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正式书信往来谈问题的习惯。1986年我家中装电话之前，他有事只有靠写信通知。写来的信，三言两语，仍是闲谈。1957年他因肺病，在天津父亲处疗养了大半年。我当时在苏联学习，我的书籍及各种用品仍留在父亲处，未及运到北京。记得他曾给我一信，说他知道《散曲丛刊》是我深爱之书，他现借去，将来一定归还。其实，这种情况，既然我本人不在，我们通常做法就是将书拿去、将来归还就是。他写这信仍是说些闲话聊天的意思。又一次是在1970年左右。当时各单位都在外地办农场，干部下乡劳动，他们外语学院农场在湖北沙洋。他寄来一简短字条说，近几十里内没有酒卖，“甚苦！”没酒喝，向我叫苦。也是因为我们于喝酒有同好、有交流。
我一般不太保存信件，现检得偶然存下的五封信录在下面。除第五封信是从国外写来的之外，馀四封都是因我家无电话而写信通知性质。就其内容，亦稍见我们平日来往、谈话的内容。
（1）1975年1月1日
景良弟：
伯鼎寄你信找出，寄上。如有工夫可来我处玩。惜除Rum外无好酒耳。每日晚间均可（除星二外）。
珏良 一月一日
（2）1980年6月8日
景良：
我向大哥借GoldenBough一书，他有石章一方托我找人去刻，希望有时间去取一趟，到我处时带来为盼（不着急）。最近西单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旧书较多，价亦不贵，石印碑帖往往只售数角钱，近日颇有所得也。馀不及，并致
敬礼！
珏良 六月八日
小群备考中学想必甚紧张，要注意休息、娱乐。
（3）1982年2月20日
景良：
最近文物出版社出了一本“十三行”，是青玉版本，颇好，价亦廉，已给你买了一本，便中来取。又新出《水浒传资料汇编》，其中包括李卓如和金圣叹对各回的评语，我已买一本，可来看看。也许正是你想要的也。最近方纯送我一瓶参茸酒，也可来共享。
敬礼！
珏良 二月二十日
如方便，请将护花主人评《红楼》带来意看。
（4）1983年4月6日
景良：
去津前希来我处，琉璃厂书店送来父亲托他们修理书一部，请你带去。
敬礼！
珏良 四月六日
（5）1990年11月13日
景良：
来信早收到，录相机当照你的说法回去再买。
我们在美已呆了近半年，十二月初去澳再呆上三两个月，也该打道回府了。就我而论，外国最吸引人的是图书馆，但以我的年龄，每天埋首书丛已无此精力，其馀的地方过去大都见过，重新再看看也就算了，多而实无意义也。
如有新书于我合适者，请代买，钱由小朋支付。我想到的有冯友兰哲学史（除玄学卷以外各卷）、宋诗钞（宋诗纪事书有，如有其他各代诗纪事，如唐诗纪事，请代买）、词话丛刊（唐圭璋编，名字可能不太准确）。【此段落左侧，别署两行云：“部头不大者，买重亦不防（妨）”。】古逸丛书三编影印《陶靖节先生诗注》（宋本）如遇到可买一部，杲良要。
耦良夫妇来美事不知办的如何？最近听说签证比较容易了。打蛋器已买好，回京时带回。
小北相片一张寄上。
珏良 十一月十三日
上面两封信中都谈到酒。其实，是每次见面都要谈酒，每次见面都要喝酒。进门以后坐下，先拿出酒，边喝边评论。像这里谈的朗姆酒还是一般性的，至如参茸酒则不算喝酒的正宗了，亦可见当日买点好酒之难。到他的儿子出国留学、工作之后，他才能陆续有点好酒喝。信中屡次谈到托我买书或代我买书，除开列书单托我买之外，还经常“代”我买书。也就是未问过我，自作主张买了书赠我。因彼此兴趣之所在都很清楚，只要书价不太贵就买来送给我了。肯定知道我会感兴趣。至于护花主人评《红楼梦》，那是有一次闲谈时我说现在研究《红楼梦》都是研究各种脂评本，这自然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正路；其实，过去通俗小说的评注，多从人情世故揣摩，也可另作一类研究，如护花主人评《红楼梦》。所以这封信中他让我把护花主人评《红楼梦》带去。信中还可看到他对于出国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重。
1957年他因肺结核在天津父亲处养病，而我的书籍全留在父亲处，当他翻阅我的书籍时，在我的三部藏书题写了跋语。现录在下面。这三部书可算是我藏书中的“善本”了。其中两部为印谱。因我喜欢赵之谦刻的印，故我父亲有一次给了我赵之谦的《二金蝶室印谱》和另一部《丁黄印谱》。也许，给我《丁黄印谱》或寓有暗示，让我不只看赵之谦的充分发挥和花哨，要知道他的根底所在。珏良二哥翻阅得很仔细，看到了反映在这两部印谱之间的一段故事，并写下了跋语。
黄易，字小松，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人。他懂得金石，有收藏，并善刻印，后人称“西泠四家”之一。他曾为赵晋斋刻了一方印文为“赵氏金石”的印。八十七年之后，有沈均初者，亦是名人，他得到一块印石，有黄小松乾隆丁酉年刻的边款（即在印章侧面刻的题字），但印文已被磨去。于是，赵之谦用此石仿黄小松“赵氏金石”的风格为沈均初刻了“沈氏金石”印，并刻了边款。其文曰：
均初得此石，上有小松题款，而印文已为人磨去，甚足惜也。忆小松曾为吾家竹崦翁刻“赵氏金石”印，因师其法为均初作此，少补缺陷。
后八十七年同治癸亥十月，会稽赵之谦记。同观者仁和魏锡曾。
珏良翻阅这两部印谱，见《二金蝶室印谱》中有“沈氏金石”印及赵之谦的边款。又在《丁黄印谱》见到“赵氏金石”印。于是在两处都写了跋语。
珏良题《丁黄印谱》“赵氏金石”印：
竹埯翁赵晋斋，仁和人，治金石学，与黄小松、何梦华齐名，有《金石目》五卷。小松“赵氏金石”印，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时三十二岁。赵撝叔尝仿此为沈均初刻“沈氏金石”，有出蓝之致。题称“吾家竹埯翁”。见景良藏傅子式手拓《二金蝶室印谱》。
珏良题《二金蝶室印谱》“沈氏金石”印：
竹埯盦为赵晋斋室名，小松刻“赵氏金石”及“竹埯盦”印，均见景良藏《丁黄印谱》。
另外，也是1957年，珏良在天津看到父亲给我的一部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周昙咏史诗》。这是善本了。他也把彭元瑞恩馀堂有关此书考证的跋语及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有关《周昙咏史诗》一书的考证另纸抄录下来，夹在书中。
珏良写道：“《恩馀堂读书跋尾·周昙咏史诗》云：‘此书晁氏、陈氏俱不著录，惟焦氏《经籍志》载云八卷，此从项药师、朱锡鬯旧钞本录得。唐人文字单行者甚少，《全唐诗》仅采其诗而无讲语，观此亦可见当时体格也。续得宋本再校，究多不通，奈何。本乃季沧苇所藏，按此书朱笔，当即依季氏宋本校，今止存上卷，因为十弟补录跋语。又《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有宋刻《周昙咏史诗》三卷，每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加以论断，与此抄本正合，惟是否为项、朱旧钞本之所从出，则不可知矣。’一九五七年秋题记。时予养疴津寓，景良则远在苏联，亦‘看竹何须问主人’欤！”（见第10页图版）
是的，“看竹何须问主人”。看书心中有主人才会如此说。再者，他为此书竟查阅了两跋所在之书。也亏得到那时我父亲手头所有版本目录学参考书籍仍很丰富，他才能够查阅到。
珏良喜欢收藏古墨。我对古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谈话中从来没有涉及古墨。堂兄绍良和他来往较密切。绍良是一位藏墨大家，珏良常和绍良以及另几位藏墨名家张子高、张炯伯、尹润生聚会（张子高先生是清朝的秀才，这在清华大学老教授中是仅有的)。在珏良去世后多年，听绍良之子堂侄启晋说，珏良藏墨重点在“婺源墨”，而“婺源墨”一般不制做很精品等级的，但专收集“婺源墨”也自成一格，想是他听绍良说的了。珏良只有工资收入，我想他是没有多少财力可以大搞收藏，所以只能别辟蹊径、收集如“婺源墨”而成一小局面。珏良去世后，其藏墨卖给一位亲戚。亲戚并应我们之请答允写一篇纪念珏良藏墨的文章。等了多年，仍不见文章。于是我去问了才知道，因售墨时嫂嫂扣下了多块墨，该批墨已不全，故不愿写文章了。我于是问二嫂，“你怎么扣下了墨？”她说，“我哪里敢动那些。是他说你可以留几块，我才敢动的。”二嫂是个完全不了解收藏文物方面情况的人，把留下几块墨视为平常，没有太深的考虑。既然给收藏者造成如此深的遗憾，我心中十分抱歉。只是我们知道得太晚了，过去了近二十年了，已无从补救。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此事原不必再提，但我心中最为遗憾的是，珏良收藏古墨一场，竟没能留下一点痕迹作为纪念。珏良有一个小本子是他藏墨的目录，当时也给了购墨者。所以，至今我们即使想发表一份珏良藏墨的目录也不可能了。
林徽因先生的客厅里经常聚集了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精英，林徽因先生时有名言隽语常被传为美谈。有一次林说清华有“三孙四良”。“三孙”是叶企孙、金龙荪（金岳霖）、陈岱孙三位老教授。他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是在清华大学教授中极有威信的人物。“四良”是王佐良、周珏良、丁则良、王乃樑。此四人都是清华培养出的青年精英，一时才俊，当时也都在清华任职。他们几人当时还只是教员级（当时清华在助教和讲师两级之间有教员级），当时已颇受瞩目。我想林徽因先生此语是描述清华亦老亦少都是人才济济。我当时亲历大家作为美谈流传、转述此语时的情况，但是近来有人把“四良”中的周珏良改为周一良，这就完全不对了。一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不是清华培养出的人才，他1947年从燕京转到清华，是外语系和历史系合聘，第一年好像是在教日语方面的课程，尚未发挥他最主要的历史方面的专长。当时大学聘初回国博士，一般开始都是给副教授名义，而胡适在给蒋梦麟（当时主持北大）写信谈及争取一良来北大的信中说，恐怕要给他教授名义。所以，一良在当时一批从欧美回国的青年学者中算是个中翘楚。但他既不是清华培养出的，其资历、地位和其他三“良”也不很般配（高出一点，已是教授）。据此，不但当时我亲耳听到的是珏良，而且换成一良也不般配。因现在关于“三孙四良”流传成各种各样，故此我多说几句。
中国传统文人常置一部诗笺，请朋友们题咏，作为纪念册。这种诗笺有各种各样，但一般都是传统木版刻印彩画，一面是画，一面是空白。珏良也置了一部，请朋友题写。大约是在他参加《毛主席诗词》英文本定稿的工作时，赵朴初先生也参加了此项工作，珏良拿了他的这本纪念册请赵朴初先生题写。赵朴初先生一看很高兴，说：“你还有这个呀！”谁知，拿去后，就长时间杳无音讯。绍良和赵朴初先生很熟悉，又同在佛教会共事，因此托绍良去问。回答说找不到了，等找到即写了送来。过了一年、两年，又托绍良去问，仍说找不到。如此，隔一两年就托绍良去问，总是回说找不到。有一次还说，已命秘书把赵朴初的书籍全翻一遍仍没有。就这样，直到赵朴初先生去世，也未见纪念册的踪影，纪念册上珏良许多好友的题咏也就遗失了。这对别人也许不甚重要，但对于珏良却是一件深深的憾事。我想，按其流转经过，这东西不会流散很远。我之所以写这一段，是想无论将来这册子落入谁手，希望他知道这段经过及其对珏良的重要意义。
珏良一生主要是在外语学院教学与研究，我只知他研究英美文学，我略翻了一下有关纪念他的文字，才知道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其中尤致力于普遍诗学。王佐良先生在《周珏良文集》序中评价说：“应该说，建立普遍诗学，珏良是最有资格的一个人。他的不可及处很多，……可以说，中国一般学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的中文根底，而中国一般谈比较文学的人缺乏他的外文修养。……这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在时下学者中是不多见的。”“珏良是赞成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他看出了这门学问能够带给中国文学研究者以新眼光和新机遇，于是以身作则，从实际做起。上述文章就是他的部分成果。”
我想，正因为他能两大优势集于一身，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有其他人所不能及的特色。但是，窃以为，有一点更重要，诚如王佐良先生所说，“他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我甚至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对诗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的文人，然后才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研究者。所以王佐良先生才说：“珏良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中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精通，这样的人很难得。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自然流露的。”然而，王佐良先生又说：“以他的素养和功力，他完全可以在翻译方面有更大的建树，正同他在普遍诗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可以有更丰硕的成果。许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刚开了一个头。”一良大哥在所著《钻石婚回忆》中也说：“他生性懒散疏放，有诗人气质，嗜好甚多。如果不是因为兴趣太广，校外任务太多的话，他在学术上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其实，正是因为有文思冒出来才写，漫由自然流露写出文章是他根本的工作态度，所以，必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成果必出得很慢，数量不会是很多。要积累出更丰硕的成果，比起其他人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积累。可惜的是天不假年。
珏良的学生说起珏良来也很有意思，下面举两位他的学生的话，看看他们心中珏良是什么样子。王立礼先生回忆：“学生时代虽然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周公，但听到有关他的传闻却不少，甚至可以说，在学生看来，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三人中，周公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周公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文革’期间挨整时也不忘在小馆子里喝杯啤酒解闷，和附近四季青的农民聊天交友。”“他博学的谈吐,洒脱儒雅的举止,以及那睿智的双眸,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青年学生喜欢接近他，他也喜欢年轻人。”
请注意上面王立礼先生有一句话，说珏良“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王佐良先生在《怀珏良》一文中也说到，“文革”时当他和珏良以及另一人站在板凳上被批斗时，“当时我还有闲心看了珏良一眼。他是平静的，而且像他在遭人问难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这是珏良特有的微笑，所以王立礼先生能够注意到。王佐良先生也注意到，许多人都注意到。我想，诚如甘恢挺先生说，“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才会有这样一种笑。但是我以为这是他与生俱来，天性所致的性格或心态。在他十三四岁“犯错误”致我醉酒时，站在母亲身旁也是这样笑。正因为这种笑是他心中的境界的体现，所以，在珏良去世、遗体告别的大厅上，他的夫人方缃要求不按惯例悬挂所谓标准像，而悬挂一幅稍侧身、带有这样微笑的照片。这才是真正的标准像。二嫂和珏良他们和冰心女士有往来。二哥去世时，冰心女士送来一个小巧的信封，内有一张精致的短笺。上面写：珏良去了，丢掉沉重的躯壳。
珏良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我想起他时不是带有怀念亲人的那种伤感，而是有话要对他说、和他聊。确实，我会和他谈起他未及知道的麦芽威士忌酒（malt），我会和他谈及近年出土的颜真卿书写的、和《多宝塔》书体相同的墓志。当出现某些事物时，就想和他说说，许多许多。许多事只有和他聊了，才感觉到彼此理解，才感到舒畅。
2015年2月12日写毕（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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