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5月19日,大清王朝外务部批准济南正式开埠。在中国近代开埠史上,由巡抚奏请自开商埠,济南是第一个。此举不仅大大加快了济南的城市化进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还一举奠定了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经济社会近代化的基础。
1904年5月1日,这一天按西历计算是个星期天。星期天是上帝都休息的日子。权重一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却没工夫理会这一套,他们只记得这一天是大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六日。
这一天,专门由济南赶到天津行馆的山东巡抚周馥和袁世凯一起,看着经过一年密谋策划刚刚定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露出了会心的一笑。奏折开头是这样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周馥跪奏:为查明山东内地现在铁路畅行,拟请添开商埠,以扩利源,恭折仰祈圣鉴。” 奏文称:“查得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处,自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通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津镇铁路,将与胶济铁路相接。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在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在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自开商埠第一城,清廷的办事效率还算高。
100年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为济南开埠上书朝廷的奏折
100年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为周村开埠上书朝廷的奏折
5月1日,袁世凯、周馥上奏;三天以后,5月4日,光绪皇帝朱笔一挥批道:“外务部议奏,钦此。”5月6日,外务部“议复奉旨允准”,并于5月19日“抄录通行”,周知天下。济南开埠由此变为现实。
周馥,原名本来叫周宗培,1837年生人。1902年5月擢升为山东巡抚时,已经六十六七岁高龄。1904年济南开埠半年后,他升任两江总督。周馥在鲁抚任内,把山东原巡抚袁世凯在山东开创的新政局面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使整个山东在那一时期成为全国局势比较稳定,发展较为迅速的省份之一,从而奠定了山东近代化事业的基础。 1902年12月,刚上任山东巡抚半年多的周馥冒雪察看了青岛租界,悲怆时局,赋诗一首:“朔风吹雪海天寒,满目沧桑不忍看。列国尚尊周版籍,遗民犹见汉衣冠。是谁持算盘盘错,相对枯棋著著难。挽日回天宁有力,可怜筋骨已凋残。”其诗境悲凉凄冷,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喟久之。这次青岛考察,所见所闻极大地刺激了搞了一辈子洋务的周馥的心灵,也更加坚定了他“自开商埠,以争利权”的决心和信心。
甲午战争以后,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为特征的自开商埠思想已被朝廷内外普遍接受,并逐步成为清廷的一项重要国策。
1903年9月,山东人吕海寰向朝廷倡议“广辟商埠”,外务部批转了吕海寰的奏请,令“各省督抚详细查勘,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口岸之处,随时奏明办理。”但在中国近代开埠史上,由巡抚奏请自开商埠,周馥是第一人。而且,在济南开埠的同时,将周村、潍县作为济南分关,一省之内三地同时开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表现出了周馥等改革派的远见卓识和开拓进取精神。
济南开埠后,经过精心规划设计,整修道路,建造衙署,设立市场,开泉种树,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商埠区内,道路规整,楼房林立,具备了近代化城市的风貌,并大大地拓展了济南城市发展空间。从全省而言,济南开埠后,加上原有烟台、青岛两个通商口岸,省内五处商埠呈大三角形分布,使得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已经走在前面的山东更奠定了其优势地位。这其中,周馥首倡之功不可没。
济南商埠区规划图
1904年的《东方杂志》第8期曾发表《东抚之办事》的评论文章,称赞周馥开设商埠之举说:“德国尝以独占山东全省利益,屡向北京政府要求权利。其所经营者,著著进步。周中丞(周馥)见此情形,深知其害,遂将济南、潍县、周村镇三处,辟为商埠。俾利权不致为德人所垄断。密奏朝廷,即获谕允,忽然宣布万国。德人闻之,亦惟深叹其手段之神速而未可如何也。设事前稍不谨慎,泄漏风声,德人必起阻挠。”由此可见,周馥是以谨密主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完成济南开埠之举的。
周馥死后,山东当局呈请北洋政府,准其在济南为周馥建立专祠以资崇报。呈文中列举了他在山东的四大政绩,其三即是“创设商埠”。 周馥此举确实干得出色。在德国势力阴影笼罩下,他觑隙乘便,攻其不备,使德人在既成事实面前措手不及,无可奈何,真不愧是有胆略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