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不停地燃烧

(周骥良传略)

在天津的作家中，和业余作者接触最广，做辅导工作做得最多的莫过于周骥良了。他平易近人，从来不居高临下；和他谈话那是难得的一课，总是燃烧似的，在鼓舞你催化你。

有次他和我谈到读书，要讲大拆大卸，这样才能把一本书吃透；还说作家必须有几本看家的书，也就是反复揣摸的书。那么他的看家书是哪几部呢？他几次都提到了《水浒》与《桃花扇》。他曾有文述说《水浒》对他的影响，他是从那里找到弱能胜强，游击战可以打败拖垮日寇的道理；从那里开始了他的写作征程的。因为《水浒》里的英雄人物深深的感染了他，但又在时代的要求下，觉得有些人物美中不足，有些人物又只排了座次并无什么动人之举。于是他就以选中的一位水泊英雄为中心，从中学到大学改写或新写了十多篇周氏《水浒》。尽管这是一堆废品，却使他在创作上迈出了一条具有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道路。特别有趣的是爱得深了也就烙印得深了，他从梁山的英雄好汉那里培植起自己的性格，朴实爽朗，刚正不阿，尤好仗义执言。一副炮筒子脾气不知为他带来多少麻烦，他却始终不悔，认为作家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鲜明性格，在鲜明性格中又要蕴含着属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万万不可被洋风洋气熏染成奴颜媚骨，这是创作的根本。关于《桃花扇》对他的影响，现在尚缺文字依据，仅从他自己出版的《我们在地下作战》、《吉鸿昌》、《女间谍覆没记》、《杨虎城》与《香港之夜》等五部长篇来看，从那共同具有的浓郁的传奇色彩，跌宕的结构布局，恢宏的场面谱写，已不难寻出他与《桃花扇》之间的一线相连之处了。在他已古稀之年，还重游南京秦淮河，还特地造访李香君故居，说侯朝宗并未入仕清廷，是被进入考场，迟迟不完卷，故意闹个名落孙山；说应该为他翻案，还文人名士本色。但又叹自己的战线太长，只能说说而已，他对《桃花扇》用的心思和下的功夫，尽在这一言中了，但愿他这心思还能实现，还能与曲本民趣而同工，另有一部长篇小说《桃花扇》留在人间。

创作与家庭的影响密不可分

周骥良的创作道路自然也是和他的家庭影响分不开的。他1921年8月盛暑中出生于天津。周家是津门望族。刚过满月由

母亲抱着去见曾祖周馥。

周馥也够的上是个传奇人物，一介穷儒，连个秀才都不是，但却以文笔洗练为李鸿章器重，从帮办文书直到参与决策，最后升到李系的二把手地位上。 李鸿章办外交，建新军，搞洋务运动，周馥都是左右手，有些甚至是李鸿章挂衔，实际上是周馥来办的。李鸿章在与八国联军议和期间猝然病逝，但死不瞑目，周馥赶到床前说：“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所有未了的事都有我们来办，你就安心的去吧。”用力为他合上双眼。周馥后由代理直隶总督调任山东巡抚，后又任两江总督，称得起是声势赫赫了。

这位声势赫赫的老人看过小曾孙又为起过名字不久，即因高龄病逝，但对仅有一面缘的小曾孙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当周骥良入家塾后，塾师个个都与周家有故，往往在课读诗云子曰之余讲起周馥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件件都和历史纠合在一起，如太平天国，如朝鲜之争，如甲午海战，如庚子事件等等。特别是光绪的变法维新在和西太后形同水火之时，如果代理直隶总督周馥不与山东巡抚袁世凯对调的话，谭嗣同奉光绪之命到天津来找的就是周馥而不是袁世凯了。周馥与李鸿章持同一观点，主张“外须和我内须变法。”究竟怎样选择，那就煞费推测了。塾师有塾师的推测，各自不同；恰恰因为各自不同，使怀着童稚之心的周骥良钻进了历史，历史的大事件，历史的内幕之中去。从小就对这方面有兴趣，兴趣促他在执笔写作时总是以大事件做背景，至迎头正面的描绘大事件。明摆着的这是吃力而又不讨好的事，但他却宁愿一次又一次吃力不讨好的写下去。

创作与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周骥良的创作道路自然更是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挣扎在亡国奴边缘的时代，作为一名正直的作家，这就不能不成为那个斗争时代的歌手与画手。周骥良从深宅大院围绕的家中走出来已是日本侵略军逼近北平城的1936年的夏天了。他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人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从家塾到洋学堂完全不能适应，功课也奇糟无比，不仅英文数学跟不上，就连音乐也不及格，他从来没唱过歌也不识五线谱；是荣居全班倒数第一的劣等生，那心情自然是麻麻木木，灰灰溜溜的。然而就在这年冬天，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他迎来了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件，他曾有文述说西安事变对他的影响，整个学校秩序大乱，不论上什么课都要先谈西安事变。在动荡中还接触到斗争的浪潮，在全校朝会上，右派的语文教员在台上大叫张学良、杨虎城犯上作乱之时，左派的高三同学就在台下发出通通之声，使他从此对政治斗争也发生了兴趣，还把当时听到的西安情况铭记在心，为他在半个世纪之后捧出的长达80万字的传记小说《杨虎城》打下最初的基石。

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件一个紧接一个，半年之后芦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又是一段热血奔腾的日子。从政治上的关切升腾到思想上的转变。为了避乱，在升高二时他没有去，而是在家里闭门读书。但他自学的不是学校的课程，而是用低价在西单商场买来的旧书，这些旧书绝大部分都是进步书籍，他这才认识鲁迅、茅盾和郭沫若；也才明白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一年光阴飞过，他竟大大小小吃了三百多本书。这些书使他换成了另一个人，再复学回校时已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青年了。他的书包总是特别鼓鼓的，里面装着一些进步书籍，都是借给同学看的，看来看去就形成了进步的青少年小组。高中毕业那年，他们找到了党的地下关系，联络人已经见了一面，要他们做好准备，为了走山路每人预备了鞋和袜，称得起万事俱备，连留给家里的告别信都写好了。但到了通知如何起程的时刻，那人却失约了，而且一次又一次失约了。后来得到消息，这人被捕了。只好分头考入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暂且枕戈待旦也就是这段芦沟桥事变前后的生活使他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这部长篇在青少年当中曾红火一时，先后有三个版本，三个版本都有所不同，这也说明他写作态度严谨与认真。

1942年初，在日美开战，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査封了，在燕大的老同学第二次找到了党的关系，纷纷奔赴游击区，最后把党的关系留给了周骥良。他当时因肺病吐血休养在家中，不能就走。来联系他的地下党员发现他的家庭隐蔽色彩特浓，就要他放弃走的打算，留下来边养病边工作。说北平城里还有的是爱国青年等待启迪、教育、组织呢。他就此埋伏下来，于1945年春地下入党。以后他的家庭几乎成了地下据点，多次迎接地下重要会议，应该说这也是大开眼界的事。

1948年冬他迎来了亲身经历的又一历史大事件。他当时因职业关系正在上海，奉令北归迎接平、津两市的解放。当他乘船赶到天津，天津工作委员会刚刚成立，正在交接地下关系。等在这里的地下领导要他先打通家庭关系再回北平，因为打通周家关系也就等于打开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门。万没想到天津刚刚打通关系，北平却有人失足落水，他只得在回到北平后迅又返回天津，就此在天津工作。这一段工作他也有文述说，称得起是做了关键性的工作，至于所见所闻那就更是精彩纷呈，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要写一部天津解放前夕地下斗争的长篇，还描绘了几个场面，那都是很有戏可看的。但又叹时间挤不出来，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祝愿他这想法也能落在纸上，将天津解放的艺术写照也留在人间。

周骥良是还在燃烧

他是一个极富使命感的作家

在主攻长篇创作之外

从八十年代后期起又对天津的

历史、掌故、风俗、民情、文化、养生等有所涉猎

篇见之于报刊

拥有一批读者

使他又兼具天津通与民俗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