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抗灾定乱的“父母官”周学铭

东至周氏文化研究会|发布时间:2019/12/12 10:03:54|栏目:家族研究 |浏览次数: 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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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将县大老爷称为“父母官”,其意是希望这些地方官员要爱民如子,疼爱百姓。这虽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但能做到的是极少极少,不过江津知县周学铭算是一个。

  

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安徽省建德(东至县)耕读世家周学海、周学铭兄弟双双进士。“一门双进士”这在当地引起轰动。此时33岁的周学铭又参加复试、殿试、朝考等,递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以前,他考举人多次,才在上年(1891)乡试才考中,一年后第一次参加会试就考上进士,后又点了翰林,对他来说,真是好运连台。



   周学铭生于1859年。作为庶吉士的周学铭还得入庶常馆学习一定年期。学习期满(散馆)举行甄别考试,考试优等,原二甲进士授编修,原三甲进士授检讨;次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举行甲午恩科会试。散馆考试的时间在会试复试后、殿试前,壬辰科庶吉士散馆在甲午年四月十八日,十九日出结果。会试复试成绩,决定这些庶吉士是留京师做官还是分发外地。



   考试结果令人失望,周学铭以知县即用,不仅没有留馆,也没有分部。傅增湘所撰《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署理江西按察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建德周公墓志铭》:“甲午散馆试列二等,故事得授京职,有阴尼之者,竟改知县,铨授四川蓬溪。”周学渊《周学铭文后记》:“二兄能文而善书,当庶吉士朝考时,人皆谓必留馆。适阅卷大臣有与父亲有隙者,黜置二等,然犹在编修、部属之间,乃竟归知县班,签掣四川蓬溪县。二兄以京师不可久居,遂毅然赴任。”

   这就是说这次考试成绩周学铭是很好的,但“阅卷大臣有与父有隙”,被人黑了,做了手脚。因而没有考上一等,没有留馆作编修而是被派到下面做知县。



   周学铭被吏部掣签去四川,先在蓬溪,后到江津。民国版《江津县志》“卷六·官师·十六”曰:周学铭,安徽建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四年任。存心忠厚,拆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是岁暴灾,白沙镇被难尤惨,学铭捐廉数百金,提倡赈济。时大足余栋因仇教作乱,令唐翠屏率党窜游溪,全城惊恐。学铭布置,静以待之,贼畏而去。未几,其党何师夷又窜入十都太平石蟆等场,学铭率民团追剿何被擒,事遂定。祀遗爱祠。



   39岁的周学铭刚署理江津知县就遭遇两事:一是大灾;二是匪乱。但他全面应对,并很快理清县政。



   虽然周学铭也是蛮拼的,但他也有苦衷。他是署理江津知县,署理是代理的意思。晚清“署理”现象较普遍,但各种情况之间差别较大,大致与现今“代县长”相近,即不算实授,具有临时性,是“主持工作”性质,基本拥有县长的全部权力。



   周学铭之前是广西人周庆壬任江津知县。他离开江津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任职时间只是一年多点。



   周学铭“存心忠厚,折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这是那个时代循吏的标准。周学铭任江津知县,有三大事迹可颂:一是赈灾;二是定乱;三是公允。



   一是赈灾。《民国江津县志·历年内外赈荒款目表》记载:光绪二十三年,綦河、白沙等处雹灾,邑令周学铭亲临勘验,捐金二百,拨款赈济。募集救灾款一万余金。同时他还办了一件“夔巫忠酉赈务一万两”,《江津县志》还说“邑令周学铭奉文饬办,分官捐、义捐、搭捐三项。”这笔捐款应该是省里摊派的。自己江津县也遭灾需,也要钱,但夔巫忠酉县受灾我们江津人也要帮助。江津早为巴蜀历史上富庶的“三江”之地。“人民蕃庶,物产丰饶,渝郡各属中,号为剧县。”



   江津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较严重的雹灾,雹灾主要发生在四至九月。这次綦河、白沙等特别严重。周学铭到任已是冬季,不是雹灾高发季节。但头年的雹灾不能不管,新官上任他就亲临灾区指挥恢复生产并带头捐款赈灾。次年又发生风灾,1898年6月7日起暴风,“白沙江面船只吹翻很多,曹四之房屋吹倒,全家死完。六尺过心的黄桷树被吹翻。”民国版《民国江津县志·祥异》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十八日午后大风雹,城乡捐(损)坏民房无算,邑令周学铭筹款赈济。”傅增湘著《建德周公墓志铭》说“(周学铭)迨摄篆江津,政教设施一如蓬溪,而感人最深者为捄灾……丁酉戊戌白沙诸镇连被风雹,亲往履勘,割俸为倡急振,集金钜万,民获全济……”



   江津鹤山坪麻柳乡有一个天然岩洞叫飞仙洞。里面有一个飞仙洞庙,是江津远近闻名的古寺,外面林木森森,里面洞深壁阔,传说有仙女居住,时飞时入,故名飞仙洞,庙因洞名,曰飞仙洞寺。洞壁上题有数碑诗文。其中一诗为“光绪戊戌十月皖南周学铭”之诗《为赈风灾两次宿此戏题俚句以志鸿泥》诗--



   一年两宿飞仙洞,但见花生不见仙。

   我欲学仙仙不得,飞来飞去有情天。



这首诗说出了一个故事,周学铭为赈风灾,深入山区,曾两度夜宿山洞,一者表明当时灾情严重,环境艰辛;二是表明这县大老爷微服山野,与民同为抗灾之民本精神。



   二是定乱。周学铭作为封建社会的父母官,堵变铲平,庇护百姓为之本职。《江津县志》中记载有一事:“邑令周学铭禀准川东道将道署旧船一(艘)改为邑中救生船,择险驻泊。”此举实为保障津邑百姓水上救护。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足县余栋臣第二次起事。民国版《江津县志》“余党滋事”篇说:余栋臣遣唐翠屏于八月犯江津至游溪”。《江津县志》“炮船篇云:“光绪二十三(四)年有大足县余栋臣仇教之变,四出滋扰,分遣唐翠屏率众来犯,窜至游溪,扼于江防,望洋而返。”是年八月唐翠屏部向江津发展,在游溪受到地方团练武装拦截,因武器装备较差,团练有炮船,没能渡江而退回,这次没有发生火拼,使津城百姓少遭一次劫难。但发生战斗的是与何师夷部,《江津县志》“职官志”说:“学铭率民团追剿,何被擒,事遂定。”《建德周公墓志铭》说“(周学铭)迨摄篆江津,政教设施一如蓬溪,而感人最深者为捄灾、定乱二事……余栋臣倡乱,川东震恐,邑中有阴助者,会唐翠屏率众扰游溪,督团往御,贼慑远遁。未几,其党何师夷再至,窜入太平场等处,公亲率团众追剿,生擒师夷,乱遂定。是役,贼锋锐甚,微公赴机迅捷,势且不支。邑人德公,祀之遗爱祠。其他美绩尚多,兹举荦荦大者。”



   三是公允。周学铭“存心忠厚,拆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他不偏不枉,重于教化,深得民心。光绪二十五年,他主行修建了一座节孝总坊,以教化乡梓。他与钟云舫的故事更说明这一问题。



  清末巴蜀著名才子钟云舫所著《振振堂》是一面能让你洞悉晚清官吏之昏庸腐败、百姓生活之水深火热的镜子。书中许多作品特别是诗、联、文笔调辛辣,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时弊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然而,却有三首长诗,是褒扬县官周学铭的。



  光绪九年,37岁的钟云舫从乡下“燕子坪”搬到江津县城开馆授徒。从他37岁这年来县城到64岁辞世这27年间,江津换了17个知县。这是个“县官俱昏聩,小城故事多”的时代,廪生钟云舫却爱“为民代言”、“打抱不平”,常与县衙作对。他常赋诗作文撰联对昏庸之官进行辛辣讽刺,因而被称为当时的“江津三大怪人”之一。光绪二十年,钟云舫写诗嘲讽县令朱锡藩狎妓嫖娼,品行不端,被朱革去廪银,还被关了塾馆。为了避祸他流落成都荒郊,有家难归。在这里他写出了名传千古的至今仍悬挂在成都锦江望江楼上的长联《锦城江楼联》。



   其时,钟云舫遭迫害在成都躲祸已四年。江津来了新县官,他就开始暗中回家。虽然衙中官吏说他是与衙门作对的“刁顽秀才”,但周学铭却私下认为这定有冤情,所以对他的“返回”视若无睹,钟云舫过上较为安稳的日子。



  钟云舫所撰三首长诗是《为马季良送周味西大令》、《又》、《孤儿行送周大令》,均是写给县令周学铭的。



 周学铭刚上任,县内冰雹风灾断,灾民流离失所。此时,股匪四起,霸山占道,伺机打场劫镇,周学铭励精图治,抗灾削匪,社会得以稳定。他办案公允,重于教化,鼓励农桑,开辟商贸,扶植教育,百姓都说他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五年,他外调升为道员,并被授二品衔,署江苏按察使。周学铭履新赴任,津城百姓跪道相拥,挥泪相送。钟云舫作为当地著名塾师,更是以文相赠。



   第一首《为马季良送周味西大令》和第二首诗《又》虽是钟云舫应马季良之请而作的送别诗,但诗中表达的却仍是作者的心声。马季良乃江津名流,是自贡大名鼎鼎的“万铨恒”盐锅商号驻江津经理人,后为团总。为送别周县令他请钟云舫作此两诗。在第一首诗中,钟云舫把周学铭比作为“斩蛟杀虎”除害、刚直不阿的周处。“倾囊赈灾灾遂止”,“灾民旱民喜公喜”。歌颂他“公部民兵捐练费,提刀杀贼忘官贵,步行险阻不知劳,官鼓五更犹不寐……,”第二首即《又》诗中,则把周学铭比作慈母,化乳安抚受灾后流离失所的饥民。刚到任就突发灾害,“母闻此耗中心裂,搥胸一痛冰成血,急装千里散青钱,五百道乳供儿食。脑肠化尽母身膏,百万饥儿方起色……”。他即将升调他乡,“请公中渡一回首,饥儿两岸泪方挥”。



 第三首《孤儿行送周大令》则是作者个人对周学铭的赠别之作,仍将周学铭比作慈母,将自己比作孤儿,将原县令朱锡藩等比为“鸱鴞”、“盲蛇瞎虎”。先写自己所受的冤屈,字字血泪。“鸱鴞毁我室”,“盲蛇瞎虎气昏暴,腥风毒雾日阴霾……孤儿之冤成铁铸,冤愤敷天谁与雪?”周学铭就任是“突然慈母布阳春,九幽拔苦降神明”,“孤儿今日始为人”,但他就要离去,“母已去,儿何生?巴猿江鸟不胜情,抚循未久捐恩骤,不独童马泪暗倾……”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一个鞠躬尽瘁“父母官”的形象跃然纸上。



  “刚简则不能谀”的钟云舫写三首长诗褒扬一个封建没落时期的七品县官,这在他一生中是仅此无二的。



   周学铭在江津任职期间的表现属于封建时代标准的循吏。赈灾、设救生船是亲民,镇压起义属于维稳,修建节孝坊是教化。他的思想、行为是传统的,虽没有表现出走在时代前列,但是他具有浓厚的爱民思想,他的这一民本思想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那个时代更多的贪官,能做一个循吏已经不容易了。他是江津明清540多年历史上少有的循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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