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暄闲语》谈周馥的“治生”观

目前，学术界对周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治水和兴办实业方面。但是，对周馥晚年的著作《负暄闲语》及其家训思想则关注不够。笔者试图通过《负暄闲语》这部家训类著作，着重探讨周馥的“治生”思想。

1 周馥“治生”观产生背景

周馥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周馥在《年谱》中回忆自己儿童时期，在家跟随祖父学习儒家经典著作时云：“日落后，不许外出，祖父篝灯课读，凡四书中易，解文意，四五岁时皆能通晓，六七岁时，凡乡塾中书读遍矣”。其祖父对少年周馥的教育，不仅传授传统儒学知识，还讲解一些生活常识和处世原则，“余年五六岁时闻，祖父光禄公曰古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尔谨记之，又常以浅俗诗歌教余，如‘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等句，不下数十首，至今犹大半记忆余”。周馥的父亲周光德，则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教育周馥，要懂得吃苦、奋进。“农忙时让周馥到田间充当帮手，或上山砍柴、采茶，或下山插秧、收稻，以劳其筋骨，培其勤俭”，让其明白稼穑之艰辛。

由于时代变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清代许多学者不得不面对生存这一现实，使得他们越来越重视治生问题，不再墨守“重义轻利”的传统准则，把“治生”和“求义”渐渐的统一起来，甚至把治生看做是读书进取的基础。认为“不耕无以为养，且无以置吾躬也，不有耕者，无以佐读者，况负薪挂角，古人何尝不兼尽于一身”。汉学大师钱大昕甚至把治生看作是维护个人尊严的前提，认为“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在当时，土地依然是社会财富的象征，也是谋生的最主要资产，田产的多寡，是衡量家庭收入的主要标杆，世人也普遍重视田产的治生价值，正如张英在《恒产锁言》中所云：“始而养其祖父，既而养其子孙，无德色、无倦容、无竭欢尽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无愧怍，享之者无多虞，虽多方以取，而无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对鬼神，不老心计，不受忌嫉。呜呼，更有物焉，能与之比长挈短者哉”。清人对治生思想的普遍重视，无疑会对周馥产生一定的影响，如《负暄闲语》“治家”条下的“录格言数则”中，大段摘录张英《恒产锁言》之语，是为佐证。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周馥在没有为李鸿章所用之前，其生活并不顺利，“人生所最患者贫与死耳，我幼遭大乱，屡濒于死而不死，久处贫困而未饿死”。虽然，此语可能有夸大之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周馥的确经历了许多坎坷，久处困境更能使其重视治生。总之，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社会客观现实以及他人言行，无不影响着周馥对治生的重视。周馥的治生思想主要保存在其家训类著作《负暄闲语》中。

2 周馥“治生”观的主要内容

宣统三年（1911），75岁高龄的周馥，撰成《负暄闲语》,是书上下两卷，上卷分为读书、体道、崇儒、处世四类；下卷分为待人、治家、保生、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八类。讲述自身经历和平时学习所得，并附载先贤哲言，既生动又富含哲理。周馥认为“诸孙年稚读书无多，复爱浏览西籍，恐将游骑无归，难以成立诸儿”，故“为诫诸幼孙而作也”。希望今后子孙后代能“以此作为遗训，随时参悟以助学力”。周馥“治生”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世人治生属于正当行为

在我国传统家训中，一向重视孝悌仁义，不轻言名利。如南宋理学家陆九韶认为：“一家之事,贵于安宁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悌谦逊”，一旦言名利，则会：“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悯也。”与这种“重义轻利”思想不同的是，周馥认为“利”和“义”同样重要，“谋利”是人的正当行为，所以说：“圣贤所处，岂能逃出饮食男女、贫贱富贵之外，要自有一条恰当路径循分合理做去，声色货利之中皆见天理，不必逃入深山断绝人类”。“昔贤有应科举者，有甘下位者，有为农、为商、为苦役者。班定远佣书，郑康成假田而耕，梁鸿赁舂，梅福为市卒。古人有道者皆能谋生，何至饥困不能自存”。可见，周馥认为那些能人志士，在困境中谋生自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

治生不仅关系到个人，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家庭，然而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一般家庭的安全性则比较脆弱，一旦失去经济支柱，整个家庭都将陷入困苦境地，给整个家庭成员都会带来重大的创伤，所以治生保家思想则受到重视。周馥以理学大师朱子言商，许仁山教人治生为例，说明了纯粹注重个人思想修养，一味追求所谓修身、齐家的目标，而不知如何治生保家，是不合时宜的。故云“人有此身、有父母妻子，焉得不谋生，常见有因贫而丧其所守者多亦。《大学》言修身、齐家，原主理言理在事中，若置其身家于度外，何修何齐之有？”随后，周馥又以驳斥西方传教士，言《论语》缺乏谋生之术应读天主书为例，“资生之术因时而进，天不爱道、地不爱宝，孔子何尝禁人谋生，《大学》言生财有道，颇阐其理”。进一步阐明，我国传统社会中，治生行为早就存在，重农抑商只是时代所限而已。可见，周馥认为人们治生谋利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应当的，与一般的士大夫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2.2 认为治生谋利应“取之有道”

周馥认为人生富贵贫贱很难预料，故其主张“贫贱富贵皆有道以处之矣”世人治生逐利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人唯利是图，为牟取利益不择手段时，则极力反对，故云：“彼沾沾惟以功利是图者即小人为”，在他看来，人在治生取利时，应遵循一定得道谊，不能仅仅为“谋利”而“谋利”，否则“去道谊而求功利，终必丧其功利而后已。”

洋务运动时，周馥曾积极参与创办过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等洋务实业，还操办过架设电报线路、修筑铁路等洋务事务。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也总结了一些治生规律，所以周馥在告诫子孙后代在治生谋利时应遵循几项基本原则。首先，凡事需要勤奋，不可有丝毫的懈怠，“人处大小事贵先有一段真意贯注其中，勤勤恳恳不可松懈一步”。其次，治生谋利之路，充满艰辛，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一些人之所以失利，往往是因为“总是立志不坚，苟顾眼前，如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岂不知勤力有效，初尚奋勇旋即气馁中辍，以无恒心也”。再次，诚实守信、童叟无欺，是谋利之人必须遵守的法条，不可沽名钓誉图一时之利，故云：“余阅人多矣，见有不勤、不俭而败者指不胜屈，至存心险诈欺天罔人，虽勤且俭未有不败者”。“虽一时卖誉取荣，终必买祸偾事，而辈切不可亲近致染其毒”。另外，治生应讲究条理，有轻重缓急之分，同时还应掌握恰当的时机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在周馥看来，治生之道应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凡“利”都应取之有道，方能长久。

2.3 主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

周馥身为朝中“重臣”，曾经营过北洋军务，治理黄河、兴办洋务实业，一生所经手资金不计其数。但是，周馥居家时一直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余生平遇家事，惟守素节用，淡泊处之而已”，他认为，平时居家时应饮食有节，不可为一时之欲，荒废生命，所以说：“人当慎饮食以养身，节其劳而专力于应治之事，性情刚柔、度量宽狭、识见缓速此才力也，必如古人佩弦佩韦以自警”。

周馥认为，如果宦官子弟，能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懂得稼穑之艰难，平时注重节俭，不至于用之无度，“其家业可保，有兴机无衰象也”，至于富贵之家，“苟能世收敦厚，不忘贫贱素风，则后世虽微，尚不遂至大败。”总之，周馥认为，勤俭节约在居家治生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处一家之事在和、在俭”。

2.4 提倡新型的家庭财产处理方式

周馥在积极主张治生的同时，也重视资产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涉及子孙后代的治生之路。在周馥看来，人未有不希望自己后代富且贵者，然而自古富贵无常主，故云：“大凡富贵家之祖宗，皆敦厚有品，茹辛食苦，迨后代富贵子孙愈显，即渐浇薄、自甘暴弃，又转入贫贱，此常理也。”他又以例说明，曾见数位富商大贾，虽岁收田产万石、家资万金，但其子弟不务学业，嬉戏终日，最终“典业十余座荡然无存，田荒无租可收，奔走流离苦不堪述”。故周馥比较赞赏“欧美两洲人皆不遗财于子，而赠财于友”的做法，与其遗留过多财产，致使“子孙皆侈，荡无余”，不如“薄遗资产于而辈等”，认为这样可以使子孙后代勤于谋生，“亦能谨身节用”。笔者认为在当时能有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周馥一向乐善好施、周济孤寡，他认为“吝啬之人，后嗣必侈”，正如其回忆往昔捐赠情况时所云“余昔年捐建本邑文庙一万金”，“又捐周济族亲孤寡，取名乐济会存典生利一万金”，“又捐银买邻田一千余亩取名孝友堂”等等，每遇所需捐赠，总是慷慨相助。在告诫子孙后代时也不忘“而辈他日即不能扩充善举，断不可使已成之业废弛中辍，致负孤寡之望”。

3 周馥治生观的影响

周馥在《负暄闲语》中，提出了丰富而又完整的治生理论，其治生思想对后代兴业谋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馥的几个儿子被称为“北方的实业巨头”，享有“南张北周”之美誉，与张謇并称于世。可以说周学熙在其家族之中，兴办实业成就最为世人称道，其所受周馥治生思想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三十二岁的周学熙，从家产中分得“二万金”时，首先想到的是购置庄田，“为力田归耕之本”由于恪守父训，勤俭节约，其在开平矿务局上海分局任职时，开始月薪六十元，自己每月仅留十元以备零用，故云：“窒人亦能助余以勤俭持家，不动祖业，自食其力。所入虽微，总使有余积蓄之，以为后日兴办实业投资之用，故终身衣食无忧。设当年不知撙节，稍事侈糜，后日纵有机缘，亦无从营运”。周学熙认为，其父一世显宦，“专绾财政”十余年，未有非分之取，而自己的俸薪收入，又以兴学、济族为用，故结余不多，也正是这种言传身教，让自己受益终生，所以他说“故余后来居官廉介自持，不敢有分毫份外之得。即所办实业，亦以民生为志，不在谋利，遵父训也”。周学熙在其《周止菴先生自撰墓志铭》中又云：“六十岁后，一切卸去不问，惟继述悫慎公、及吴太夫人志事，多为敬宗、收族、矜恤孤寒之学。”可见，周学熙受其父思想的影响之深。

除周学熙外，长子周学海曾经营“泰合成盐号”，周学辉也是有名的民族实业家；家族中的第三代，又涌现出像从事过房地产和对外贸易，号称中国“集邮大王”的周今觉，曾经执掌过青岛、天津华新纱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周叔弢，创办过久安资本集团的周志俊等许多享誉当世的企业家；第四代、第五代中，又涌现出如周一良、周煦良、周治良、周绍良、周以良、周与良等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可谓人才辈出。有学者指出周家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个由书生而官宦，由官宦而实业，由实业又回到书生的家族。由于实业的支撑，周家的文化才有了坚实的依托；由于文化的提升，周家的实业才那么富于品位”。那么，其中第一个“书生”，无疑是周馥，可见其对后代的治生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周馥的治生思想，在指导其子孙后代兴业谋利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时代所限，其中也不乏有诸如注重举业、明哲保身等传统封建思想。但是，其中所展现的积极一面，就今天来说，依然有借鉴价值。

（安徽大学历史系   程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