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开埠原委

清光绪三十年（1904），原属山东长山县的周村镇，和济南、潍县同时开为商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周村人，我愿对家乡开埠的原委做一简要的探讨。

  商埠这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词汇。近代的商埠不仅是个经济地区名词，还具有政治色彩，它是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产物。

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中国订立的南京条约（1842年8月，本名江宁条约）除割让香港外，还强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并派领事住于五处，这是最早被迫开放的商埠，此后列强即以种种借口强迫中国开放了不少城市作为商埠。

胶济铁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勘路，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初完成。按照列强惯伎，紧接着应是沿线开通商埠以利其经济渗透。恰在此时，清朝官员中却有人建议自行开放胶济铁路沿线的济南、周村、潍县三处为商埠，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其人即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

周馥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合词具奏，“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于商情称便。”此奏折日期为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后（慈禧）的硃批是：“外务部议奏”，即令外务部核议此奏。外务部于三月十九日接袁、周奏折后，即于四月一日（公历5月15日）具折请于山东济南、周村等处开为商埠。

据袁、周奏折及外务部议复，此事经朝廷批准后，还要“照会各国驻京使臣查照”后，再筹划“划界设关及一切应办事宜”。但事实上此照会似乎未发，或在开埠以后始照会各国使臣作为例行公事。当年《东方杂志》第8期（8月25日发行）《时评》栏中，有题为《东抚之办事》的评论说：

  “有客自济南来，谈及东抚周中丞近日政策。周中丞年虽七十有九（此误，时年68——引者），然精神犹甚强健。（中略）中丞自信之心甚坚，每奏一事，无所犹豫，若不获行其意，则以去就争之，故辄偿所愿。今举数例证之：德国尝认独占全省利益，屡向北京政府要求权利。其所经管者，著著进步。周中丞见此情形，深知其害，遂将济南、潍县、周村镇三处，辟为商埠，俾利权不至为德人所垄断。密奏朝廷，既获俞允，忽然宣布万国。德人闻之，亦惟深叹其手段之迅速而未可如何也。设事前稍不谨慎，泄露风声，德人必起阻挠。然则中丞如何谨密之处，即此一端，亦可见矣。”（下略）可见他是以积极主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完成此举的。他死后不久，山东当局呈请北洋政府，准其在济南为周馥建立专祠以资崇报。呈文中列举了他在山东的四大政绩，其三是“创设商埠”。

 周村开埠后，外国势力随之而来。德国、英国、美国，最后是日本先后开设银行、公司、洋行等。大量的洋货蜂拥而至，冲击了周村传统的手工业，也促进了机械制造业的引进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

 解放前内忧外患，影响了周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周村被日军占领，工商业极度凋零，只有到解放后才逐渐恢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使周村的工商业繁荣兴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和90年代前开埠相比，无论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有天壤之别。首倡开埠的周馥如活到今天，亦“当惊世界殊”了。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馥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做到前人和他同时代人所做不到的一切，我们不应苛求于他，而应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

   □杨志玖（1915-2002，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村人，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