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团结合作迎解放

1944年，启新协理王仲刘病死，这时常董们要周叔弢出山，1945年7月，周叔弢又任启新协理职务。不久日寇投降，袁克桓迫于形势而辞职，周叔弢遂升为总经理，直到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崩溃之时，又垂死挣扎，迫令天津的一些大型企业“南迁”，震动了天津工商界，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周叔弢一方面收听延安的广播，找来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了解共产党的决策；一方面同另一位著名爱国企业家李烛尘一起，利用“三五俱乐部”这个工商界头面人物活动的场所，先提出大型重工业工厂，迁到哪里去？如何迁法？数以千计的职工如何安置？激起的工潮谁人负责？以此拖延时间，抵制南迁。

解放前夕，中共天津职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同志，通过地下工作者周骥良，找其伯父周叔弢做工作。骥良同哥哥周骏良一起，引见王文化，第一次相见双方就谈得很融洽，王谈到了天津和唐山都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周叔弢开明地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了解，对毛泽东非常敬佩。当时，周骥良还问过他，是否想“走”（指离开大陆），他的回答是：“绝对不走”！当初天津工商界人士思想顾虑颇多：不跟国民党政府走，留在天津，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自然要包括城市资本家，是敌是友？何去何从？通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周叔弢和李烛尘先生带头，在三五俱乐部和其他场合，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政策，稳定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情绪，保存天津工商企业的实力，与广大职工一道，为迎接天津解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