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不畏强暴爱祖国

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的失败，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董事会提出委派周叔弢为经理，他于是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上任后知难而进，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不避亲、不避嫌地调整人事，对工厂倾注了许多心血。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经济方面的渗透也无孔不入。对凡属局面较大、利润较高的私人企业，不论工厂、商店，都以所谓“入股”、“合作”的方式实行吞并。1935年下半年，日方提出向唐山华新纱厂“入股”。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工农商学同仇敌忾，周叔弢重民族气节，富有爱国心，自然不能接受日方“入股”。他先是相应不理，而日方也不肯善罢甘休，以“不合作即不能保证工厂安全”相威胁。厂方仍采取拖延的办法，拖到“冀东事变”。这时日本侵略者操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粉墨登场，汉奸殷汝耕狐假虎威，视唐山华新厂为禁脔，终于在1936年以由日方收买51%股权为名，攫取了这个经营好、效益好的工厂。周叔弢不畏强暴，大义凛然，拒绝与日方合作，愤然离职回天津。当他离开工厂时，工人们自动关机，到厂门口送行。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步步入侵，津厂也无法逃脱被吞食鲸吞的厄运。日商钟渊公司，一方面，凭仗其帝国侵华势力，大量倾销日纱，使华商纱厂处于困境，资金周转拮据，举债无门；一方面，对津厂虎视眈眈，趁人之危，放出收买该厂的风声。作为经理而非股东的周叔弢向股东会报告了虽刻苦经营，工厂也有起色，但却跳不出当时恶劣政治环境和经济压力的情况，绝大多数股东的意见是停产卖厂。在津厂所负债务达全部资本的60%以上时，周叔弢回春无术，几经挣扎，1936年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下，被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买去，易名为“公大七厂”。几十年后，周叔弢每当忆及此事，总是愤慨不已，痛心之极。

离开纱厂后，为了避免敌伪的纠缠，他一直在天津闲居。日伪统治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有时周叔弢也不得不变卖家产以度时光。这段时间，他“唯求洁身自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