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赴朝鲜始末及与周馥之关系

周馥、周学熙父子与袁世凯之关系，历来谈者已多，“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并见有以此为主题者博硕士论文多本，本已无再置喙之必要。近年整理《周馥全集》，搜集各方资料，以作补遗，因得见《周悫慎公全集》所未收者甚夥，其中不乏关涉同袁氏之关系，而学界同仁及社会各界向未之注意者，爰撰述成文，以飨读者。

一

过去大家谈袁世凯之赴朝鲜，大多认为系与吴长庆及“庆军”有关。如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即谓：“光绪壬午（1882），从吴长庆征朝鲜叛党，以功擢同知，留戍朝。后归谒鸿章，论朝之政局地势，语皆中窍，异其才，奏派充驻朝鲜商务委员。”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也说：“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 就连袁的女儿袁静雪，晚年所写《我的父亲袁世凯》，于文中亦说：“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二十二岁。⋯⋯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光绪八年（1882）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十二年。” 从这些记述，结合袁氏的履历，均可知身往朝鲜，对于袁世凯是其一生最最关键的时光，假如没有这段经历，其个人历史，晚清、民初的诸多历史，可能都要改写。

好几年前，笔者无意中注意到《燕行录》里署名金允植的《领选日记》，内中有“周玉山谈草”多处，并有涉及袁世凯最初往赴朝鲜的一则材料。按金允植（朝鲜语：김윤식，1835—1922）为朝鲜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历九月二十六），受当时朝鲜李氏朝廷委派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往访中国。该使团于一八八二年一月廿五日（一八八一年腊月初六）抵达天津，其后这批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在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意图通过学习交流，储备人才技术，以促使朝鲜“武备自强”。该使团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九日（十月二十九）被朝鲜最高召回，前后在中国凡近一年时光。《领选日记》即金允植此次来华的奉使日记，举凡与中国各大员之见面谈话，及在京、津行事，包括晤见谁谁之印象，皆笔诸于书，巨细靡遗，文笔形象生动，是今天研究晚清史、中朝关系史及晚清人物史的重要史料。“周玉山谈草”多涉当时政治、外交及朝鲜境内上下情况，今姑不赘，其谈及袁世凯者，如光绪八年（1882）七月初二日记：

初二日，阴，微雨。⋯⋯九点钟往别周玉山，袁子久观察亦在座，言此次其从侄名袁世凯亦从军云。玉山裁书招商局黄老爷处及丁军门付余，盖托以余乘船事也，临别叮嘱殷勤。遂起向紫竹林，招商局唐景星病不能见，黄老爷不在，有李四爷者亦管商务，替主人相接，送入码头，导余乘船。船名“日新”，即商船也，长五十五步，广七步，方载竹木、芦席、绳索等物，极其纷扰。问之，皆运出我国为兵士屯扎之具也。芦席二万领，他皆称是。又载砖极多，如山积，未知何用。又载银子不少，似是饷银也。余及朴甥、柳医，安、赵两生，郑麟兴、奴子三名共坐船，东、南局学徒来辞而去。夕，袁世凯来登船，与茅延年对榻起居，邀余共会，张灯叙话。袁世凯号魏廷，年二十四，十八登科，官中书舍人。其诸叔多登科，历翰林，祖先亦有勋阀云。为人乐易，年少丰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书示曰：“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余曰：“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见其头发半白，问其故，答曰：“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证，以致早白。”余曰：“正当邓画麟阁之年，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袁称谢。茅延年号少笙，年三十三，顺天府大兴县人，即北京人也。官四品衔，补用通判。为人精明，动止安详。与之言，亦晓时务、军机，随军东出者也。亥刻，唐景星观察来见而去，送馈酒饭。余已吃饭，袁、茅二人亦不能吃，但㗖果而已。余所住房子湫隘，袁君挽与同宿，遂宿右边耳房，精洁堪睡。

“魏廷”当作慰庭，袁氏字也，号则为容庵。玉山为周馥之字，袁子久即袁保龄，袁世凯从叔。金允植此次别后，几度重来，周馥《玉山诗集》卷四有〈答朝鲜金云养〉，云：“公年八十三，我年八十一。别离三十载，问讯无传驲。昨朝奉书翰，惊喜不可述。高情与古谊，字里纷流溢。更遗参一匣，助我扶老疾。拜嘉感且媿，琼瑶照我室。我衰百无能，养疴守衡泌。世事风霆翻，跧伏犹惕栗。譬若天地变，顽石犹存质。缅想壮年事，梦幻邈然失。天涯隔山斗，会面安可必。千里海茫茫，惟瞻日东出。皇天辅善人，黄耇履贞吉。愿保松柏姿，年年富华实。” 并作题注：“名允植。光绪初年，金任朝鲜参判，曾领生徒至天津，入兵器厂习艺。后复以事来往数次。博学能文，老成人也。”以上《领选日记》这一段，读来生动如见，当非向壁虚造。此言袁世凯最初往赴朝鲜景况，显然非系随大军一道经鸭绿江前往，而是独自带着亲随，乘船走海。

走笔至此，也让笔者想起过去周景良先生在写《周馥一生》时，说过的一句话来：“周馥去世时，他的女婿、袁世凯的第八子袁克轸送的挽联说：‘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惟公最早；略辈行为婚姻，犹及见孤儿成立，痛老人聪训此后无闻。’上联显然说在袁世凯未发达时周馥帮助过他，而且看来当时别人还没有怎么帮助袁，所以‘惟公最早’。这些话虽然不够具体，但已很明确了，而且是出自袁世凯的第八子袁克轸之口，不是道听途说了。” 景老是周馥的曾孙。按袁八此联收于《周悫慎公荣哀录》，此联之后，并有邵章（字伯炯，号倬盦，浙江仁和人，邵懿辰长孙）的一幅挽联：“与合肥相始终，投笔从戎，久矣封疆推老宿；为项城所敬礼，垂纶明志，故宜史传补臣工。”句意均值得玩味，俱见袁氏同周馥之关系。

按周馥与袁世凯的从叔父袁保龄（字子久）为莫逆交，气谊相投，袁保龄《阁学公集》所收寄周馥函，仅光绪十年（1884）前后即有四十六通之谱。光绪九年（1883）十月廿一，袁保龄致函周馥：“此间工防各事，均荷代筹，周挚适如弟意中所欲言，感珮岂有既极。景行之怀，骨肉之谊，久蕴寸衷。苏子由之称子瞻云：‘人曰吾兄，吾曰吾师。’辱承明命，喜惬私忱。谨当肃具盟谱，长夏当可还津一叩兄长。” 以苏轼、苏辙兄弟作比，具见二人交谊之深厚。而从《领选日记》所记，也可看出此次袁氏得行，遵海辽东，与时任津海关道周馥有莫大关涉；而袁氏之心胸格局、眼界气度，亦远不是后世野史所描述的那样荒唐无稽、不像样子。

袁世凯此次赴朝鲜，尚未过二十三周岁，短短两年后，即造成“非袁不可”的局面，为朝鲜国王编练亲军“镇抚军”，代替吴长庆同日本、帝俄驻朝使节交涉、办理外交事务，博得“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声誉，被李鸿章所激赏，委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重任，也为甲午后他被命以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及再后来之飞黄腾达，奠定基础。

二

甲午战事起，周馥受命“总理前敌营务处”，负责前敌军需供应。时袁氏历经千险，辗转返国，甫踏国土，又被授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兼抚辑事宜”，随军再出山海关。二人并辔转战军前，配合靡间，共历生死。 周馥《入山海关》诗，记述当时事云：“雪霁尘沙扑面飞，严寒三月未更衣。事随天末惊鸿去，人似辽东化鹤归。耳底鼓鼙馀梦寐，眼中烟树认依稀。此身马革知何处？深愧诸君为指挥。”小注：“时奉旨入关总理营务，因将前敌转运事交袁慰庭观察专办，盖以春暖冰泮，直隶沿海戒严也。聂功亭诸公请余驻唐山，以便策应榆关、大沽南北两路转运等事。”袁氏亦有文字，追述此段死生契阔及两家世谊：“世凯以通家之谊，与公共事一方，久亲杖履。忆甲午中东事起，世凯奉诏办理朝鲜抚辑事宜，而公适膺前敌总理营务处之命，并辔出关，遇事相就研切，讫款成乃止。庚子乱后，两宫回銮，世凯又与公同扈跸入都，于是世凯督直隶，公抚山东，彼此互相受代。近年公子缉之观詧复官畿辅，世凯朝夕晤语，以此于公之宦迹知之尤深，爰掇其关于治乱之大端以为公寿。” 两相参阅，均可见二人交谊深厚。

周馥年长袁世凯二十二岁，于袁为前辈。然二人关系，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按即《辛丑条约》签订后，有一微妙转移。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于袁氏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二（1895年3月27日）复周馥电后，有一评点云：“周、袁之再次聚首，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逝后，慈禧太后、光绪帝回銮到达北京之前。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空缺，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北京上任。而周馥在北京以直隶布政使身份临时护理直隶总督，向袁世凯交接官印。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完全来了一个颠倒易位。周馥交接之后，成了袁世凯的属官。好在这种状况并不持久，周馥很快便晋升为山东巡抚，随后又升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七十岁高龄退休之前，周在封疆大吏之位有六七年之久，奉袁为政治领袖。在此期间，袁世凯以疆臣领袖的地位同周氏的配合十分默契。光绪三十三年（1906）官制改革期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翻出周馥在数年前任山东巡抚期间，同外国人交涉的旧账做茬口，借端排斥打击，亦未必不是“項庄舞剑，意在沛公”。至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时期，奕劻、袁世凯合谋赶岑春煊出京，逼他退出邮传部尚书，去广州取代周氏做两广总督，则是意在除岑，确无挤兑周的意思。” 按此语诚是。周馥升任山东巡抚，自属庚子议和事后论功，循例而使，然再转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则非有袁氏奥援不办。周氏不一定仰求于袁，然袁氏据以拉拢、酬答、建立自己势力圈则当为题中之义。要知清代总督，虽位权同重，身系各所方面，然内中又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最为优缺，直隶、两江分领北洋、南洋通商大臣，俨然群伦之首，而两广总督则同时兼任“粤海、太平两关事务”，俱重中之重。周馥之任两江，当时各界即有论议，晚清笔记谈此者甚多，不乏污言，其评析之明，莫若如下述这则“时事批评”：

署理两江总督李兴锐卒，政府命山东巡抚周馥继其任。一时论者颇生异议，以为周乃直督袁世凯之党，袁阴欲夺尽东南各督抚之权，以收集权中央之效，故先运动政府，命铁良南来；俄又利用江督出缺之机会，运动政府，命周馥署理，使周、铁狼狈为奸，而其夺权之目的乃达云云。嘻，为此说者，是直以臆见诬袁督以诬政府者也。南洋一缺，为东南各省之冠，而与北洋相对峙，关系吾国之安危者至巨，故政府必欲慎选其人而任之。然今日东南各督抚中，孰有当其选者？资望较深莫如张南皮，然南皮华而不寔，乌足处此。次则岑春煊，然岑方以兵事羁縻，决不他调，且其才只宜于边省，今则并边省不能治，遑论其他。次则聂缉槼、夏旹、端方等。聂缉槼屡为人参劾，闻有将开缺之说；夏旹政绩平常，亦为人参劾，是均无可望。惟端方素号开通，才犹卓著，而年正壮盛，似可胜任，然未必为政府所信。盖政府所欲用之人，必其老成持重，历练世故者，方为合格。观其调开魏光焘时，不用他人而用李兴锐，可以见其梗概矣。然则求与李相仿佛之人，宜莫周玉山若。盖二公均起自中兴人物之幕府，一佐曾文正，一佐李文忠。文正之于李犹未知如何，而文忠之于周则甚加倚重，晚年外交政策，多出其手。（时报谓文忠政策，什九乃失败之历史、挫辱之历史云云，何尝不是。第吾国人才消乏，至求一如李文忠者而不可得，此其可悲也。）是周于外交上较李尤似娴熟矣。周近年始晋擢封圻，而李亦久浮沉于道署，其骤膺疆寄，亦不过数年。盖二公之资格，亦复不相上下也。然则李可以任江督，周亦何尝不可以任江督？而某报犹以周由东抚遽擢江督为疑，何其懵乎！夫东抚最繁剧之缺也，又加以德人之窥伺，应付颇难，而周于内治外交措置裕如，则才具已可概见。昔袁氏由东抚而任北洋，未尝失职，今政府以周任南洋，而亦不虑其失职者，盖政府方以东抚一缺为南北洋之豫备科，即以信东抚者信南洋，而并以信袁氏者信周公也。据此以观，则由东抚而擢南洋，固不嫌其升之骤，而彼谓周公之得任江督为出袁氏所运动，亦何所据而云然乎！若谓南洋之缺，宜必以南中督抚任之，方足以服东南士庶之心，而不予人以口寔，审是则南北之界又自我而分矣。夫南北不可易者地，而非不可易者人。方今时局艰难，或为地求才，南北对调，亦意中之事。若泥其迹而龂龂办〔辩？〕之，傎矣。

周馥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展布、治绩，包括口碑，皆蔚然可观，“厥功茂焉”，官声极好。周作人1950年三四月间撰有一篇《周玉山的印象》（刊诸当年4月5日上海《亦报》），回想往事，言周馥为人诚恳、朴素，为他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仅见，“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此文未编入通行本《知堂回想录》，世所稀觏，且所谈周馥形象读来生动如见，跃然纸上，兹迻录于下：

我们在学堂里住了五年，从副额（即三班改称）升到头班，快要毕业，得到把总头衔的时候，清廷忽然要派人出洋留学，召集各处水师学生在北京练兵处会考，这是光绪乙巳（1905）年冬天的事。我们同班三十余人一榜及第，只有我同一位河南吴君因系近视没有被派出去，仍回学堂住在鱼雷堂空屋里，与关帝庙里的老更夫做邻居。我们两人催请学堂设法，却也没有法子，觉得很是烦闷，有一天大概是次年二三月光景，学堂派人来叫去见制台去。其时两江总督是周馥，有事到城北，顺便来看学堂，又记起留校的两个学生，要叫来一看。周玉山站在体操场上，穿了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看见我们便问什么代数、几何、三角都学过了么，答说学过了，又问了些话之后，即云那很好，回过头去吩咐道，给他们一个局子办吧。在他后边跟着好些官，大概是藩臬府县之类吧，却都答应道：“是！”吴君同我回答说不愿去办局子，请大帅还是派我们出去改学别的东西，他略一思索，便道：“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我们谢了他的好意，实在那一天他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叫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

知堂此文，可与《清史稿·周馥传》，李鸿章、吴汝纶、荫昌等对周馥的印象、评语，及晚清以来各界对周玉山的记述，相并参正。

此后民国肇造，风云幻变，遗老相议复辟清室，劳乃宣撰成《共和正续解》，借周召共和故事鼓说袁氏还政清帝，欲进呈项城，特重托周馥代转，并有致周馥一函云：“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丝萝”典出《诗经·小雅·頍弁》，喻为婚姻，指周馥将幼女瑞珠许于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字凤镳），结为亲家事。

周馥始终为袁氏所礼敬。袁寒云《洹上私乘》卷七“遗事下”：“先公平生盟好中交最厚而最相推服者为端匋斋丈，姻戚中之最相契者为吴愙斋丈、周玉山丈、孙慕韩丈、张冶秋丈，戚属中之最加爱拂者为黎宋卿丈、何仲瑾丈及家外舅，故旧中之最相得者为谢仲琴丈、沈祖宪、闵尔昌，弟子中之最赏识者为袁海观盟兄、杨杏城丈、杨廉甫丈、赵秉钧、阮忠枢。” 当“洪宪”事起，财政总长周学熙因反对帝制，失欢于袁世凯，奉命迁居北海濠濮间，形同软禁，几有生命之虞，“幸吾祖父周馥与袁世凯为儿女亲家，曾致函关说，并询问有无称帝之议，袁复函以吾父多病，暂住北海，将来可准予辞职，对帝制则矢口否认，信中并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句。” 之后不久，事情凿然，“大皇帝”再复申令：“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 经政事堂议定：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世续七人列为“旧侣”。然周馥却隐居天津，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三

袁世凯一九一六年病死，归葬河南彰德洹上，即今安阳袁公林所在。此处今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展厅的墙上，中有“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两句话，王碧蓉《百年袁家》亦如是说，不审何据。袁寒云《洹上私乘》卷五“自述”：“丙辰，先公殂。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及先公殂，群议葬事，文以太行山地请，大兄独不可，欲葬洹上村左，以其地迩，便祭扫也。文力争不获，彼且迫㧖，使不可安处，遂遁走天津。先公之葬，竟不得临，此文终天之恨而不或逭之罪也！”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亦说：“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6月6日）的早晨六时，就死去了，终年五十八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着的（昏迷不醒的时间，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 又说：“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了人到彰德查勘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综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

之所以列举上述，是因为周馥《自著年谱》“宣统二年庚戌  七十四岁”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三月，纂修《建德县志》成稿，《宗谱》亦修竣排印毕。……三月二十八日，偕杨明经焕之赴汉口，焕之大郎世特随行。四月朔，学煇迎过江，至武昌寓中午饭。初二日，附轮车北行，宿确山驻马店。初三日午到郾城，雇民船东行。俗名螺湾河，又呼螺河，乃汝水也。初四日过周家口，初五日抵水寨，初六日往相袁沟袁氏祖墓，访袁平甫封翁。初七日到红土窪相袁太夫人墓，回水寨，泝汝水。十一日，复到郾城，学煇自鄂来。十二日，附车到郑州，袁慰庭亲家闻知，派人来迎。傅申甫世榕封翁自津来会，十三日同到洛阳。十四日，游吕祖阁、晋宣帝陵、魏世宗陵、汉光武之废郭后陵。十五日，谒周公庙，谒二程子祠、邵子祠、朱子祠。十六日，过洛河，见天津桥尚有一谼未塌，土人言北魏初造桥，时有七十二谼。过河而南，谒邵子“安乐窝”，即邵氏宗祠也。祠旁有邵氏子孙十数家，业农。十七日，游洛东白马寺，唐译梵经处也；拜狄梁公墓。十八日，游洛西三十馀里周灵王陵，悼王、定王、敬王三陵，陵皆高二十馀丈，顶皆四方式，每方一面约宽十丈，顶平。杨焕之言：“陕西文、武、成、康陵皆方平式。”土人言：“在洛周陵亦然，惟汉、魏、晋陵皆圆凸形。”十九日，谒洛南十五里关帝陵，庙宇宏壮；又十五里抵伊阙、龙门，两山高约二百丈，中为伊水东流，水面宽六七十丈，可棹小舟，山上鉴洞大小数百，中镌佛像，极精致，北魏时君民所凿，祈福也。西山有小瀑布，东山即香山，白居易墓在焉。二十日，到郑州，附北车至新乡，学熙自京来。二十一日，抵清化镇，见丹水，小不可航，灌田极多。镇东四十里，有英商福公司所开煤矿。二十二日，游宝光寺、毛文达昶熙尚书别墅。二十四日，自清化镇至卫辉府袁宅，袁慰庭亲家自彰德属其二郎豹岑克文来迎。二十五日，坐篮舆往辉县，路过明潞简王墓，规制颇壮，不亚皇陵，其享殿已改为神庙矣。考潞简王名翊镠，乃明穆宗第四子，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帝以母弟，赐田多至四万顷。王好文，持躬谨饬，恒以岁入助边饷，诚贤王也。明社已屋，后裔不敢祭扫，反不如编户穷丁得以岁时拜墓也。二十六日，游苏门山，乃太行支麓，百泉出焉，汇潴数百亩，清莹可鉴。亭阁祠宇，皆甲各郡。山上有孙登啸台。袁亲家有园林在百泉之南三里，约百馀亩，水竹清幽。二十七日，由辉县过新乡，至彰德府袁亲家宅。宅在府西洹水之北，园林较辉尤胜，因留住十日。亲家优待，其三兄清泉世廉亲家亦旧交，廉干有为之士也，时病痹，尚能跛行，惟舌强涩不能言。二十九日，属熙儿、煇儿随傅申甫、杨焕之等回京。五月初七日，煇儿自京抵彰德，随辞袁府，同回汉口。煇儿返武昌。十一日早，抵芜湖。是年六月，登庐山避暑。

此段文字，读来娓娓生动，然最初并未引起笔者的过多注意，只是诧异周馥此次河南之行，遍览名胜，往访遗迹，同袁氏相晤，何以“往相袁沟袁氏祖墓”、“到红土窪相袁太夫人墓”？迨后见《周悫慎公荣哀录》，看到杨焕之的挽诗及自注，方恍然大悟，明晓他们此行，同时身负特殊使命。按杨焕之字昌邠，号北山散人，四川射洪人，是周馥次子周学铭（字味西，光绪壬辰进士，与蔡元培、张元济同科）任四川蓬溪知县时拔识的生员，著有《北山草堂诗集》、《北山草堂游览诗记》等。杨焕之于周馥薨后，有哀诗二十五首，如其中第九首云：“汝水滔滔向北流，随公按辔到袁沟。项城览胜风何古，周口驰回雨不收。但见邱陵一辞去，岂因花鸟再句留。而今泥爪犹能认，太息人归白玉楼。”自注：“庚戌随公至项城，为袁慰亭宫保看吉地。”复检《玉山诗集》，卷四有《赠杨焕之》：“鸾鹤飘然迥不群，多情犹复忆河汾。蓍龟术妙通神鬼，班马才高富典坟。几辈公卿曾折节，十年江海共论文。好开三径兰溪畔，待我归舟访白云。”诗注：“君星命、医卜诸学皆精”，并言：“君游西藏、秦、陇、燕、豫、湘、鄂、齐、吴，名公多结纳。”再按杨诗第二首自注：“从公建德看山十二年，往来具宿秧田坂”；第四首自注：“丁未赴扬州敬弔德配吴夫人之丧，公命往建德看山”；第八首自注：“从公南陵，为徐子弹、周瀚如二君寻吉地”，俱可见周馥对于杨氏之倚重及二人关系。对于堪舆之学，周馥曾有言：“地以人重，不可尽信。惟人子相地葬亲，是一大事，自有当尽之道，不可草率，不可执迷，量力从稳当处做去，不可妄生希冀。悖道求福，是妄人也。”《负暄闲语》专有“卜葬”门，论之者详，今不赘引。

袁氏倩周馥帮助往相祖莹，勘选吉地，除了如袁静雪所说的——“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当也有另外一桩袁氏族内的隐衷，即袁氏曾和冯国璋所言的，“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特别是男丁。 按宣统二年袁氏虚龄已五十有二，过知天命之年，又届投闲放散，蛰居洹上，虽时谋东山再起，然前途未卜，早为之计，自是题中之义。

周馥此行相后的意见如何，史料阙如，不得与闻。然袁氏再未回项城，或当如袁静雪所说的：“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馀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往事如烟，然往事并不如烟，此均为记。

2020年7月31日写于燕东园

              《掌故》第八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7月，89—107页。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