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生命力

东至周氏家族，被誉为“安徽的大宅门”，周馥从贫瘠的纸坑山走出，帮助李鸿章办理国事，却带动自己的家族建立了庞大的基业。由于重视家风家教，后代人才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似的学术大家族，尤其是周叔弢，十个子女中获博士学位、教授、总工程师、研究员职称的八人，六人是共产党员。周馥家族的家教家风，周叔弢的子女教育，值得我们认真地思索、领会、传承和发扬。

何为“教育”？《说文解字》说：“教，上所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也历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皆把下一代的思想道德作为教育的首要。可是当今，就业、高考成了教育的指挥棒，相当一部分家长为了子女将来的生存、前程，只能把提高学习成绩作为培养子女的最迫切的要务，整天盯的是孩子的“分数”，目标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买好房子，过一生好日子。

培养孩子好的人格？道理是懂，但是竞争太激烈，“人格”的事，孩子的心理问题，如果解决起来挫伤情绪，影响学习，只能是让一让、放一放，考上大学再考虑吧。可是到考虑时，可能已经迟了！近年来大学里发生的几个大案---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案、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案和复旦大学的林森浩案警醒世人：我们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测验上，更重要的议题是品格、诚信、道德与胸襟”。教育的最大意义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格，知识的接受只是教育的第二意义。教学过程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而且还是加强德育、心理教育和人格教育，从而培养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过程。

周馥家族从祖辈就重视对孩子的人格教育。周馥的祖父在周馥几岁时就“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不仅言教，而且身教。周馥在引退后撰写了《负喧闲语》，训诫子孙及其后代秉承先人“读书明理，身体力行”的良好家风。周叔弢对子女的教育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也在于周叔弢人格风范的影响力。

周叔弢先生哲嗣周景良先生说：“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首先是为人方面、道德方面的，直接教导并不多，主要是身教，榜样影响我至深。我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根基于此。”“父亲从不教训我们，但他自有威严，大家也很怕他，每人也很注意检点自己。”

周叔弢先生在子女面前“自有威严”，子女们敬、畏、自觉学习效仿，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周叔弢的威严来自何处？通过关于周叔弢的资料的学习，我的感悟是：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一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

周叔弢先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为世人所公认。

1918年27岁的周叔弢到青岛华新纱厂出任常务董事，在四叔周学熙的领导、主持下参加建厂及经营管理工作。周叔弢并未学过纺织业，但他办事认真肯干，国外买来的机器到货后，他不顾体弱，亲自参加验收、组装，直到运行生产。当全厂各车间机器安装完毕开始生产时，他对生产过程已了如指掌，对生产工人也熟稔大半，在经营管理上已心中有数，充分体现了他踏实认真的工作精神。1925年唐山华新纱厂经营遇到困难，周叔弢被聘出任该厂经理，就任后，周叔弢改革规章制度，改进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作为一厂经理，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过程，不辞辛苦地实干，以身作则，给全厂职工做出了榜样。

周叔弢先后在四个纱厂任职，后又到启新洋灰公司任职，都是奉命于危难之际，他深入实际，带头实干，勇于改革，以诚服人，平易近人，不避亲避嫌，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解放后，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市党外副市长，他深恐辜负人民希望和党的信任，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按政策办事，起表率作用。当他年事已高，不担任政府行政职务后，还积极参加所任的人大和工商联工作，不挂虚名，极力务实，年近九旬的老人仍不辞辛苦，亲临生产第一线视察工业生产、市政建设、农村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并提出积极建议，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

周叔弢先生对事业的精诚认真还表现在他的收藏上。周叔弢先生爱好收藏，藏书之富与版本之精负盛名。他收藏书讲求“五好”标准：版刻字体好、纸墨印刷好、题识好、收藏印记好、装潢好。得到好书后，装潢好的就照原样保存，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或楠木书匣装起，再平放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他对误人子弟的伪书深恶痛绝，1941年周叔弢花高价买进十几种敦煌草书字帖，回来研究发现全是假造的，他一把火烧个精光，说决不允许这种东西留在世上骗人。自己看书要先把书桌擦干净，书打开平放，或一手托书背端坐着。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子女这样做，看书要“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

圈内人称周叔弢收藏书的标准苛刻得前无古人，我也不知他爱书惜书的讲究是否后有来者。周叔弢先生的精诚认真，令人叹服。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高尚的爱国情操

周叔弢先生出生于爱国世家，平生行事无处不显示其浓挚的爱国精神：

当他任职的唐山纱厂遭日寇在伪政府的支持下强行侵占时，他想办法抵抗、拖延，无力抵抗时，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愤然辞职；

当日本宪兵队封闭燕京大学，爱国师生被捕、被困时，周叔弢积极资助爱国师生；

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之时，周叔弢带头并做工商业人士工作，抵制国民党政府南迁的迫令，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周叔弢首先提出将启新洋灰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比全国的公私合营运动早两年，而且他自动提出放弃定息；

文革期间，当几十名红卫兵手持棍棒气势汹汹闯入周叔弢家时，周叔弢迎上前去婉言告知，他有古书、旧画、印玺，都是国宝，应属于人民，愿全部上交国家。红卫兵为他的凛然正气和开明态度所感动。在天津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派人来清点接收，运走后，他为这些珍藏没遭到厄运散失而欣慰；

周叔弢先生耗一生心血收藏了宋、元、明经、史、子、集、善本和清代善本书、敦煌卷子、战国古印、名人书画，个人经营所得大部分用来购书，有些还是历史孤本，这些古籍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可是他收藏古籍不是为了赢利，不是为了传之后代，甚至也不单纯为了爱好，而是为了保存民族的珍贵文物不致散失损毁，更不至流落海外，为他人所得。1942年他自订藏书目时就叮嘱子孙：“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叔弢捐书时对当时的政府领导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不遭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从新中国成立，他把自己精心收藏的共几万册善本古籍献给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有人统计，他无偿捐出的古籍珍品价值约40亿人民币！

“上所行，下所效”，正是周叔弢高尚爱国精神的引领，他的子女纷纷效仿，数次向公共图书馆无偿捐赠善本古籍。

2015年清明的周氏文化恳谈会上，周启晋先生的一段话让我感动：周景良先生在北大畅春园住的是老旧的宿舍楼，设施落后。周启晋听到消息说北大要给教授造新宿舍楼了，便高兴地对周景良说，十叔，你可以搬新家了。景良说换新房子要花钱的，他没这个实力。启晋说你不是有爷爷(叔弢，景良父，注)给你的图章什么的吗？景良语气坚定地说，那不行，那不行的，这个以后是要捐给国家的。听到这里我眼眶湿润了：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下，多少人使出浑身解数追逐房子、车子、票子。一些贪污腐败的高官，不仅有着金銮殿般奢华的住所，里面现代化的享乐设施一应俱全，还占有千万上亿的金钱和多了去的房产，而周叔弢先生的幼子，一个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守着价值不菲的古籍藏品要捐给国家，宁可住着陈旧的“蜗居”（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月前，我造访了北大畅春园某单元楼的一间房，那是显赫一时的安徽东至周氏在北京的一处‘蜗居’”），多么感人至深！

周叔弢先生的“自有威严”来自他崇高的人生境界

周叔弢先生心胸开朗，作风正派，生活朴实无华，对名利十分淡泊。

晚清民国时期，上层青年中吸鸦片、娶姨太太是很流行的社会风尚，周氏家族中也不乏其人，周叔弢却洁身自好，绝不沾染，连吸纸烟这小小的嗜好也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冲击，被批斗、被抄家，子女有的被打成“特务”被关进牛棚，他都泰然处之，还对别人说：“这不过是暂时现象，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家乡东至县来人访周叔弢，谈及周家造福乡梓，至今为乡人所称颂。他说这些都是我祖父和我四叔做的，我没有做过什么，应当另做记述。有人给他写了一部长篇传记，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后把原稿叫人带回说，“三分之一是写祖父的，三分之一是写四叔的，都与我不相干；三分之一写我，有许多谬误和记述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让人把原稿取回，请他不要出版。”

与周叔弢先生交往的文人学者更是这样崇拜、深情地赞叹他：

“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谈吐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衣履朴素，不尚浮华。谈实业，他那种志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谈古籍金石，善本书，，他的学识渊博，见识过人。既是博学，正派，有修养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精干的富于爱国心的民族实业家。”

“叔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豁达大度，胸怀坦荡，生活朴素而有节。”

“叔老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和务实精神，永树风范”。

正如周叔弢先生次子周珏良说的：周叔弢先生“有一种深在的对哲理、知识、艺术的非功利的爱好，因之，一生虽不乏名利，但对名利十分淡泊，有一种丰富崇高的人生境界。”

1982年10月，周叔弢先生写下遗嘱：“ 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  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呜呼！如此周叔弢先生，襟怀如海，品格如山，在子女面前自然高峻威严，子女如何不景仰！

周叔弢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身教，他重视子女的基础教育，他认为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的文化教养。他高规格地制定长子一良的学习计划，亲自选定课本，选择最好的老师任教。他还重视子女的外文学习，请外籍老师教课，要求子女学外语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阅读和会话上，还应当通晓这个国家的古典，了解它的文化，这才是掌握外语的目的。子女进学校接受外语、数学等新式教育后，他又聘请老师来家里为他们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弥补学校中国文课的不足。

周叔弢爱读书，书是父子感情的纽带，子女升学、成家，周叔弢都赠送古书籍作为对子女的祝贺、鼓励，家中始终荡漾着浓浓的读书空气。周景良先生说，“除去自身的表率作用，父亲最主动对我们兄弟进行的教育，就是鼓励我们读书，具体办法就是买书给我们......这是父子情感交流很重要的一条渠道”。

周叔弢先生要求子女朴实做人，在给长子一良的信中说“人能笃实，必有辉光”。周一良说：“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至今不忘。以后一生悃福无华，比较朴素，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我的九个弟妹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周景良先生说：“家里书很多，整个的氛围就是要培养子女成为敦厚朴实读书人。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人能笃实，自有辉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这里我想起了林森浩。

林森浩案发后在监狱自省：“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缺乏社会阅历就必须有阅读习惯。我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应试教育上，文学、宗教、哲学方面的书就看了大概三本，《围城》、《活着》、《三国演义》。如不阅读，看看电视剧也好，电视剧里也有很多人生道理。我生活太单调，除了做实验，就是运动，我记得有个师姐说我情商太低”。

林森浩还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做人的讨论”。

林森浩在给父亲的信件中希望家人多读书。他写道“请将我写予你们的书信给我的兄弟姐妹们看，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开卷有益。请将我银行卡中剩余的钱用于购买一些书籍，置于家中，供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后代阅读。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并终身坚持，不会差的”。

终于醒悟了！这醒悟对于林森浩的家人来说无异醍醐灌顶。可是对林森浩本人，这醒悟来迟了，高材生林森浩，多么残酷的遗憾！

当我们痛心当前道德教育的严重滑坡时，不由感叹：周馥家族、周叔弢给子孙后代营造的读书明理的家风，多么高明！多么高尚！

周叔弢重视子女的基础教育，教育他们诚实做学问，诚实做人，也鼓励子女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对于子女所学专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从不干涉，全凭子女自己做主。子女们都选择了自己爱好的专业，凭着坚实的功底，不懈的努力，一个个走向学业的高峰，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为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既严格又开明，既精致又洒脱，这就是周叔弢独具特色的子女教育，透视着周叔弢先生的境界、眼光和胸怀

藏书家傅增湘这样描述周叔弢：“君之为人也，貌婉而神清，才敏而志定，淡声色，薄滋味，寡气矜，畏荣进，怡然淡然，若与世无竞者。”

是的，周叔弢先生，风骨清澈而峭峻，气质儒雅而高远，如仙一般的境界，给家族子女源源不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