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俊——上海“三信”的兴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撤离青岛前，便将日本纱厂全部炸毁。日寇侵占青岛后，筹备恢复，而宝来纱厂资力最薄弱，无力重建。于是日商牢牢盯着华新纱厂。在此之前，周志俊看到抗战军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乃决定拆迁一部分机器（2万余锭约占全厂5万锭的半数），由青岛包船南下，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而上，转运重庆，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政府放弃沪、宁，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信和纱厂。为了使未迁出的工厂财产，在青岛沦陷后不致被日冠掠夺，他还与爱温斯商量，将设备厂房作价转让给平安公司，企图托庇美商，获得保全。然而日寇为了攫取华新，不顾美商名义，将平安公司中国经理顾志恒扣押于宪兵队，胁迫交出纱厂，经爱温斯多次交涉，最后仍不得不以低价将华新售于日本长崎株式会社（即宝来纱厂），售得款项即由平安公司偿还青岛华新在久安信托公司的债务。

周志俊把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移到上海后，1938年在上海复工，陆续创办了纺织、印染、机器三厂——信和、信孚、信义。信和是在华新迁出设备的基础上与英商信昌洋行合作，增资组建的，由高默诉（W.Gomer sall）任董事长，在香港注册，约有纱机25000锭，布机200余台，资本250 万元。信孚印染厂初期资本为15万元，厂地只有10亩，1939年投产后，生产进行顺利，又增资40万元。信义机器厂开始是为了整修装配信和机器而成立的，规模不大，资本不过10余万元。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信和因系英商，被日寇军管，以后几经交涉，经过一年多，始与中纺、统益、崇信等3厂在最后一批发还。但库存棉花、纱布、原料、产品以及机电设备被日寇掠夺一空，无法恢复生产。为了解决这个厂留下人员的生活问题，周志俊又创办了孚昌染织厂及几个小型纱厂，维持数年之久。

信孚、信义当时系华商。信孚投产后，初期仅能生产染色布及漂布，以后购进六套色印花机，准备生产花布，但设备尚未安装完毕，日寇即进入租界，在敌伪“商统会”强制收购纱布的打击下，被迫停工。大部分工人发工资遣散，部分骨干职工留厂，在吴曦春等负责人组织下，利用库存零布生产枕套、被单，并购进榨油机，用棉籽榨油，还生产煤球、肥皂、雪花膏等，勉强支撑，坚持到抗战胜利。

这时，信义机器厂也陷入市场萎缩，供销俱断的困境，但这个厂由于是机械工厂，敌人需要它，因此它的负责人在敌人的胁迫下，也不得不应付开工生产。

在“三信“工厂被困扰之际，以周志俊为代表的企业家在上海又筹办了久安实业公司。除了继续投资”三信“厂外，又接盘一家染织厂，组设孚昌染织厂，投资于华一造船厂，改组为华一工程公司。和广勤纱厂合组广利实业公司，接办江阴的利用纱厂。设立新业电化厂。久安信托公司在改组为久安银行的时候，把信托投资的部分业务给划出来，组设了利安企业公司。1943年在上海证劵交易所复业后，他们又在久安银行、久安实业与利安实业3个实业的合作之下，努力扩充，办起了大沪百货公司、久安房地产公司、久兴茶业公司等企业。先后发行了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等股票，筹集资金，提高利用率，扩大集团声势，加速企业发展。

周志俊虽然在上海租界创办“三信“工厂以后，仍念念不忘内迁，由于当时的形势变化，在后方建厂的计划终未能实现。1940年，他又与中纺纱厂王启宇以及英商信昌洋行共同创办了英商安华贸易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在香港注册，资本约为港币100万元，总公司设香港，仰光有分公司，上海有办事处。当时曾购买卡车行驶于广州与韶关间及仰光与昆明间。该公司拥有卡车最多时近200台，主要运销纱布（包括部分卡车在内地出售），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广州、韶关间货车商品全部丧失，仰光沦陷后，亦损失惨重。

面对内迁不成，在香港、仰光又遭挫折，周志俊并没有灰心，他决计为战后复兴经济，发展生产作些准备工作。这时，知识界人士大都陷于困境，于是周志俊又产生组织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共同考虑战后复兴规划的设想。他认为，机电工业和化学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因此决定先从机电、化工两项入手，在上海建厂，逐步发展到其他地区。于是聘请留沪专家成立了久联设计部，下分化工、机电、经济组，完成了化工厂和电机厂的轮廓设计，为抗战后创办“三新”工厂打下了基础。

周志俊在上海经过3年的经营开拓，在企业界开始建立了一定的声誉，也上了特务组织的黑名单。早在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时，日本宪兵队就将周志俊视为抗日分子，四处通缉，当时由于周避居上海租界，未遭毒手。1940年4月26日，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视租界“孤岛”为眼中钉，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特务组织，大搞暗杀和绑票等恐怖勾当，租界内不仅爱国人士受到迫害，一些工商业者也成为特务猎捕的对象。1940年，周志俊在香港筹建安华公司，回沪后不久，1941年1月20日下午5时半，当他正由信和纱厂办公室（今虎丘路88号）走出时，即遭匪徒袭击，他抗拒绑架，遭匪徒枪击，伤及膀胱，幸未致命。在医院治疗月余，出院后携家去天津，但终因不能忘怀上海各项事业，时间不长，又重返上海，继续自己的工作。

1944年，因能源短缺，汽车停驶，周志俊在工作之余，想学习自行车，以之代步，不幸将腿骨跌断，卧床年余，以后经手术治愈，终留残疾。但是，在敌人穷途末路更加疯狂的时候，他利用卧病在床的机会，避免了直接与之周旋应付，抵制了敌人的威胁利诱，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因此，他尝自比为“塞翁之子”骑马折臂，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