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及实践

周馥(1837一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人。1862年因文字见知于李鸿章而入幕办文牍，相从30余年，治理河工，建设海防，兴办铁路、电报、学堂，开天津商埠，“无所不与其役”。李鸿章殁后，周馥以湘淮元老硕果仅存，而擢任山东巡抚，治鲁两载，“拓高等师范武备巡警蚕桑外籍诸学校，又起医院，设官报，凡所以阜民财瀹民智者，次第兴举。”后移督两广，“拓珠江堤，新市政”。宦迹所至，政绩蔚然，民交诵之。周馥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关注国计民生，成为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及“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本文拟从治理河工、兴办教育、筹办实业、市政建设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及实践。

一、

治理河工。水利为农业经济之根本，水利的废兴，关系国计民生。当时直隶水患严重，永定河运河、滹沱河等时常溃决，民不聊生，故直隶、山东历任地方官皆以治河为急务。周馥亦认为“善民之政，莫大乎治河”。自1871年7月奉调至直隶治理永定河，筹办堵筑事宜，以后“治河名益著，患至，辄征往戢之”。在直隶、山东任职期间，他经常主持治水工程，或是提供治水之主导意见，前后30余年与河事相始终。

周馥认为：“河工本系专门之学，非细心讲求，躬亲阅历，不能得其奥窍。”因而主张进行实地调查，细勘地形水势，再筹堵泄方案。1873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请挽黄河复淮徐故道，东河总督乔松年以故道久淤难复，相持不下。旨命李鸿章筹议后据实奏闻。李密询于周馥，周馥以为“此非细勘地形水势，不能决矣”。是年3月，周馥由天津大沽海口乘船入山东利津口，溯河而上，查勘铜瓦厢决口及下游淮徐故道情形；抵达河南后，又由卫辉府沿流而下，南过张秋镇、济宁州、汶上县，查看运河一带情形，回津后力陈黄河不能南行之理，并代李鸿章拟“筹议黄运两河折”。次年，周馥在天津办人海减河(俗名金钟河)，又办北运河筐巷减河，11月办通州潮白河堵筑事宜，并设文武汛防守。当时天津道丁寿昌创议上自天津贾家桥、下至北塘开大渠，以泄洪水。周馥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天津为九河故道，水至天津始泄，则四面已成泽国，不如就南北运河的上游要隘辟减河以泄水，就南运河下游开屯田以分水势。此论扼于部议而未付诸实践，后周盛传采纳周馥之策，开兴济减河，灌小站，垦田数千顷。1877年，滹沱河溃决，有人主张分滹水南行，以减轻永定河的压力。周馥受命会同清河道叶伯英查勘滹沱河，由平山、正定、藁城、滦城、赵州、深州、冀州过任邱、文安至天津，历30余县进行实地调查，力陈滹沱河不能分水南行，此论遂罢。

1898年，李鸿章奉旨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随即电招周馥前往襄助。次年元月，馥出济南，赴下游南北两岸勘土并勘利津海口，嗣复勘上游两岸至曹州府贾庄，拟定治河办法12条。周馥接任山东巡抚后，尝语佐僚日：“善民之政，莫大乎治河。吾往佐文忠，亲历山东勘河道，即思殚诚瘁力，澹厥沉灾，巨帑未集，吾谋辄罢。今来兹土，誓竭吾怀，愿诸君助我。”于是亲自勘察惠民县北岸刘旺庄漫口、利津县南岸冯家庄漫口及黄河上游曹濮一带各河工；又到济宁州、兖州府、东平府诸运河段及小清河勘测，规划堵筑事宜。山东境内黄河利津薄庄段颇为险要，其正当河道之冲，地势弯曲，下口如“之”字形，前任抚臣“随弯就曲立堤，水流不畅，淤垫实多，尾闾更甚”。周馥认为只有削曲就直，才能杜绝隐患。但薄庄一带有居民数千家，遂筹款购地建屋，并给迁家费，使之迁移。1904年7月，薄庄段漫口，方圆之地一片汪洋，幸预筹妥当，未伤一人。此时周馥又躬棹小舟沿流察看水势，遂建议不塞薄庄，使河流自刷尾闾人海，尽停两岸曲堤险工；又倡抛石护堤之法，护全河两岸堤防。并于上游险地抛石以护，下游则制砖以代。复于沿河设电局，备险工。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此后10余年，黄河未决一次。

周馥在注重实地调查的同时，还能吸取前人治水的成功经验与教训，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如永定河十年九决，威胁京畿，每次堵塞决口及豁粮办赈，所费皆以10万计，历任直督苦之。周馥综核古人成法，曾上改道抛石诸法。李鸿章每以费重招怨难行婉拒之。1893年永定河再次决口，顺直各属水灾甚重，上下千余里巨浸汪洋。周馥认为永定河河高堤薄，水大难容，仅挑沙清淤已难凑效，乃力陈抛石改流之策，即在芦沟桥上游南岸修建一条减水大石坝，水盛涨时，从坝顶可溢出一部分人大清河，又不使溢水夹带泥沙，则河患必轻；而永定河易涨易落，减水不过一二日事，且大清河有清水刷沙，不虑淤淀。次年6月，减水大石坝竣工，7月永定河大涨，“竟因减水，得免溃决”。原设计欲变十年八九决为十年一二决，事实上，18年后才溃决一次。石坝仍安然无事。此项石坝工程，已采用了国外比较先进的测绘技术，并用水泥奠基砌缝。1904年治理黄河利津薄庄段决口时，又将电信技术引进水利工程，“不惜劳费，沿岸设电，速于置邮，一有险工，闻信立至。”

周馥治理河工30余年，于水学独为精详，“往年于役永定、黄、运诸河，日视工作，夜阅编籍，时询精此事者，躬督而亲试之”，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他多次代拟奏折，陈述治河方案，并编成<治水述要>10卷，还对黄河源流、文武汛地、历代河督姓氏等作了考证，集成<河防杂著>四种一卷。

二、

兴办教育。在洋务运动的推进过程中，培养合乎实际的有用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周馥认识到“国之强弱以人才为根本”，“兢兢以人才为亟”，在任期间颇能以兴学重教为己任。在直隶，他协助李鸿章创办了北洋电报学堂，以培养电报线路工作人员，为发展电信业提供技术人才。1885年，受李鸿章委托，周馥负责创办天津武备学堂，“其购地建堂，延外国武将为师，派各营弁卒来堂肄业，一切考课奖赏章程”，皆其手订。该学堂为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在校习西洋行军新法，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日后也成就了不少将材。1886年，周馥又禀立集贤书院，使聚集于津门的四方游士“有所肄业”，因其所长而课以时政，并捐银2600两，购三叉河地一段为建院之址。同年6月，周馥又禀建博文书院。

有关博文书院的资料，周馥自著<年谱>及其后人所述<行状>等皆一语带过。上图馆藏<北洋纪事>，专辟一册，标题为“博文书院、北洋医院”，言之甚详，从中可窥见该书院的一些特色。从1886年6月1日周馥上李鸿章的禀文中可以看出，其办学用意大约有三：一，“国之强弱以人才为根本，而人才盛衰以书院多寡为消息。讲西学者原在实用，非徒取语言文字，而必自语言文字始。为今之计，似宜在沿海地方多设书院，讲求中西之学。”二，天津为北洋总汇之区，各学堂招募学生多远求于粤闽，本地聪俊竞不知力图上进。三，耗公费以培植人才，不过万分之一，宜官给补助、民予贴补。博文书院向学生收取供给银每年50两，6年共300两。院中功课中西文并重，身心之学专课汉文，技艺之学专课洋文。学成后，或尽北洋水师、武备、鱼雷各学堂挑选，俾授专门之学，以备将才；或遣赴外洋学习交涉公法，以司专对；有不愿者，听其自谋生计。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译员人才。同时，博文书院还设有附馆学生，年逾15至二三十岁，或已经入学、或已有官职，愿进院学习者，皆可人院学习，出院亦不拘6年。

周馥还认为：“人心险薄，皆由奔竞图利而起，故乡党人较厚，市井次之，宦场又次之；而人之见识开朗，则宦场人为多，市井次之，乡党又次之。故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希望通过办学校、施教育来培养人才，提高民众素质，感化不良。而学堂“固为造就人才，尤冀广开风气”。故周馥抵山东巡抚任后，针对“东省风气开通较晚”，首重教育，大力兴学。其所办学堂可分为两类：一为师范学堂。首先扩建山东高等学堂，迁新址于省城西关，聘中外博学之士任教；将泺源书院旧址改作师范学堂；注重培养师资，拟以选送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肄业生、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生、保定速成师范学堂附学生等回东省任教；将全省校士馆一律裁撤，改设初级师范及师范传习所；将各府州县书院、义学改为中小学堂。至1904年，全省高等小学堂已有80余所，就义学改设及民间公立、私立之学堂为数亦不少。二为实业学堂。为适应发展实业的需要，周馥又在山东省境内设立实业学堂，如烟台之毓才学堂，青州之蚕桑学堂，兖州之初级农业学堂，历城之工艺学堂与商会学堂。此外，尚有武备学堂、巡警学堂、客籍学堂等专门性质的学校。客籍学堂主要是为了方便客籍在鲁弟子入学，分为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级，后添设中学，其一切功课、规条、考试、奖励均与本省学堂章程相符。

周馥调任两江总督后，继续为振兴当地教育而努力，曾设立武备、法政、师范、女子等学堂，“南方教育，由是萌芽”。他还在家乡捐银将研经书院扩建为高小学堂，后又捐资办池州中学，“裨本邑诸生得升学之区”。复旦大学的前身— —复旦公学的创立也与周馥颇有渊源。先是1903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设立震旦学院，设有宗教课。至1905年，时为天主教司铎的马良(字相伯)任校长，部分学生因不满震旦学院的宗教课而散学，马相伯乃辞职，与于右任、叶仲裕、张轶欧等人筹备另立学校，并上书两江总督周馥，请求批示。周馥以为难以干预教会学校设宗教课程，但也不应强迫不信教的学生去选修宗教课，于是同意马良等自办大学，并批示拨地70多亩、银1万两，遂创立“复旦公学”。

三、

筹办实业。周馥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30余年，言行身教、耳闻目染之中，逐渐意识到“当世之变，旷代未有，应之者宜开牖新机”，因而于“近世国家富强诸术，如轮电路矿制造等事，皆权宜拓制，缔造经营”。周馥本人也不避讳言利，其祖上“世业农商”，有经商传统；1892年，其长子周学海以同知分发河南，周馥却让其回扬州经理生业(在淮岸办有盐务)。周馥在所著<易理汇参>中说：“天下一趋利之场也，大易乃古今示人趋利之道也。”此处所说的“利”，就是冀图通过变革旧法，学习西法，去谋求发展社会经济、惠民富国之大利。这些都构成了周馥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大力筹办实业以裕利源而富国强兵的思想基础，并影响其后代，其四子周学熙在清末开拓了有“灿烂之曙光”之称的北洋实业。

早在1883年天津海关道任内，周馥奉李鸿章之命会办天津电报官局，创议架设了北塘至山海关段电报线路。次年，创设机器局，“整枪炮军器一新”。基于“铁路不兴，中国无富强之日”的认识，周馥积极主张兴修铁路。1886年，考虑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及时接济兵船，因就唐山原开运煤小渠岸上废土铺设钢轨60里，建成胥各庄至阎庄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商办铁路。此后周馥又奏请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虽奉旨准行，但恐费重利微，只修成天津至林西段。1887年，周馥从国防需要着眼，又禀请修建大沽至天津铁路，并受命监督施工，负责勘察料理此项工程。

周馥认识到：“富民以农利为先，教养无业闲民则以工艺为急”，“办一实业，即少一游民；此时多一分经费，将来即挽一分利权。”故在治理山东的两年时间里，大力筹办农桑工艺各项实业，扩展商务基础。发展蚕桑农林方面，在济南设立农桑总会，雇聘日本农学士为技师，考验各种农法，并于东、西关外设置农事试验场，以便种植样本，逐渐推广；在泰安、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各府州设农桑分会，随时查验土质，其余各县亦均酌设分会，凡属可兴之利、可植之物，均令试种；在长山、朝城、城武、蒙阴等县分设蚕桑厂；在青州创立东益公司，纺织绸布；在冠县、信阳、沂水、城武一带试种落花生；在登州海滨设渔业公司；在济南及登、莱等属设树艺公司，并责令各州县劝民种树，共200万余株。工艺方面：扩充省城教养局、工艺局，于曹州、沂州等府及滨州、莒州、峄县、福山、潍县等处各设工艺分局，“考求各项精巧工作，如范金、冶铁、织绣、雕嵌之类”；于邹县、惠民等处设教养分局，“专教贫民无业者学作粗工”；于益都、寿张、泰安等县各设习艺所；于博山设玻璃公司；于德州、诸城、禹城各州县设草辫公司局厂；并就纺纱、织布、制造、洋胰、洋烛、洋酒等工艺实业，委员认真经理，以期逐渐推广。

此外，周馥还奏准开设济南、周村商埠，以钳制德商；筹官款注入峄县煤矿，扩大生产；在烟台设阜东土产公司，专营出口山东土产及手工艺品；并设官银号、铜元局、官报局、中西医院等，以兴地方，理财政，利商贾，便民需。1904年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后，开辟海州商埠；查勘三省矿务，招商试办；设上海渔业公司，将上海船坞改官为商，对发展地方经济不遗余力。

四、

市政建设。天津地当渤海之冲，集市低洼狭小，自开埠通商后，商户增多，道路不畅。1882年，绅商建议捐款修筑由天津城东接至祖界的马路，周馥允肯并带头捐银1万两。路修成，商民称便。1883年，周馥议设天津工程局，负责市政工程建设，收“船步捐”，以集资修铺马路、拓宽街道、疏浚沟渠，设警察维持秩序。经此治理，“气象为之一新，天津商埠从此兴盛。”山东省城大街小巷向来秽积不堪，无人过问，周馥到任后，按西法净街，于是街头出现了身穿印有“清道夫”字样蓝布坎肩的清洁工人。1906年，周馥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城人烟稠密，地势低洼，气候潮湿，每至春夏之交，疫气盛行，人皆苦之。周馥履任后，认为“非添辟市廛不足为疏通招集之计”，于是“扩珠江堤，设新市局，拓地数百亩”，建置房屋，兴造桥梁，填筑地基，开通马路，既于商务民情称便，又于防疫卫生之道大有益，而广州市政亦为之一新。

作者简介：方英(1973一)，男，安徽岳西人，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