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周志俊在当时举国欢腾、和平在望的形势下,又萌发了重整旗鼓,再度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而努力的念头。这时,他对原有的各企业作了一番调整,除将茂华银行迁来上海外,对于一些非直接生产的企业,如久安实业、利安企业等进行了收缩或结束。对生产性企业则积极恢复生产,并按以前的规划,组织实施,创办“三新”工厂。
新安电机厂
创建于1946年7月,由周志俊、孙鼎等人筹建。周任董事长,孙任经理,史钟奇任总工程师。厂设在常德路800号(现为人民机电厂厂址),由信义机器厂租给一部分机床,由已停办的孚昌印染厂租给厂房,工厂开工后,发展较快,到1947年已有职工100余人,陆续生产了一些常规产品,如电动机、变压器、开关柜等。还试生产了一些新产品,如铁路信号机、变速电动机等。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后,工厂材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工厂已陷于无力维持正常生产困境。
新成电表厂
为孙鼎同学王启贤创办,由新安投资合作,生产部分电表及整流器等,当时周志俊曾设想与新安分别发展成为生产弱电设备和强电设备的专业厂,由于资金不足,计划未能实现。
新业制酸厂
创建于1946年8月,周志俊将信和纱厂在闸北交通路的10余亩地拨给新业作为厂址,兴建厂房,全套设备由美国引进,价值10余万美元,比较先进,1948年6月建成投产。开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原料硫磺供应不上,周志俊四处活动,也只能从台湾分批少量购进硫磺,以致生产时断时续,勉强维持半年后,又因通货膨胀,需用硫酸的工厂很少开工,致使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直到解放。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规定凡迫出售及售价价不及原值一半的企业可以申请赎回。为此,周志俊向美国领事馆取得当年平安公司被迫出售的证明,准备进行交涉。而平安公司美籍总经理则企图以美商名义收回华新,变为外资企业。华新由青岛市国民政府接收后,又由官僚资本中纺公司接管。在“四大家族”疯狂掠夺民间资财,大发“劫收财”的情况下,周志俊想收回华新,困难重重,为此他不得不利用各种关系而十上南京,并疏通宋子文左右,才将只剩下固定资产的华新收回。1946年10月,在新老股东会上通过了增资方案,将资本由抗战前的270万元扩充到相当于150美元,受资金的影响,只恢复了纱布生产,印染部分始终未能复工。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政府崩溃在即。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去何从,彷徨徘徊,有的怀疑观望,动摇不定,坐立不安;有的转移资金;有的举家迁涉。这时,周志俊也曾偕郭学群等去香港、台湾,一方面是为新业硫酸厂的原料而奔波,一方面也有控听虚实之意,准备迁移部分资金,开辟新的基地。周志俊曾携家去香港,调去了一部分资金,有留居该地的打算。但是,上海、青岛的事业又使他恋恋不舍。天津解放后,有关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的消息不断传来,加上一些进步人士的动员和堂兄周叔弢已留在天津,使周志俊思想逐步有了转变,终于在1949年初,在信和纱厂董事长颜惠庆的电召下,毅然返回上海,迎接解放,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