不可能对《负暄闲语》做全面的研究与评述，而是希望通过几个侧面，同样得窥周馥的精神世界。

一、敦厚传家  祖训示孙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著者回忆“自高、曾以来皆经商，为人皆忠厚勤苦，从不以欺诈待人”，向晚辈讲述了幼时祖父母、父母对自己的教育。

周馥说，五六岁(指虚岁，下同)时，祖父“常以浅俗诗歌教余，如‘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等句，不下数十首，至今犹大半记忆”。祖父不仅言教，更重身教。周馥记得孩童时“见祖父年六十余，每日晚辄手一篇朗诵。见长者过，必起立向前数步，拱手迎之……终身无一语侮人……途中见荆棘瓦石，辄手拾去之。余问何为，曰恐人误踏伤足。见虫蚁不践，曰此亦生命也”。祖父日常对周馥的管教也是严格的，“日间见余一言一动放肆，必痛责之。偶与邻儿争斗，祖父必婉谢邻家，或赠以食物。余曰邻儿无理，祖父必属我母笞责之，言彼无理尔何不远之，乃与人诟争，尔即有礼，亦大不是。嗣是我不敢与邻儿昵近”。于是“乡党中人皆称道我家忠厚，未敢稍加轻侮”。

周馥十余岁时，祖父常勖勉他说，“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又教训说“人能吃苦，自然守分，自然励志向上，贫可致富，贱可致贵，然不可存一毫希冀心。我幼遭家落，苦不堪言，只低头守分，尽力做去，分外之想一毫不着于心”，告诫周馥“他日纵富贵，仍要吃苦做事。不吃苦，虽富贵不能久也，可以我语传示子孙勿忘”。

周馥还回忆，在孩提时，祖母也曾谈到“幼年吃苦耐劳，有人所难堪者。中年以后家事渐顺，然我愿贫苦中平安度日，不妄希富贵”，认为“富贵若不平安，反不如贫贱”。

周馥对父亲的回忆是，“我父为人慷慨好义，常为人排难解纷，从无疾言厉色加于人，每教余曰：‘世人所以多争者，为责人而不责己也。今若有人待我不仁，我不可以不仁报，久之彼自心服。’余幼在塾中，必使粗衣疏食，曰：‘我不能时时教子，惟使其知贫而能耐贫，则庶几矣。’”著者童年经常受到父亲的诫谕，要求他“能吃苦中苦”，又解释所谓“吃苦”，就是“粗衣淡饭，发愤读书，一日不可空过，一语不可妄发，宁人欺我，我勿欺人，如是久之，必有长进”。父亲还曾“密谕”周馥称，“人存心不忠厚，人处家不勤俭，终必覆坠。大凡忠厚人家未有不勤俭者”，嘱咐“切勿忘先人忠厚吃苦之训”。

母亲关于尊重客观规律的教导，也使幼年周馥深深受益。他回忆说：“我孩提时戏菜圃中，我母告我曰：‘凡植物茂生须五风十雨。’余曰：‘多用粪草壅之何如?’母曰：‘物有所宜，如菜初生宜浇清水，稍长可以淡粪溉之，迨壮始加浓粪，如小儿初食乳，后食粥，后食蔬饭，若食荤太早则伤身矣……人须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物亦然也，不可错乱’云云……今犹忆此语，拈此示尔等，可悟养生之理。”显然，此中蕴涵的哲理远不止于养生。

周馥于八岁时入乡塾，十三岁至十八岁时，又到距家七十里以外的袁家山，从王介和(应兆)先生学习。因“家贫无车马”，须步行二日，而致“足茧脚僵”。先生“爱之如子侄，诱掖备至”，留其住宿馆中，并减收学费。学习三年后，乡村中有请先生作祭文、书札等，即常由周馥代笔。

早年的锻炼使周馥受益终身。周馥强调，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贵有自持之力。贫贱时“能恭敬有礼而无求于人”，富贵时“能慎独克己，得失心知”，“一切云烟过眼不为动矣”。他还认为，贫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互相转化，如有的家庭“祖宗皆敦厚有品，茹辛食苦。迨后代富贵，子孙愈显，即渐浇薄，自甘暴弃，又转入贫贱”。他提醒说，“富贵之家苟能世守敦厚，不忘贫贱素风，则后世虽微，尚不遽至大败”。还以植物作比喻，“根之固者，花开自繁”，强调培根固本的重要，殷殷属望“子孙幸勿忘先世艰难，背弃祖训”。

二、存心公正  以诚待人

关于待人处事与治家之道，周馥基本依据传统儒家思想予以阐述，但又根据个人阅历而有所发挥。他对诸孙说：“天地至诚无妄，尔辈多于‘诚’字悟不透。”并进一步解释称：“诚乃天之性，即人之性，万事万物之理皆从此出。”他还以自然界为例：“试问百草开花结果有假者否?禽兽虫鱼任天而动，有作伪者否?昼夜寒暑、春生秋敛有不自然成序否?”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二……不二即诚，诚自不息”，“人为天生万物中最灵之物，乃一受此身，遂忘天地本性，私欲日炽，作孽愈重，天岂能容，乃是自取殄灭”，又谓“千古纲常之坏，皆从放纵而起”。周馥总结说：“余阅人多矣，见有不勤不俭而败者，指不胜屈。至存心险诈，欺天罔人，虽勤且俭未有不败者。”

经过多年历练，周馥处事谨慎，虑事缜密，可以说是瞻前顾后，富预见性。他以为，“大凡人存心公正，则虑事详审。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于民有益否？即有益矣，能持久而别无流弊否？斟酌已定，义当举办，尤须预料上下左右之人有无掣肘，如何防备，后来守成者能否不致变更，反以惠民之政变为殃民，俱须一一了然于心”，“遇事必须内度才力，外审机宜，尤防中途败失。”

他还引用友人所说，强调“举事宜慎，若孟浪直前，虽理足气壮，恐中途挠阻，上下二心，使局中人进退维谷，而于事机益坏，不易收拾”。又称“处事如临战然，先度彼此情势，次察彼此地形，谋定后动”，“须一一操其胜算，然后进兵而战”。总之，“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下”。

对于个人，周馥教诲孙辈“违义而荣不如守义而困”。他总结毕生经验道：“余平生遇家事，惟守素节用，淡泊处之而已。至于一身行止，惟义是视，从不趋利避害。当患难，可辞而不辞；遇富贵，可就而不就，此心坦如也。”为人处世重在一个“义”字，见困难上，见荣誉让，就能使心中平静而无愧。

他阐述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说：“我任司道日，遇有益于国于民之事，莫不勇往图之，未尝一日偷安。每当利害未明时，先为大府画策。凡用人用财及取益防损诸事，无不条具以陈，甚有非职任内所管摄者，但求于公有益，劳怨赔累皆所不辞。”应该说，在百年前的官场中，若能如此行事，当属难能可贵。

待指导思想确定之后，处事之方又会“随地随时而变”。处在不同的地位，工作的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例如，“为小吏则循法而求有益于民”，“为大吏则当观变谋远，期有益于军国。执法宜正，而仍持以宽恕。治军宜严，尤必结以恩义。事巨而繁，则总其纲要，慎选主事之吏而与以权。事小而杂，则分派所司，先其急而后其缓”。

周馥强调，任事一定要把握原则，从实际出发，而不为谄媚奉承所动，“事虽当理应行，而势机不合，必劳而无功，或返致败失，自应待时相机。若听谀我者怂恿轻举，悔无极矣”。而即使可行，处事方略也各有不同，应该区别对待，灵活变通，“未可胶柱鼓瑟”，如果“不度事理，徒袭已往成迹，鲜不失矣”。对于“处事而失机招咎”，周馥认为这“必贻祸于国，且终不利于己”。他曾对友人说，“我辈无论到天翻地覆时，须无一毫站脚不住之事。具此定力，方能干事。苟且图功，功未必成，而自己先无以对人，宁死不为也”。这里所谈，就不仅是方法，而更是态度了。

周馥深知获取民心的重要。他说，处一己之事在让，处一家之事在和、在俭，处国家之事在安而不扰，“尤以固民心为重，不可有幸功图便之心，须时存杜患防危之念，即建旋乾转坤事业，亦只从顺民心做起”。无论个人为官，或是从维持与巩固统治的角度，这都是说到了根本。

关于待人接物，周馥强调一个“诚”字。他认为，凡办大事，与人共患难共功名，须有一段诚挚意。要固结人心，尤须度量宽洪，使人尽其所欲言，尤不可傲己非人，不可轻喜易怒。“达官而不能使人尽力以成治功者，皆骄、吝二字害之”。那么这又应该如何解决呢？他开出的药方是，能够时常读书警醒此心，又延一二老成师友朝夕相处，“使其尽言无隐，庶几稍救此病”。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表明，如果缺乏一个“诚”字，没有“度量”，不能“使人尽其所欲言”，其结果必然是不能“固结人心”而成“大事”。

与此相关，对于如何观察与识别人，周馥也有其见微知著的方法：“语云观人于其微，如其人遇可惨之事露出不忍之心者，遇不平之事见忿恨意欲救援之者，见年长父执及有德之人貌恭言顺者，受人之恩常念不忘者，语及害己小人无恶言疾声者，见花草禽兽一切生物欲成不欲毁者，此皆厚道之人。”希望由此而具有知人之明和防人之识。

进一步引申开去，无论延师抑或交友，周馥均有其标准。他引用《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句，指出交游往来“皆宜选朴实一流”。还谈到，今人常喜欢与自己性情相近者交往，而且爱与不如自己者交往，乃“是一大弊”。关于选聘老师，周馥强调“须选品学兼优之人”，即使一时不得宿儒，也须“端谨通达之士，礼貌不可稍衰，课程必有定则”，“倘延有文无行者为师，贻误不浅”。他常引古语训诫晚辈，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处，如入鲍鱼之市，久而不闻其臭”，警告说，人鬼关一经误投，不易摆脱。当然，他又不以人废言，认为人能立志勤学，随处皆得师资。如闻人一善言、一善行，皆当谨记参悟，即使其人不足取，而言可为法，也应予吸取，关键即在于自己的鉴别与去取的能力了。

李鸿章十分赞赏周馥的工作，周对此亦铭感于心，他对孙辈说：“文忠尝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周馥企望孙辈们将来也能勤劳任事，谆谆告诫说：“尔等当力学之年，先求明理，明理则居家处约、处乐，为官处常、处变，自有见解。无官之时，切不可贪名躁进。有官之时，切不可轻举更张。总须静心察理，屏除私欲，庶作人作官皆有头脑，不致妄为招咎。”

三、立身处世  求真务实

周馥幼承家教，“日落后不许外出，祖父篝灯课读，凡四书中易解文义，四五岁时皆能通晓，六七岁时，凡乡塾中书皆读遍矣”，直至十八岁，一直在本地或外地塾中攻读，接受传统文化的基本训练。十九岁起又“在本族训蒙”，从事本族儿童的教育，可见他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然而，在教育孙辈时，他并不苛求孩子们读死书和死读书，而是注重提高学习的兴趣，讲求实际效果，期能掌握可以立足于社会的实学真才。他认为，幼年读书须平心静气，详细推索，不可贪多务博，强调读书是广闻见，开性灵，其中自有乐趣。若孩童性钝，可少读几句，总以得解为要，而“终日据案呫哔，嚼蜡无味，必以为苦，徒伤其身体，锢其灵明”，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周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希望“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然而，他并不把古代圣贤绝对化，对西学也并不盲目排斥。他说，“尔辈读书不要将圣贤视作云霄上人，假如今有圣贤与尔相处，亦是寻常人一般。”又说，“考求西学，原属因时制宜。圣贤处今日，断无不变法之理，亦断无不间取西法之理”，认识到了“变法”与学习西方已是现实生活中不容回避的紧迫问题。

关于如何推进国家建设，周馥明确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逞其一朝之忿，鲁莽行事”，“鄙古圣贤为不足道，心醉西法，争趋若鹜”，即只凭一时感情用事，不顾国情而盲目照搬西方文明；另一种情况则是“老于事者又多迟疑慎重，堕于因循”，守旧顽固派不能果断采取革新措施。周馥说，  “无论变法创法，取效于人，皆按人情天理推阐尽致，步步切实行去”，则“不期富强而自富强，不必专论御侮而自御侮”。

周馥已经看到“西国讲富强者何尝专讲器艺，不重纲常”，即不仅讲求方法，而且也重视指导思想。然而遗憾的是，他对西学的认识尚十分肤浅，只承认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却并不认同其较封建社会进步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把西学视为“器艺”，而以为“声、光、化、电诸艺”“岂能臻修齐治平之效”?他反对“诽谤圣贤，轻弃礼法”，强调“忠君孝亲”，“不可逐末忘本”，否则，“蔑视圣教，获罪于人，不可逭也”。由此可知，这些见解又依然未能摆脱“中体西用”说的窠臼。

另一方面，周馥站在儒家立场上解释耶稣教义，也颇耐人寻味。孙辈询问“中国向称儒、释、道三教，各国教更多门，其旨趋有同类否”，周答：“源头各异，其派自难强同。必求其同，惟‘忠恕’二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教无异”，“诚实无妄乃各教之源，此即天心，亦人心也。”可以说，周馥的确抓住了中西各教的相通之处。然而，周又指出耶稣教“皆藉国家权力推行”，“战祸频起，与耶稣宗旨大背”，正是对西方列强侵略活动的揭露与批判。

有西方传教士向周馥建议，说“孔子书宜读，但于西国治国之道、谋生之术，尚有未尽，似应读天主书补之”，周则妙语相诘，说：“孔子何尝禁人谋生……中国自昔专重农功，略于工商，此为时代限之，习俗囿之。若谓四书中无声、光、化、电之学，试问耶稣书中亦何尝有此语?”传教士“哑然大笑”。由此，周馥教训诸孙“凡有益于身心、有补于经世之学，皆宜讨论”，又说：“惟少年用功，须择其切于时用，而又于我性质相近者精求之，方能受益，若徒劳神翰墨，空言性道，非儒之正宗。”在这里，强调了对真才实学的追求和对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的摈弃。周馥于两江总督任内为子弟所设私塾，即开设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就是很好的证明。

周馥说，“人未有不望子弟贤而富贵者”，但是，多留遗产反而会促其败落。他举前人的好做法说，道光年间豫人王制军懿德官声颇好，殁后不留一钱与其子，后其子孙皆诚谨能自立，感叹“王公见识可谓高人一等”，也“恨不能师其法，薄遗资产”，使后辈都能够“自食其力”。他进一步联系西方情况称，“欧美两洲人皆不遗财于子”，“有遗之者为数亦少”，“故其人谋生较华人为勤，亦能谨身节用，无食鸦片、赌博恶习，此风胜于我华”。

四、对外交涉  不亢不卑

俗云：“弱国无外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内忧外患频仍，西方列强不断挑起事端，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家主权，清廷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周馥说：“今日宦途所最难者，莫如与外人交涉一事。”他回忆道：“余任津海关道，兼管直隶全省商务、教务，先后六七年，地方平安，惟先事预防，临事速断耳。”

与盲目排外的顽固守旧官吏不同，周馥平日在和外人交往中，“绝不存藐视欺骗之心，词气未尝暴慢，礼貌未尝简缺”，所以外人也“不敢遽肆狂悖”。对于原则问题，则是据理力争，绝不退让。作为地方上担负涉外工作的官员，不仅需要面对洋人，也还不免中央相关机构的牵制。周馥说，  “外人间有恫喝，部中亦时有偏听”，但他“绝不为动”，抱定的宗旨是“与其将就一时，遗患于后，宁投劾而归，不忍昧心轻许”，也就是宁可辞官去职，也不能轻易作出让步。这样坚持原则的结果，反而是“久之，外人亦皆折服”，原因即在于“以我所持者理足情顺，而又为条约所证”，通过努力维护了民族尊严。

由于周馥在对外交涉中重视“预防”和“速断”，所以在离任交卸时“计未了之案只钱债数事”，不给继任者增添麻烦。当时人“狃于夙昔排外之见”，不能理解周的不亢不卑，“时人不谅，谓我酬应稍厚”，但周馥希望用事实说话，“究竟孰得孰失，识者必能辨之”。

1891年，周馥在与李鸿章密谈时言及，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但仅购数舰，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一旦有事，焉能对敌?强调“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敦促李鸿章“痛陈”扩充海军事宜，但终以“户部掯费，言者掣肘”而未成。(《自著年谱》光绪十七年)然而，于此可见周馥观察形势、思考问题的缜密与周详。

迨至1894年，面临日本挑衅，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周深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仍力主加强准备而不可贸然开战。当战事已起，周受命总理前敌营务处时，有友人说：“此役必败无疑，尔往前敌何为?”周则坚定答称：“明知必败，而义不可辞也。”(《自著年谱》光绪二十年)在此关键时刻，便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奔波往来于前后方各地，晚年回忆说：“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  (《自著年谱》光绪二十年)

1900(庚子)年，华北地区发生义和团运动，顽固势力加以利用，围攻驻京外国使馆与教堂，列强以此为借口，出现多国联军侵华的严重局面，形成空前浩劫，给国家民族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周馥，在当地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莠民蠢蠢思动，乃设法逆折其萌，并派员四出剿匪安良，幸免滋乱。”“当时官绅颇有不谓然者，迨后闻北方糜烂，两宫西幸，始恍然改谤为誉”，周馥慨叹“任事之难如此”。(《自著年谱》光绪二十六年)

同年秋，周馥调任直隶布政使，旋奉命协助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1901(辛丑)年春，周受命处理教案，于二至四月“勘视各处教堂茔地”，与各国传教士“议民教永远相安章程”。由于各种矛盾纠结缠绕，解决殊属不易。周馥在《自著年谱》中称：“京中顺天、直隶教案全了结矣，余心力亦为之大耗。”在《负暄闲语》中，周也提到“在京曾襄赞数事，直隶全省教案亦经妥与议结，并收回天津，撤退保定洋兵，调和民教，剿抚土匪，外人尚无异言。当时官民有不尽知我用意者，事后始服”。

关于事件的起因，周馥分析说：“近来交涉每因闹教而起，洋官挟势要求，民人莽憨酿祸，在我先有破绽，使人挟持，处于输着。此又在任事者相机斟酌，不可使气沽名。”他强调，在对外交往中，更应慎重从事，防止授人以柄，为人所持。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周还撰著《教务纪略》一部，“刊印寄所属及各省，冀开民智而杜衅隙”。(《自著年谱》光绪二十九年)

1902至1907年间，周馥在山东、两江和两广任上，“时势益艰，新政待举，分内应办之事日不暇给，而内外掣肘困难情形有为向来所无者”。关于涉外事宜，他回忆说，“间遇外人要挟，我从未尝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予外人以藉口之端”，“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由周馥向孙辈讲述历史的经验，同样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负暄闲语》涉及问题十分广泛。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其独具特色之处仍多。例如，著者不相信星相占卜，也不信祈求鬼神能够致福，把“天文占验与一切檄祥之说”都斥为“盲词梦呓”。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也很开明，不迷信。针对“世俗择婚先托媒妁取男女八字命日者推之”，周馥说，“八字何尝有一毫灵验，余家历不信此”，将它视为“俗见”。他还把“婚姻论财”、“拣择贫富”视为俗见恶习，认为“人事天缘不能一概拘执……后来贫富安能预度，惟择其人家存心忠厚、治家有礼法者为主义”，把忠厚有礼作为选择婚姻对象的首要标准。对于女方，则是看重其“勤俭持家”的能力，而不应“重色不重德”。

周馥自幼即不相信“风水之说”，他以自家为例道：“由贫贱而富贵，由富贵而贫贱，盛衰之理根于人事，循乎气运，天地不能齐而一之也。”这种见解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符合辩证法的。针对所谓“人家盛衰一切事皆葬地主之”，以及“吉地葬亲，福荫子孙”的谬说，周馥认为这都是“偏浅之见”，强调“君子专论修身，不讲谋地”。他还以中国古代及外国为例，说古代不讲葬地，却“贤智辈出，反胜后世”。欧美各国不讲葬地，却“士民志气坚卓，国臻富强，足见天运兴衰视人事为转移”。周馥又指出，古来贤哲“临终之时莫不诫子孙”“薄葬”，要求“勿信阴阳拘忌，勿用僧道斋醮，勿请朝廷赠恤赐谥”，他们的见解大致相同，所以也谆谆告诫道：“此中是非得失，尔辈当领悟，可奉为法。”这里同样反映了不堕流俗的唯物论观点。

周馥语重心长对孙辈说：“我为官三十余年，心中所筹画者，属员知者十之三四，幕友知者十之五六，继我任、知我谋者十之二三，尔辈更无从闻知，故略叙梗概，明我心迹。”于此可见，《负喧闲语》确是周馥的肺腑之言，真实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是其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从周馥生活的时代至今已历百年，中国与世界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和前人的一笔精神遗产，今天读来仍然饶有兴味。在新世纪中，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地吸收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当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