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发展——实业家周学熙

近代皖籍人士走上历史舞台发端于李鸿章，而东至周氏家族则是其中重要的一脉。周氏家族由周馥开创，由其四子周学熙发扬光大。周学熙被誉为“华北工业之父”。他主持直隶工艺总局，促进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崛起；他开创的周学熙资本集团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资本集团，对华北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领北洋军阀官僚投资近代工业，使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李鸿章死后，周馥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待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在辛丑议和之后，周馥与袁世凯共同迎接两宫回銮，均受到西太后的奖赏。1902年因议和有功以及袁世凯推荐升任山东巡抚。大约1902年左右，周馥三女周瑞珠与袁世凯八子袁克轸出生，两家结为儿女亲家。周馥在李鸿章与袁世凯之间起着过渡的作用，李鸿章把权柄交给了袁世凯，而洋务则在周学熙的协助下发扬光大。

清末最后十年，清政府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而主持这个现代化的领军人物就是袁世凯，协助袁世凯办理现代企业的就是周学熙。

（一）主持直隶工艺总局，促进华北近代工业的崛起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为数不多的工厂几乎全被摧毁，出现了近代工业的短期空白。清末十年是直隶工业的初步兴起阶段。尤其是1902至190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由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设实习工场传习工艺，设考工厂、劝工陈列所启发工商知识，设高等工业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并直接资助创办民间工厂，使北方民智大开，兴办实业之风盛行。当时，“经督办（周学熙）之登高一呼，遂人人各印入实业二字于脑筋中而如响斯应，于是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

受到鼓励及资助的天津官僚、盐商、买办、地主、小商人和少数技术工匠等开始投资创办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在周学熙总办直隶工业总局的五年间，仅在天津就新建民族资本工厂三十家，其中包括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万益织呢厂、北洋火柴厂等。这些工厂所需机器和各类车床等，大多由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各厂提供。这些厂矿至今大多已名实皆亡，但它们是天津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标志，为天津工商业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企业的产生，说明当时周学熙所领导的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各官厂和学校，推动了华北近代工业的起步，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

到1911年，天津近代工业已有135家，可计算的资本总额为2920万银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企业资本总额为2200万余元。民营资本厂家共107家，注有资本额的53家，资本总额为670余万元。涉及矿业、机器制造、水泥、交通运输等重工业和纺织、面粉、榨油、烛皂、火柴、皮革等轻工业。各业工人为8510人。直隶工艺总局有力地推动了直隶早期的工业化进程。

（二）创办周学熙资本集团，奠定华北近代工业的基干

周学熙在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期间，就已开始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创建以北洋集团为核心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周学熙创建的两大重要企业是1906年开办的资本100万元的启新洋灰公司和1907年开办的资本280万元的北洋滦州矿务公司。

启新洋灰公司是先借官款开办，再招商股转变为私营企业。1907年启新的股息红利合计达18%，盈利远远超过一般企业。在这种高回报的前景吸引之下，启新吸引了大量的官僚投资。启新的最初投资人，主要是官僚和盐商，有周学熙、袁世凯、李颂臣、卢木斋4大户。他们在启新最初的资本总额100万元中约占30至40万元，每家合10万元左右。其他股东大多为北洋军阀官僚，有言敦源、龚心湛、李伯芝、傅增湘、王士珍、孙多钰、詹天佑等。

启新洋灰公司是北方民族资本第一家大型重工业工厂，它开创了大型近代工业在直隶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启新在解放前是中国最大的水泥公司。它在1919年以前，垄断着国内水泥市场，在此之后仍占有重要地位。启新从创办到1940年，其盈余总计为3852.2万元，股息红利2202.3万元，公积金356万元，董监经理报酬358.1万元，公积存折息258.8万元（维护老股东利益的利息）。

滦矿在1912年与开平煤矿联合后，也获得超额利润。到1915年，四年之间滦矿得利600万元以上，超过资本一倍。两矿联合后在1913-1941年间共分配利润1.68亿元，平均每年约600万元。其中滦州公司获利7881.2万元，平均每年271.7万元。

启新和滦矿是中国近代工业中的两个重点厂矿，标志着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后来周学熙创办的其他企事业，如华新纺织公司（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个厂）、耀华玻璃公司等都是在启新、滦矿的支持和投资下创办起来的。

从1915年周学熙二任财长时开始，他就在酝酿建立纺织厂。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影响，华新纺织公司天津厂到1918年才正式开业，两个月获利10万元，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计获利达137万余元。几乎将股本赚回来。由于纱厂利润很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三个纱厂。周学熙主持的华新纺织公司在6年间连建四厂，发展到最繁荣时期，股本达932万元，纱锭近13万枚，工人数近9000余人。华新四厂构成了华北最大的华商纺织工业体系。

总计周学熙创办了二十多个近代企业，形成了一个资本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属于周氏投资的约占2/5。组成了天津，以至华北地区近代工商业的主体，而其重要企业，至今在华北经济网络中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周学熙资本企业促进了华北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三）周学熙企业引领北洋军阀官僚的投资热潮

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政客搜刮了巨额财富。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财产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官僚、军阀要人70个，其私产总额达63100万元，其中资产在千万元以上的有23人，百万元以上的47人。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的政局不稳，政客勾心斗角，军阀兵戎相见，各级官吏频繁更换，处于这样处境下的军阀官僚无法预知未来，朝不保夕的地位迫使他们另辟蹊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良机，进入“黄金时代”，投资企业获利优厚。周学熙开创启新和滦矿，一直获利不浅，这种建大厂获巨利的投资导向，刺激了拥有大量钱财的官僚军阀和政客。1915年华新纺织公司成立，同样“具有模范性质”。直隶省长曹锐创办的恒源纺织厂就是受益于周学熙的开导。

据统计，北洋军阀官僚约有86人投资44家企业，其中36家是1915年以后创办的。企业的资本总额约达6923万元，占天津同期民族工业全部资本额的84％，涉及16个工业部门。主要投资人中除了周学熙资本集团的周学熙、袁世凯、龚心湛、言敦源外，文职中有黎元洪、徐世昌、叶恭绰、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张弧、周自齐、潘复、王克敏、李士伟、王郅隆等。军阀中曹锟、倪嗣冲、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勋、鲍贵卿、王占元、李纯、张镇芳、陈光远、田中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化工和火柴等行业。纺织业是天津工业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在工业结构中占重要比重，1928年天津工业统计中，6大纱厂资本额占全市工业资本总额的67.8％。在天津的6大纱厂中除了华新津厂外，裕元、恒源、裕大也都是军阀官僚发起创办的。裕元纺织公司由皖系军阀倪嗣冲、王郅隆等创办，开办时段祺瑞投资30万元，倪嗣冲投资20万元，王郅隆投资20万元，3者占开办资本的35％。恒源纺织公司是直系军阀曹锟家族创办的，开办资本400万元，其中有50％是军阀官僚的投资，曹氏兄弟及其家族占82万元。裕大纺织公司是王克敏开办，在该厂1931年股东名簿中可查及的军阀官僚股本达64.5万元，占资本额的46.5％。1922年6大纱厂共有纱锭217000余锭，占全国同年民族资本纺织厂纱锭220余万锭的10%左右，仅次于上海，是国内棉纺织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面粉业也是天津工业的重要支柱，当时的8家面粉公司，7家有军阀官僚的投资并任公司董事等职，其中大丰等3家面粉公司是以军阀官僚资本为主兴建的。如大丰面粉厂开办的实收资本65万元中，倪嗣冲即投资20余万元，寿丰面粉厂资本60万元，倪嗣冲之子倪幼丹又是最大的股东。福星面粉厂资本30万元，主要是奉系军阀孟恩远、刘纪亭等人的资本。庆丰面粉厂资本67万元，直系军阀蔡成勋、王占元占总额的一半。

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资本200万元，堪称全国化工行业之首，张弧跻身于久大公司的发起人，并出任永利公司董事，曹锟在久大公司也有投资。丹华火柴公司是全国华商大型火柴工厂之一，资本额100万元，居全国之首，倪嗣冲和王郅隆在该公司占有相当的股本，王郅隆还出任过该公司董事。

军阀官僚创办或投资这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带动了各行业广设工厂，加快了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速度。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和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格局。而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北洋军阀官僚成为正在崛起的天津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程莉，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