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新君子之风

今年两会，不少委员谈及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如钱念孙委员在提案里及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君子文化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君子文化打通了传统与当代，是当代与传统互联互通的杠杆、桥梁和纽带，是让中华民族传统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传输导线和融合平台。”“法国有骑士人格，英国有绅士人格，美国有牛仔人格，而君子人格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我希望今后能够广泛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让君子文化成为改善社会风气的一剂传统良方，使君子风格在社会蔚然成风。”此话诚然，“君子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标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君子”一词古往今来都是中国人内在的人格理想及人格追求。

“君子”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甚早，先秦典籍里已比比言及。且自产生之日起，即一直与“小人”相对，之后又有“伪君子”之谓。《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汉班固《白虎通·号》：“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清人俞樾容括众说，在所著《群经平议》里平议曰：“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我们现今提起“君子”，无须饶舌，熟如众知，即指人群中之才德出众者，是历来仁人志士、介士正人之代名词。

“君子”一词，自提出以来，经儒家、墨家、道家历代选择、阐释、提升，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内在理路，古往今来的一种人格理想，影响垂今，题识鲜明。环视当下，即使身处偏远，无远弗届，目不识丁之人，自小即宁愿为君子，毋为小人，可见其影响之巨之深之久远。余秋雨说：“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传统君子何以范式当代，仪型后世，赞扬风化？君子之言行、进退、出入、处世大节者何？对此，自先秦迄明清，皆有种种讲述，旧义新章，汗牛充栋，皆对当时及后世产生莫大影响，为历代行世箴言、处事轨仪。然总其核心，不外德道、忠义、仁恕，不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尤重于修身，重于个人道德修养，重于是否有公心。如《大学》第十：“君子先慎乎德。”《尚书·虞夏书》：“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唐魏徵《十渐不克终疏》亦说：“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此怀、此德、此义，核心即是公心，此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谓：“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

笔者愚见，当今之世，谈君子、君子文化，学以做人，非仅践规蹈矩，仪型乡国。德字固当其先，但行事处世，尚须“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且在价值内涵上能容括古今，知类通变，不泥于古，不昧于古。所谈君子，绝非回溯先秦、秦汉、唐宋、明清及近代之君子，而是要有现代民主精神、文明气息的“当代君子”。周馥《负暄闲语》里说：“君子体道，眼觑千古之上，心契造化之微。”此言诚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亦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要知时代迁演，文化境况迥异，古今价值观念不同，行事处世及评判标准前后差异颇大，同样所谈之德之道之忠之义之仁之恕，已与古人有极大不同。若一味恪守旧章，步趋古人，不免其迂。先秦自不同两汉，唐宋何尝同于明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