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少女反叛记：从出走到归来

1921年9月的一天下午，天津英租界内的秋风方起，十七岁的少女周莲荃在五四新思想的召唤下为了争取外出求学的权利偷偷离开了家，把米多士路十八号洋楼上的门牌——皖南周公馆抛在了身后，也把每日在深闺内绣花和读《列女传》的日子抛在了身后。随后，逃至北京的她用自己为自己取的新名字“周仲铮”署名在天津的《新民意报》上与父母论战，最终获准外出读书。从17岁第一次离家，到22岁前往欧洲留学，再到后半生在海外的颠沛流离，这个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新女性在第一次逃离家庭的这一天或许还未曾料到，为自由、理想和个人幸福的奋斗将会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出  走

1904年7月20日，周仲铮出生在福建延平，时任山东巡抚的祖父周馥为她取名为“莲荃”，意为“荷香”。她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孩子，大哥明和和姐姐杏荃。不久后，父亲周学煇出任武汉的候补道，母亲带她前往武昌。此后的七年，她在武昌的家中渡过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家外的世界里，清王朝摇摇欲坠，关于改良和革命的争论日渐激烈，一些早期的革命团体已经开始积蓄力量。而在周家的高墙之内，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并未感受到多少波澜。

和生性文静的杏姐不同，周家的这个二小姐胆子大，话多，又爱笑，行为举止常常不合规矩，常遭训斥。三岁时，周仲铮跟着哥哥姐姐进入家塾师从一位扬州的秀才学习识文断字，吟诗答对，撰写文章。从三岁到十五岁，几乎每个晨昏，她都往返于睡房和家塾之间。举人出身的父亲极其严格地督导着孩子的功课。每过五天，必须向他汇报学习成绩。他亲自考核写作和阅读。考得差的孩子，得跪在角落里，面壁思过半个小时。考得好的，会得到金钱的奖励。因为怕挨罚，高兴得到奖励，大家读书都很用功。若还是有孩子考得不好，父亲命令他去面壁跪地时，母亲常常会站出来：“等下次吧。如果下回他还是没考好的话，再罚他。”父亲也经常让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在革命军与清军对汉口的枪炮争夺之中，周学煇带着家人逃离了武昌，前往上海。从此，一家人赏荷、和哥哥姐姐在菜园里度过的童年时光成为记忆，但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的号声却永远刻在了她的心里：“它令我有种无以言说的伤感，那号声似乎在告诉我：‘该结束了，很快就结束了！’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该结束了？就这样，每天黄昏时，我的心情都会因这号声而变得沉重，甚至有时眼底会泛起泪花。这号声也让我感觉虚弱无力。一定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不然生活怎会如此悲哀？”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周学煇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举家迁往天津。从此，一家人在天津定居下来。1915年，袁世凯开始积极策划称帝，身为议员的周学煇被要求在劝进书上签字表态。周学煇一再拖延，在僵持之中，时任财政总长的四哥周学熙因对袁世凯称帝持异见被软禁于北海公园的消息传来，周学煇丢下议员的身份躲进了天津租界的家中。周学熙脱险归来后，兄弟俩人商议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实业的发展。

而在家中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周仲铮逐渐步入少年。墙外，经历了袁世凯复辟事件的知识分子们将矛头对准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6年，随着《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传统礼教成了要被打倒的对象，对“新青年”的召唤成了时代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诉求，深受传统压迫最深的青年成了运动最积极的响应者。在冲破传统桎梏的众声喧哗中，妇女的自由也成了被热烈讨论的议题。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由罗家伦和胡适翻译的第一个《玩偶之家》的中文译本，娜拉出走的故事风行一时。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受辱的消息传来，愤怒的学生们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援，在天津，年轻的学生们也行动起来。时年15岁的女学生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并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刚从日本学习回来，转入南开大学的周恩来也积极投入运动中，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成立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后吸纳了一批天津的进步学生。

随着传播新思想的需要，一批报刊纷纷创立。1920年9月15日，《新民意报》在天津创刊，由进步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千里任总编辑。其后，该报又出版《星火》《明日》《女星》等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想。

而在米多士路十八号的家中，步入少年的周仲铮继续过着深闺小姐的生活。1919年，长到十五岁时，父亲按照《礼记》，认为男女不可授受了，从此家塾她也不能进了。

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另一个自我开始觉醒。大伯留美归来的堂叔给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暗下决心：“家族里第二个出国留学的人，应该是‘她’，而不是‘他’，这个‘她’就是我！”为此，她给自己取了第二个名字：“祖父给我起名为‘莲荃’，可我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名字，我需要给自己起第二个名字，就像我的兄弟及其他堂兄弟的名字那样。我美国堂兄的名字是‘仲衡’，意思是像天平那样保持平衡。那我就给自己起名为‘仲贞’，意思是美好的品德。”

儿时的玩伴和哥中学毕业后要继续读大学，父子在学什么专业上产生了分歧，周学煇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一门现代科学，而他自己却想读文学。一次，她忍不住打破沉默：“要是让我上大学，我一定会学医。”回应他的是父母的沉默。

她渐渐意识到，想要保守的父亲送一个女儿出去读书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这是整个家族里还没有的先例：“当父亲说‘我希望你们中的一个能够学医’的时候，他所指的是自己的儿子们。儿子们是人，而我作为女儿，不是人。”

出去读书，像男人一样看世界的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在家里的刺绣课上，她一针上一针下地绣一朵花、一片叶子、一只鸟，也在这一针针刺绣中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刺在脑子里：“我要斗争，或生，或死！上针告诉我：对，你一定要斗争！下针也告诉我：要斗争！”

在苦坐中，她悄悄订了一份《新民意报》，并将自己的名字“仲贞”改为“仲铮”，积极参与报上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

在这份报纸上，她读到觉悟社的成员、女学生张若名和郭隆真脱离家庭的故事。前者为了外出读书离家出走，后者在被迫出嫁前跳窗逃跑了。这两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她，第三个逃离家庭的人为什么不是她呢？她开始给报社的一名记者——李峙山写信求助，向她请教如何才能脱离家庭外出求学。对方在回信中劝她，外面的生活十分艰难，不要轻易放弃家中优渥的条件，最好尽量说服父母送她出去读书。考虑再三，她决定先逃出去再与父母谈条件，而听到的另一个传言——她与姐姐要被嫁人——更加坚定了她的想法。在来往信件中，她说服了峙山同意帮助她出逃。对方则建议她离家时最好随身带一些钱财。

与峙山的通信带给她精神上的支持，带着“牺牲一切”的准备，周仲铮等待着出逃的时机。

1921年9月，中秋节后不久，祖父周馥去世，结束了他作为周氏家族创立者颇为传奇的一生——从一介乡村教书先生到被李鸿章赏识，再到追随其的脚步，从淮军到洋务运动的操盘手，官至两江、两广总督，身后留下一个近代史上十分显赫、人才辈出的家族。

周馥的丧事是家族的大事。丧事要大办七周，全家人每日都须去灵堂守候，儿子儿媳和长孙整天不得离开，其他亲属可以自由来去。父母每日去灵堂，早出晚归，家里几乎无人看管她。周仲铮看到了出走的机会，并和峙山约好了出逃的时间，她们约定出逃当日的两点在大光明影院碰头。

出走之前，她向杏姐和弟弟袒露了她的计划，她的冒险令姐姐感到担心，弟弟表示将会全力支持她。午饭过后，带着冒充父亲签字让银行送来的三百元钱，趁仆人都在吃饭和休息，她偷偷穿过花园的小门，平生第一次独自站在了大街上。

接下来的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和峙山在影院会和后，她被带到一个老妇人家里换好衣服，辫子绾成髻，接着由报社的一位男编辑陪同，坐四点的火车前往北京，被安排在一位觉悟社成员家里住下来。等到父母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将是周家小姐出走的丑闻。

与父母的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父母迟迟不肯松口。《新民意报》上刊登了双方往来的信件，她的出走一时成为报上热烈讨论的话题，其中，支持她的声音占多数。春节将至，最终在编辑部的建议下，周仲铮向父母提了以下要求：允许她和杏姐去女子中学上学，中学毕业后去读大学，若可能，读完大学后可去国外留学；允许她和杏姐婚姻自主；须立即送杏姐去女中上学，以此证明他们同意上述两个条件。另外，他们可自由指定一名证人，并当着证人的面，在此同意书上签字；回家后，不可旧事重提。父母同意了她的所有条件，并送杏姐去天津女师参加入学考试。

带着抗争得来的权利，周仲铮再次回到家中。母亲落了泪，父亲去安徽安葬完祖父回来后，对几个孩子说：“莲的这种行为不允许再发生。”她很害怕父亲接着会说些重话，但他没再说什么。

新年过后，她和姐姐成了天津女师的两名女学生。

两代人

入读天津女师后，这个积极的女学生瞒着父母加入了邓颖超等人发起的女星社，投身于妇女解放活动。然而女师的教学水平逐渐令她不满意，她又向父母提出了新的要求：想转学到一所更好的学校去。最终，她和姐姐被送去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大学做旁听生。

在女师时参与的政治活动随之中断，张伯苓告诫这位积极的女学生，她读书的权利来之不易，从现在起，须一心读书，将妇女解放与工人运动抛之脑后。

为了能跟上南开的课程，她将全部心思放到了学习上。每周六，马车载着她和姐姐回到家里，在家中，还得继续研读国文，作诗一首，写一篇短文。父母几乎从不问及大学里的学业，尽管将女儿送到了大学读书，但是在她看来，他们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走男人走的路。

与父母间的割裂令她感到痛苦。周末到来，必须做回家的准备：“不仅是精神上的准备，要回到我礼教森严的家；而且要做换装准备，因为我暗地里做了别出心裁的衣服穿，暗地里把头发剪短了。又方便，又时髦，可我的父母是不能允许的。所以我回家时，必须换衣服，戴个用我自己头发做的发髻，使我父母看不出来。我觉得这是痛苦。有时父亲来饭厅看我们，他时时走到我后面，看我的头，我的心要跳起来。也许他看出我剪了发。可是只要我保持面子，在家不批发，他也会忍着不骂我。”

在这种割裂中，她也逐渐看清：“自己已经选了一条与母亲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决心在这条道路上一路走到底；这条路会让我与双亲渐行渐远。”

在这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无法理解她的父母最终也成全了她。

1926年，在南开大学学习三年后，周仲铮即将大学毕业。但她害怕毕业：“毕业后只好回家；回家，父母准会提出婚姻问题。”这一年，有两个同学出国留学，她动了念头，于是下了决心要去求父母送她出国留学。

请求的话仍然是找母亲说。为了达成心愿，她一遍遍缠着母亲，并请曾经为母亲做过手术的日本大夫与开明的七伯母找父亲说情。最终，父亲被说动，同意送她去英国留学。

带着救国和逃离家庭的愿望，1926年，22岁的周仲铮离开了中国，前往欧洲留学。

一条通往新生活的理想道路逐渐在眼前展开：学成回国，成为祖国的女外交家，让自己的父母为自己骄傲。但在这条想要背离自己母亲的路上，她却越来越多地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

六七岁时，作为一名小姐，她第一次尝到人生的痛苦。母亲教看妈为她缠足，她不能理解母亲的严苛：“（她）自己是三寸金莲，一步一叹，可不能不使她的女儿也来个三寸金莲。看妈把我的双脚日日夜夜用几尺长的脚布裹起来使我日也痛，夜也痛，人生的痛苦我第一次尝到了。我恨我的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痛苦，她自己是步履艰难，忍痛一生。

母亲十七岁就嫁给了父亲，二十七岁时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长子不幸夭折。她看起来总是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回到娘家，却像变了个人。母亲的寡言和沉默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疑惑：“婚姻是件多么残酷的事，它扼杀了一个少女鲜活的青春，逼迫她去努力适应夫家的规矩和生活。难道就因为这个缘由，母亲才重男轻女？她甚至也不爱自己，觉得身为姑娘是种耻辱，更认为做女人就是受苦。我也不愿当姑娘，我想做个男孩儿，这样就能赢得母爱。”

母亲生了五弟后，年纪尚小的她忍不住问弟弟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回答说，小孩子是想要孩子的父母从山上领回来的，那山上有许多孩子。她听后，想问母亲，为什么她会领一个女孩回家，但终究没有敢问。

现在，身在遥远的欧洲，作为一名巴黎女大学生，远离她一心想要逃离的、不能理解她的父母千里，母亲的身影却不断出现：当她在巴黎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和一位赴法留学的中国男同学结合时，她想起了母亲；当她独自一人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女儿时，她想起了母亲生产后的场景；当她失去女儿不停地哭泣时，她想起了母亲曾经失去孩子的痛苦，这是她的思绪最接近母亲的时候。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留学往事，她写道：“我出国是为爱国，为救国，为国家找出路，要把我国造成独立、强大的国家。可是我只身远离故国，异邦异言，究竟毅力不足，终于爱上了一位同胞同学。”

这段不被父母认可的婚姻最终以她的出走结束。1936年，距离第一次离开中国十年后，她和丈夫双双带着博士文凭归国。尽管两人在欧洲时先后共同经历了许多磨难，但这段婚姻没有实现她的期许，归国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妻子在经济上只能依赖丈夫。最终，矛盾爆发，她再次离开中国，回到欧洲工作，结束了这段婚姻，从此开始了在海外的半生漂泊。

在她初次的反叛中，不能理解她的是母亲。也是母亲，在她第一次出国求学前夕，送给她一枚钻戒，希望她“志气如钻石一样的坚，聪明如钻石一样的亮”。

在这个传统的家中，父母和孩子之间边界分明。孩童时，她只能在吃饭时和晚饭后见到父母，父亲在记忆中总是“那样威严，一举一动都要以经书作准”，她不记得父亲同自己讲过几句话。母亲寡言少语，看起来总是很冷淡。随着她的长大，外面的世界里，深受礼教和传统束缚的青年人在新思想的激励下正在和旧式的一切决裂，在家里，她也曾偷偷背弃了父母，想走上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母亲总是说当女人就是如常。她自己认命了，要她的女儿也认命……我可不想死，我不要认命！”

但在追求自由、理想和幸福的路上，她后来才发觉：“这条先驱之路上荆棘遍布，障碍重重。孤独无助的我，无奈途中投降放弃。”

在她离家出走30多年后，身在异乡的她开始重新回望这一段成长往事，把它写了出来。在书的出版后记中，她这样概括自己的故事：“这一段成长往事反映了中国了一个过渡时代：新旧思想的冲突、礼教的末日，封建家庭的破裂，五四运动的破裂。”

“这是一个悲哀的过渡时期。”她写道。

离开中国后，周仲铮在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当了三年助教。不久后，二战爆发，她不得不随德国籍丈夫克本——一位德国汉学家回到柏林，以打工维持生计。在战火中，她和丈夫过了五年九死一生的地下室生活。轰炸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天天晚上要钻进几次地下室，没有一夜能睡好觉。上来一看，总是一所、两所房子塌了或半塌了。街上的砖头、石头、瓦砾，一堆堆，一片片，好像一场大雨送来似的。人们也看惯了。只要生命尚存，一切就有希望。”

二战结束后，政府发给每个人40马克自谋生路，她和丈夫一共拿到了80马克。为了谋生，她决定学一点新东西——绘画。

1951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走上了艺术之路。起初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朋友将她介绍给国立艺术大学的马劳教授，对方听到她的打算后，很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没有绘画基础的大龄学生。

“您为什么要学画画？”

“学点新东西，或许能靠此赚点钱。”

“赚些钱？我们画家都要饿死了。此外，五年后人们也甭指望会画画了。这样开始学新东西，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的。”

谈话结束后，对方邀请她去大学做一个关于中国书法的讲座。她抓住了这次机会，把自己对于学画的决心在讲演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这个在南开时就以好口才闻名的“小舟”最终打动了教授，她被破格录取。此后的四十多年，她几乎将全部身心投入在了绘画上。

在她的许多绘画作品中，都有一艘“小舟”，小舟上，一个小人在奋力向前，那是她对自己一生的写照。“小舟”是周仲铮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同学们对她的昵称，音同“周”，与她的姐姐“大舟”区别开来。

学画之余，她开始拿起笔写作。1957年，她用德语写成的自传作品在西德出版，她为这部书起名为《小舟》。从她的童年时代写起，到她的离家出走，再到她前往欧洲留学。这个东方故事打动了许多西德读者，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此后，她又写了《十年幸福》，讲述她在巴黎求学的故事。

在后来的一篇《我的小传》里，她剖析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心路历程：“为什么要写自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是一个在奋斗途中跌倒的女子，对祖国没有一点贡献。所谓自传，也不过是自悔而已。悔，不是悔的向旧社会奋斗，而是悔的对祖国无所贡献。”

1978年，这个自感“辜负了双亲的希望”“对祖国无所贡献”的人，在对祖国热切的怀念中，终于等来了大使馆的签证，时隔三十多年再次回到祖国。到北京后，她先去看望了长眠于万安公墓的父母。其后，她和丈夫多次回国探亲，并和丈夫利用工资生活节余开始为国内各大图书馆捐赠德语书籍，十几年中捐书高达两万余册，捐画六百余幅。1988年回国时，她和丈夫再次见到了少年时追随过的邓颖超大姐，在谈话中，邓颖超称他们夫妇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句评价让夫妇非常开心，对心系祖国的周仲铮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1996年8月31日，92岁的周仲铮在德国波恩去世，同年11月，她的骨灰运回中国后被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这一年，距离她第一次离家出走已经过去了75年，这一叶忙碌一生、不断行驶的“小舟”，最后一次回到了她牵挂的父母和祖国身边。

周仲铮的自传《小舟》1957年在西德出版后，“小舟”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读者，并被译成多国文字。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第一次在国内引进翻译了《小舟》，成为许多读者心中难忘的故事。

时隔三十年，我们重新翻译、编辑了这本书，并首次引进了《小舟》的续篇故事《十年幸福》，推出精装本两本。在这两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她前半生的传奇故事。

《小舟》是旅德华人作家、画家周仲铮的自传，讲述了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的一段成长往事，从一个家庭内部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种种：新旧思想的冲突，礼教的末日，封建家庭的瓦解，五四运动的产生。

《小舟》展现了受新思想影响下一代新青年、新女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被誉为“展现五四女性觉醒精神”的重要作品。

《十年幸福》是周仲铮自传《小舟》的续篇，讲述了她20至30年代在巴黎的求学生活：1926年，周仲铮前往法国留学，并考取巴黎自由政治学堂入读。在巴黎的几年留学生活中，她完成了从独身女性到妻子、母亲的角色转变。几年后，当这位新女性回国时，却发现，想要寻找一条和以往中国女性不同的、新的生活之路并不容易……

在《十年幸福》里，周仲铮写下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女性成长所要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困境，也写下了一个人怀抱对理想、自由、幸福的向往所做出的努力与挣扎，而这正是她的故事可以跨域时空至今打动我们的地方。

这两本书的封面及内文插图均为作者所作。黑白的木刻画，非常具有时代气息，又干净耐看。

拆开护封，内封选用110g珠纹特种纸，布面手感，干净素雅。

内文用纸为70g纯质特种纸，颜色柔和，印刷清晰，阅读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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