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一位民族实业家的教育缘

周学熙为中国近代北方工业之父,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合称为“南张北周”，对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在官方历史教科书上有所记载。中华历史浩如烟海，优秀人物层出不穷，但能在教科书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并不多。近日研读《周学熙自述》，发现周学熙前期所走的人生之路很有特点，即早期接受个人教育，随后鼎力兴办教育，到最后办实业时发展职业教育。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

一、早期功名教育的失意者

  世家子弟恪守“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之信条，周馥家庭也不例外，周学熙在同治九年，六岁时居金陵就初习识字，八岁时，居天津入塾读书，一直到十四岁随父乞假省亲，回建德县纸坑山，虽无塾师，但从长兄徵之课读，日夜用功，文思大进。十五岁即入泮。十六岁徒行百里到贵池府应童子试，十七岁赴省城科考，一等前列，补食廪饩。十八岁赴金陵应南闱乡试（江南的乡试叫南闱），未中。二十一岁又应南闱乡试，又未中。二十四岁，居北京，应北关乡试，仍未中。二十七岁，居保定，应南闱乡试，还是未中。二十九岁时，应顺天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

  读到此处，我感慨顿生，在求学路上，周学熙所受的煎熬，有谁能知？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哥哥早已中举、中进士了，可他这个补了又补的老童生，在补习路上走得瘦骨嶙峋疲惫不堪。正如命运从不将门窗插死，当一扇门关上了，那窗子肯定不会严实，你稍一用力，就会洞开。可周学熙并不顺，好不容易中到的第十八名举人，因考试舞弊案，大费周章。后虽复试列新中举人一等，但额满见遗。后又两次参加会试，均未中。

  屡败屡战，精神可嘉，但残酷现实，让其对科举已意兴阑珊。最后在直隶报捐道员，从此走上了仕途。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若周学熙在求学路上顺风顺水，那么他可能成为近代众多的国学大儒之一，但近代就少了不可多得的民族实业家。

二、近代大学教育的推动者

  一八九七年，周学熙三十三岁，已育有五女一子，家累渐重，有人说他当以“异路功名发达”，周馥给亲家张燕谋去函，为周学熙在开平矿务局谋一小事，辗转于温州、厦门、福州、澳门等地，也就是当下的跑销售。其后因开平矿堕入外人并吞之计，成为“卖约”，而“坚不签字，遂辞去总办，与矿局脱离关系”。再后来以滦收开，兴办水泥不表，在其三十七岁时，时任山东巡抚项城的袁宫保世凯，札委总办山东大学堂。让这位崭露头角的实业家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剧。在变法维新思想的推动下，“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不可遏止。改革封建传统教育，逐步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地纷纷遵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山东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光绪的谕旨第一个响应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政治家的敏感，让他嗅到了第一缕气息。当时他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立即想到了周学熙，周学熙销掉淮阳捐局差使后，立即起程，九月到了济南，当即替袁世凯组织人员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这与当下提出的“科教兴国”同属一辙。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

  周学熙年谱记载：奉上谕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为中国开办大学之始。余奉命后，订章程，聘教习，所有功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校风甚饬，重印中学正宗，又采各家所译西文格言及科学理化之论，成为西学要领一书，以授学子，使端趋向，而重实学。

  我们看看其后面两句话：使端趋向，而重实学。也就是使学子一开始就以实用、实业为学习方向。这样的办学宗旨，似乎召示着其后工艺学堂与考工厂的诞生，是顺理成章之举。

  但周学熙在其五十八岁，即一九二二年利用回秋浦守制之机，在家乡创办了秋浦宏毅学舍（书院），不仅与其之前办的职业教育有所不同，就是与普通学校的性质也不一样。其宗旨是以中国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辅以英文、数学及新知识之切于实用者，以期养成任重致远之人才。凡来肄业者，须专心向学，切实用功，以服从学规为主；并严订章程学规及课程；任彭星台怡为监督，聘姚仲实永朴、陈慎登朝爵、马庆云汝騆、诸宿儒及英算名家为主讲教授；又于城乡举办义学五处。由于地方不靖，师生逃逸，宏毅学舍于一九二九年停办。其间自宏毅学舍毕业者，本科生十四名，预科生四十一名，商科生二十一名，各义塾学生一百零二名。李克强总理怀念的恩师、“有实无名”的真学者李诚，曾就读于宏毅学舍。

  后人评价这些书院（学舍）：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功不可没，不仅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其教学方式对现今大学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亦即古今、中外之间得以互补。

三、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者

    话说：国难思良将，板荡识能人。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锐心图治，又想到了周学熙，将其带在身边，帮其整顿经济，实行新政。此时周学熙创办了“工艺学堂”和“考工厂”。如“图算学堂，参仿日本办法，选招聪颖子弟，半日在堂学习图算、机理并浅近化学，半日在厂练习各种机器工作，为造就人才，振兴工业根本。凡所规划，均研究理法，统筹利病，折衷取当，不随流俗一隅之见。”

  一九0三年，周学熙奉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该局作为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工艺提倡实业为宗旨。对此项委任，周学熙的自我评价是“之后四年，工艺成绩斐然”。他首先制定了一张蓝图：计划创办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厂、造纸厂等；工厂附设：日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小彩票、拍卖处等；助办者：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玻璃厂……

  蓝图一旦确立，必须当即实施。当年六月工艺学堂改名为高等工业学堂，以教育培植工艺人才，注重讲授礼法，继以实验，以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发明工业为目的。尔后办实习工场、官立造纸厂，“又开办广仁堂女工厂，收学徒300余人，教授手工，是为女子职业之先河”。

  从上可知，周学熙创办的工艺学堂，到后来改为高等工业大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学有所用，用有所学，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毫不夸张地说，周学熙就是中国大规模职业教育培训之父。

  如果说周学熙设工艺学堂，是“造就人才”的职业教育，那么他开设的考工厂，就是“鼓舞商情”的全民职业教育机构。他在年谱中陈述道：各省举办农工商诸实业不为不多，而商民之闻风兴起者仍属寥寥，似于提倡鼓舞之道犹有未尽。因此考工厂的设立就起到了一个“考察本国、外国产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

  考工厂简言之，就是一座商品博物馆。它以展示商品，使参观者从感性认识入手，达到“开通民智，提倡工商业之进步”的目的。有史料称，开厂“半月以来，观者甚众，日千数百人、二千余人不等，购买货品亦时有之。似此，民智可期逐渐开通”。

  为了使考工厂作用发挥到极致，考工厂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工商活动：如工商茶话所，邀商界、学界人士，演说各项要理，每月举办两次。有史料称，“每当演说，官绅士庶，听者常逾千人，裨益工业殊非浅鲜”；工商研究所，每月召集两次，并将研讨问题，形成《问题条对摘要》，报送有关方面参阅；招考工业，现今说法就是对产品进行评比奖励。为此，制定了依商品“制造之难易，作法之巧拙，装潢之美恶”，“成色之高低，价值之贵贱”，“利用之广狭”等条件，对本省各地报送产品，每年评比一次，凡精美者授予金或银牌，并由“各该地方备案，以资保护”。可见商标保护已见端倪；工商劝业展览会，这是相对于常设的考工厂之外的短期商品展卖场所，若属新事物，给予“免纳税捐”的优惠。

  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工艺学堂的建立，让许多人学习到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先进的管理，而考工厂的设立，刺激了民族工业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更开启了国民的商品化教育，同近代文明接轨，推动了当时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周学熙的一生，在振兴民族工业方面，已享誉中外，但其在近代大学教育方面作出的独特贡献也不容小觑，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做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接，尤其创设“考工厂、工艺学堂”，将教育培训引向普通大众，若说周学熙是中国职业教育奠基人，应该是实至名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