珏良自叙，开始学英语时已十三四岁（他自己对我说是从十二岁开始学英语）。由于之前一直在家塾读古书，为了要考中学才补习英语和数学。请了先生在家中教，所用课本是周越然的《模范英语读本》（有趣的是在这十多年后，当我在学校开始学英语时，虽然有了较新颖、较好的《开明英语读本》等，但学校仍采用这陈旧的《英语模范读本》）。珏良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我因此把这一段全文引录在下面。虽然引文长了些，但是对于了解像他这样的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如何打下那样出色的英语基础很关键。我思之再三，仍是做了大段引录。珏良在文中说：
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在那以前一直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当时因为要考中学才开始学英语和算学，请了补习先生在家里读，用的课本是周越然的《模范英语读本》。读了一年多后考入天津广东中学初中二年级，读的一本语法，已不记得名字，还有一本简写本的《鲁滨逊漂流记》。过了一学期，转学到南开中学，读的是学校自选课本，里面都是些小故事，我不甚感兴趣，学得糊里糊涂，没有多少收获。下年到了初中三年级，遇上一位老师，名叫刘伯高，才真正学到一点东西，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感激他。刘先生的教学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少而精，一是反复实践。当时他抓的重点是语法，而语法之中又只抓了两项，一个是动词（包括分词和动名词），一个是关系代名词和关系副词即who、what、which、where、when等。他也并不多讲，只把动词的形态变化列出一个表来发给学生，关系代名词、关系副词也列一个表，各举几个例子，也发给学生，在堂上就是翻来复去做练习，不厌其烦，经过一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能把动词变化的形式掌握得很熟练，再也不会在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的动词后面不加一个s或者把take的过去式搞成taked了。甚至比较复杂的如同havebeendoi ng也能在形式上掌握，固然在意义上还不很清楚。在处理复合句子上也知道who和whom的区别了。这些事看来很小，但是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在初中就能把它们搞清楚，对打好基础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中学里的另一位老师李尧林先生处，我受益就更大。李先生是巴金先生的哥哥，燕京大学毕业生，我在高中一二年级都跟他学英文，除了必修的英文课外，还有一门“英文选读”。李先生教会了我们简式的国际音标，鼓励我们用以英语解释英语的字典（我当时用的是《牛津袖珍字典》），同时给了我们许多泛读的材料。记得有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简写本读物，包括莎土比亚戏剧故事，丁尼生、朗费罗作品故事等，还有一本德国小说家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茵梦湖》（Immensee）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大概是因为别的几本都是小册子，只有个故事梗概，而这本书一来故事的浪漫气息正合十几岁的孩子口味，二来虽是译文还有些文采，其中吉卜赛女郎歌老师在班上读得津津有昧，还把一种译文读给我们听（好像是郭沫若的），真有点闻所未闻了。李先生的教学法也活泼多样，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他在上课文之前常常读一个小笑话，要我们默写下来，然后口述几个问题，由我们写出答案交上去，由他评阅，他还在班上组织朗诵剧本，曾用过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Wi ndermere's Fan），由学生分担剧本中角色，寓学习于欣赏之中，效果很好。但我所受的这位老师的好处还不止此。他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只身一人住在学校教师宿舍，我常到他屋子里去，他书架子上放了许多英文的和中文翻译的书，经常谈起里面的内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就开始看一些英文翻译的欧洲名著，如莫泊桑短篇小说等。他也常介绍一些和学习语言有关的参考书，如牛津版Vallins著的ABCofEngl i sh Usage就是他要我学会使用的。在高中时还有一位史丽源先生，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听说是专学法文的，但英文很好。是他把当时燕京给一年级学生用的填字改错教材给我们用，对引起我们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和用法的注意，特别是前置词的用法，起了很大作用。我还特地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前置词用法词典，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尽沧桑，这本书居然还在，可算是一件个人纪念品了。
珏良在文中还提到，“中学时的课堂教学给我的英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从另外的途径我也学到不少东西，有的甚至是课堂里学不到的。”一、“找了一个英国老太太课外补习。和她学了一年，唯一的好处就是敢张嘴说英文，见了洋人不怵头，发音上也有所改进。”二、“还有一件事，对我阅读能力的提高甚至比英语课本身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时南开中学使用的许多教科书是英文的。“当时的数学习题和物理化学的试验报告都用英文，考试答卷不要求，但也可以用英文答。这么一来，英文就成了吸收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有一种‘真枪实弹’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初步‘过关’了吧。”
我父亲买的大量英文本外国文学、哲学原著，他也有所涉猎。总之，这一时期珏良完成了英语教育的非常扎实的基本训练。
珏良他们用的有关英文的书籍，留下来放在家里，后来对于小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许多帮助。虽然后来一般学校不再用英文教科书，但可用来作参考书。一直到我。记得代数书的作者叫Fine,我们称那本书为“范氏大代数”。他们外国史课用的教科书，黑斯（Heys）和穆恩（Moon）合著的《上古及中世纪历史》（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和《现代史》（ModernHistory）两大厚册，我倒是拿来放在书桌上时时翻阅。我在高中时曾从家中书箱房中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英汉对照的《茵梦湖》，便通读了其英语文本一过，今日才知道这也是他当年精读过的。只是我无缘李尧林先生那样的老师的灵活生动的辅导罢了。至于史丽源先生介绍的燕京的填字改错教材，他的那一本我已从家中书架中取出。有铅笔做的填空，当时不知是谁做的。因他没有读过燕京大学，故没有想到他。到了1946年我到燕京大学读一年级时，也得到一本同样的书，也阅读、填空做了一遍。但是，事后有些记住，有些就淡忘了。我体会，学习英语文法，就是要像刘伯高先生教珏良他们那样，用大量时间反复练习。千锤百炼，才能把文法规律变成自己的，出口不错。那样才学得扎实。仅仅“懂了”，临到用时再发挥是不行的。在我家中，不仅像这样在英语方面，其实大一些的哥哥们留下来的各个方面的书籍，都使小一些的弟弟妹妹得益匪浅。
当珏良于1940年底回到天津后，我已十二三岁，能够和他有思想交流了。那一阵他也比较闲，和他朝夕相处，随便谈话，受益就很多。上面他所述的学习英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他就在不经意谈话之间教导了给我。他叫我用以英语解释英语的字典，他叫我用《简明牛津词典》。这是他上大学学习后新的了解，知道《简明牛津词典》比他中学时期所用的《牛津袖珍词典》更好一些。他并未介绍他当时用的Vallins著的ABCofEnglish Usage，而介绍给我Fowler著的ModernEnglish Usage。这都是他见识渐多、水平提高的表现。
下面，我想把牛津字典的情况大略说一下。这都是零零碎碎谈话之间从珏良那里听来的知识综合起来的。《牛津英语大词典》（TheOxford EnglishDictionary，简称OED，12卷）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即是世界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文辞典，赢得了“辞典中的圣经”的美誉。现在许多人提起“牛津字典”来都依然肃然起敬，但这些人所见、所用都是冠以牛津名称的其他各种字典。必须认清，推崇为最高水平的字典应该是这12大本极少人见过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不是其他冠以牛津名称的字典。显然这12大本并不适合人们日常手头使用，故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系列小些的字典，依大小次序排，有：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nciseOxfordDictionary（《简明牛津词典》，简称COD）、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牛津袖珍词典》）和LittleOxford Dictionary（《牛津英语小词典》）。总起来一共五种。对于Shorter OxfordEnglishDictionary，在“文革”后珏良买了一部原版的缩印本，两大巨册，其页面比现在的大百科全书还要大。字缩得很小，看起来很吃力，所以出版社附送有一塑料平面的放大镜夹在书内。据珏良说这Shorter字典解说中每一字按历史时期顺序给出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意义。LittleOxfordDictionary我家中也有一本，还是原版的，非常小，宽约如食指的长度，高约一个半食指长度。解说太简单，不够用。因此在牛津的这一系列字典中，为一般人用可选的只有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和PocketOxfordDictionary（《牛津袖珍词典》）了。前面珏良说他中学时期买了《牛津袖珍词典》，巧的是我在高中一年级时也买了一部《牛津袖珍词典》。名为“袖珍”，实际并不很小，约20cm左右高，14cm左右宽，和国内出版的几种英汉字典差不多大小。后来经他向我介绍、推崇《简明牛津词典》，我又买了一部《简明牛津词典》。这是当时以及之后的长时间内英语文学研究的学者、教授们认为最好的一部字典。传闻钱锺书先生把一本牛津字典作了大量批注的，也应该是这部《简明牛津词典》。当时原版的这些字典，即使是其中三种小的，也很贵。对于学生拿在手里每天翻来翻去使用，即使以我家的条件，也觉得贵了一点。于是，当时有专门影印、翻版外文原版中学及理工科大学一二年级所用教科书的书店。他们也影印外语字典和英语教科书以及一些英语读物。其中最有名的叫龙门书店，直到解放后才关闭。我前面说过，许多人说牛津字典时，实际上是说冠以“牛津”名称的其他各种字典。有些不但不是OED甚至也不是上面五种字典系列以内的字典。现在，我手头有一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是国内出版社和牛津出版社签约出版的，把注解翻译为汉语，和英语注解并列的出版物。以前也出版过只有英语注解的原版授权发行本，其原本英文名称为Oxford Advanced Learner'sDictionary，加上汉语注解的称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这是三位长期在日本教英语的英国人回到英国后编写的字典。请注意，OED等牛津字典系列都是为英国人用的字典，而这三位的研究大大有利于英语非母语的人学习英语。例如一个字可以和哪个字连起用、不可以和哪个字连起用，关于这些，英国人不用学就知道，而外国人则需要长期大量实践去掌握。而在Advanced Learner'sDi ctionary却总结出种种规律，便利外国人学英语。这个字典中研究、总结出的种种方面规律形成了新方向，以致美国的有些字典也走这路子。例如Longman Dictionary ofContemporaryEnglish，就是同一类型的美国字典。关于字典的情况，我和二哥的交流是不断的。例如这Longman字典就是他1980年代介绍给我的。还有，某次他还谈起Chambers字典收字杂的利弊。
以上主要谈珏良中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其中还有一个方面也应该提起，那就是欣赏和研习书法。这是他一生的爱好，一直到老。他对书法的练习是自幼在家塾中学习时就开始的。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得以自幼就能遍览历代碑帖书法资料，聆听父亲和朋友们关于书法的议论。自然，他在中学这一阶段用在临习碑帖、写字的时间也不会少。以后，他从昆明回来和我谈论书法时，手底下写的已经非常纯熟了。
从上面他所接触的几个大方面来看，他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之所以把他中学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习英语和文学说得这样详细，是强调这一段扎实的英语学习和文学修养对于他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习英国文学的大学生，进一步成为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教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少的。如果这一时期他没有打下这样扎实的基础，他入大学以后即使有良师指导，自己英语不够水平，也无法受益。
我以为他的在以文学为中心并及哲学、史学的旁通博览，正是他在中学时代的五年左右时间内打下的基础。也因有此基础，才能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形成他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特点。1935年二哥珏良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我父亲对子女学习的选择以及之后工作的选择从不过问，全凭子女自己作主。因此，珏良选择英国文学，也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曾经听母亲闲谈时说过，珏良二哥原是想学医的，后来堂兄煦良和他谈了几个晚上，他就改学英国文学了。我想，事情不会简单地就这样的。这不过是一种戏剧化了的陈述。那时的历史环境，每一个人选择入大学的专业，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兴趣、爱好等；另一是从将来生活保障的考虑。如果想将来生活更好一些，过得更富裕些，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有可能牺牲自己的兴趣；而如果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大学专业，则有可能将来收入不会太富裕。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一段时期，最令人向往的职业有律师和医生。这两种都是自由职业者（当时医生多数是独立营业的），社会上总是为人所需求的，职业稳定，收入较高，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指辛亥革命以来至全国解放为止的一段）。在我很小时，我母亲就指着我对人说：“我将来让他学医或是学法律当律师。”所以，珏良考虑报考大学的专业时，作为选项之一考虑到学医也是可能的。最后他选择了学习英国文学。固然，我父亲历来教育下，我们弟兄都要自立生活。但是，兄弟姐妹们也都没有谁去特意追求富贵的，大家都对能独立生活是有自信的，所以珏良很自然地选择了自己爱好的专业。
煦良确对珏良二哥有过相当的影响。过去家庭在文学方面的教养，主要在古诗文方面。珏良接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主要是受了包括煦良在内的几位堂兄、堂姐的影响。进一步，当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向珏良介绍英国文学方面会更多、更详细。在珏良回忆学习英语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说：“大约是在1934年，我的堂兄周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天津我家里小住。知道我在学英文，就叫我把作文拿给他看。用了两个晚上给我当面一边改一边讲解了好几篇，触及到的有语言问题，也有思想逻辑的问题，使我颇有顿开茅塞之感，从此对以英文写文章发生了兴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是具体而深入的。
珏良于1938年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他因抗战开始而中断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学习（仍是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而不是联大学生）。正是由于在中学受到了扎实的英语教育，他可以在大学直接进入较高层次的英国文学的教育。他在回忆中说，“虽然大学一二年级都有‘大学英语’课，每周还有作文，但是我们这批学生的程度早已超过了这些课的要求，所以应付应付就过去了，主要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在大学里，他又遇到好的教授、好的老师，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在大学时代对我写英文文章有突出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遇上两位改文章的好老师，英国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和我国的叶公超先生。前一位是诗人、批评家，他的诗风深受英国十六世纪‘玄学派’的影响，散文则‘瘦硬通神’，以思路缜密、文字简洁精练著称。他改文章首先注重逻辑思维，找出毛病就给你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评语，造成极深的印象，下回再写文章自然就会注意了。其次他最不喜欢可有可无的形容词等等浮词，文章里碰上了准给你划了去，还要加评语，说明理由。跟他学了一年，我明白了写文章首先要把思路搞清楚，不可能作者思想模糊或混乱而能使读者弄明白所讲问题，也知道了要避免陆机《文赋》里所说的‘文不逮意’。叶公超先生自己能写漂亮的英文文章，所以给学生改文章常常指点如何写文章就能漂亮一些。”至于他在大学中的学业，他在回忆中也说，“我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主要是读文学，在大学时期（后两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语的提高主要靠的是读文学书和有关文学和文化的书。”也就是说，他们学习英国文学不是什么纯靠老师讲课、传授，主要是靠自己阅读，独立钻研、体会、思索，是在有高度水平的教授辅导下的独立研究者。
1940年他回到天津。从1940年回天津到1947年去美国，这一段时间珏良住在家里，和我朝夕相处，而他又不是很忙。这一段时间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时我已是十二三岁了，开始有些思想，对事物有点认识了，正是思想活跃、对各种事物都发生兴趣、乱翻各种书籍的时候。在频繁的互动之中，他不断地给了我丰富的知识和深深的影响。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多的有两个人：一是我父亲，另一个便是珏良二哥了。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首先就是为人方面、道德方面的，直接教导并不多，主要是身教，榜样影响我至深。我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根基于此。除一般中国文史方面知识外，特别是古文物和书法艺术两方面，以我父亲对古文物的丰厚经验和修养、对书法艺术认识的深刻，使我获益极多。至于珏良对我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期间我的求知欲特别膨胀的时期，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珏良那里，我固然也得到中国文史方面知识，但更有新文学方面、西洋文学方面甚至还有些西方思想等等方面的知识，这在我父亲很少谈到的。一次，二哥到我房间见我学篆书用的是影印本宋版《说文解字》，他说这个本子不好，字不好看，我有一部藤花榭的本子好，给你。他不是讲版本，是讲书中每个篆字写得好不好。我原有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说文解字》和他给我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都是商务印书馆缩印的本子。父亲买了很多英文书，文学、历史的都有。我有时到书箱房翻看，偶然也拿某一本来阅读，其中就有一本Thomas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On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与英雄崇拜》）。珏良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父亲买这本书的事情，用来说明我父亲选书眼界的宽广。记得当时我看这本书时，被珏良看见了，他说，“你还看这个书啊？”他还就这书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讲了一些话，具体我记不清了，好像意思说这书不是太主流。我当时还在看一部书名叫TheDeclineof theWest，珏良向我解释这书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有些人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了，乃出现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关于《简明牛津词典》和Fowler著的Modern English Usage前面已说过。这时又知道较好的、具有新的观点的丹麦人OttoJespersen著的英语语法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1933）可以替代“纳氏文法”。
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他谈到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文史方面名教授的学术特长及他们的一些逸事。使我知道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点，使我了解到清华大学有金岳霖教授讲授逻辑、数理逻辑等等。这和我当时热衷于抽象思维分析的情况恰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立志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的志向。如果不是后来形势的变化，我几乎一生都会在这个领域钻研下去。
那时并不仅仅是他直接对我谈话影响了我，有时听他和别人聊天也很有意思。例如听他和一位也是学英国文学的人聊弥尔顿（JohnMilton）、雪莱（PercyBysshe Shelley）、拜伦（LordByron）等等，我虽不懂，也模模糊糊听下去。还记得他有一次和人聊起“两种风流余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诗句的思想，说得也非常有趣。
这一时期在书法艺术方面他给我的影响极大，无论是书法艺术的理解方面或是书写实践的用笔方面，我都因此大大进了一步。当时我们经常就一些碑帖讨论书法艺术，例如隶书方面的《乙瑛碑》《孔宙碑》等等，又例如楷书方面除《智永千字文真迹》外其他唐碑等等，均一一加以评论。我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括我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共识是：中国书法的正宗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其艺术品格最高。你要学“二王”，就要懂得二王的笔法，以了解字是怎样写出的。从流传到日本的《智永千字文》真迹可以看到“二王”笔法。但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即完成这个艺术形象所需要运用毛笔的技术，要怎样运用毛笔以写出这字；另一个，是整体的艺术形象。有的人的书法艺术形象很好，但是写这种形象的字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用毛笔很容易写出。以郑板桥为例，他的字肯定是堆出来的，拿什么笔都一样，运用毛笔方面没有太复杂的技术。“二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的字千变万化，艺术形象极高。必须能控制住笔，使笔毫随心应手做出那样多的变化，才能写出字来。写“二王”一流的字，如不懂得“二王”的笔法，那样，即使照原样外形很像地“写”出来，也只是描出来的，字肯定没有精神（因此也就不能传神）。二哥1940年从云南回来，比较闲，每天练字。我站在旁边看，他就跟我讲，楷书如何写、隶书如何写，笔应该怎么下。我都是跟他学来的。他那时给我讲用笔的道理，并亲自拿着笔一笔一划地演示。确实那毛笔很听他的话。我至今保存有一张他当时临写的《智永千字文》。用笔正确了，笔锋对了，写的字就像了。对照看去，一模一样。我们开玩笑说，“可以乱真。”应该说二哥珏良的功底是深厚的。但是，如前面我所说，这只是就基础而言。写出好字，还要写字时的艺术境界和当时的心境。珏良晚年稍闲，写字稍多，然而其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好则好矣，但总觉得有点不足。观其用笔、结体，都还可以，问题在哪里呢？我窃以为（不知对不对）他摆脱不开写字时求写好之心，不能像王羲之那样闲云野鹤。那不是有意识的，那是不知不觉中有了这样一点“心态”。有一天我和珏良去琉璃厂参观中国书店收购古籍成果展览（书店和他很熟，请他出席）。最后，书店摊开纪念册请他题名。那是一枝破毛笔，用那笔乱涂几个字倒可以，如写智永那种有收放开合的笔划来，就要见功夫了。只见他，虽然很吃力，但仍掌控住笔毫，规规矩矩写下年月和我二人的名字。我心中暗暗叫好。那字写得自然、潇洒，有宋人之风。“有宋人之风”，绝非过奖。因他基本功夫已够了，这时他心无旁骛，随便地把字写出来。又只是题名，没什么求好之心，所以发挥就好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恰恰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于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以为可以读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了。谁知不然。各校原有校址经过抗战八年，多经毁坏，需要先作一番修复。所以1945—1946这一学年迁到后方的大学仍在西南各地。于是我们大家又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工商学院等念了一年。这一年我在辅仁大学数理系物理组。清华派到北平筹备复校的负责人是陈岱孙教授和陈福田教授，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办事。珏良要去见陈福田。可能是商量他回清华任教的事，同时也看看清华校园什么样子了。那是1945年12月，大晴天，大风。我和珏良二哥穿了棉袍，每人一辆自行车，出了西直门就顶着大风走。骑上车走，大风连人带车可以刮转九十度。所以，基本上是推着自行车从城里走到清华大学。那一天恰是蒋介石在太和殿接见全北京市的学生。蒋在太和殿向全体学生讲话，“……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要顶天立地……”场面非常热烈。我从了解到的情况看，觉得也许可以说狂热，学生们第二天还在议论蒋介石的手套是谁抢到手的。这个局面，今天对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完全不可想象。但是，要知道，北京、天津的老百姓历经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还有许多东北人是十四年压迫），一旦重见天日，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那时大家心中的政府就是国民政府，领袖就是蒋介石。这时离日本投降才四个月，国民党的劣迹在沦陷区刚开始暴露（再过几个月或一年老百姓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是大事，每个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参加。但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对我有着那样大的吸引力，蒋介石在我心中自然就谈不上了。于是，不理学校的安排，跟着哥哥去了清华。陈岱孙、陈福田他们在工字厅办公和食宿，我们在那里吃完饭后便在校园中走走看看。清华大学的校园被占领作日军的野战医院，人很少，偶然一个日本伤兵在路上闲步，回头一看见我们，立刻转身、立正、行礼，直到我们走过去，他才恢复走路。这样情况遇到约有四五次。在小日本面前如此扬眉吐气，其畅快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1946、1947年间二哥回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员，在学校宿舍普吉院安了家。那时我也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晚上常是到他家。二嫂给我们做晚饭，晚上往往就住在那里。星期日如不进城玩，就在他家呆一天。当时二姐与良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六哥以良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大家聚在二哥家，也颇热闹。去二哥家，不论何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住下就住下，非常随便，像在天津家里的感觉。
到1947年秋他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了。在解放以前出国留学是不容易的事，要家庭非常富有才能自费出去。所以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多是靠考取公费留学出去。我了解不多，大致来说，可能过去公费留学，除了清朝末年派学童出国和大量派去日本留学生外，到欧美留学基本上就只有“庚款”留学。那就是，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据文献记载，我国解放前的知名学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此途径出国学习的，例如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姜立夫、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都是最早“庚款”出国的。这还只是最早的之中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在解放以前，我们熟知的我国几乎全部学术精英都是由此途径出国留学的。珏良考的那一次大概是在1946年。名为考官费出国，实际上分两种：一种就是每年给一定款项，足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这是真正的“庚款”留学。这一类名额极少。例如，那年“庚款”留英就只有一个名额，是王佐良先生考取的。另一种叫“私费”，考取这种资格后，可以以“官价”换取一定数额的外汇（美元），珏良考取的就是这一种。当时国民政府的“官价”离现实价格差距很大，考取后换取外汇要不了太多钱。当时大学中优秀的讲师、教员都去考，这种情况，一般学习一年之后就要靠自己成绩优秀、取得国外学校的奖学金继续学习下去。我的印象中，凡考取了的人中，没听说谁买不起“官价”外汇的。考取的人一般都很优秀。也没听说谁学了一年得不到国外的奖学金又回来的。这一次我兄弟姐妹中有珏良二哥和与良二姐两人同时考取出国。
珏良1949年8月回国，到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任教。大体上自那时起我已渐长成，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了，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是个成人了。所以，和珏良二哥的交往互动，除去仍从他那里吸取不少知识外，还有了讨论、交换意见。不记得是何时了，外语学院迁到魏公村后，他在校内宿舍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从那时起，几十年来我经常到他家去喝酒、聊天。闲时就多去，忙、运动紧张时就不去。酒是共同的爱好。聊天的内容则看兴之所至。珏良有心思聊，也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看法。比如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我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我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会意。
“文革”中后期，我的老伴因单位运动抓得紧，星期六、日以外要住到学校里。当时老伴住北大，我一个人住马甸中科院地质所宿舍。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下班后六点钟左右便骑自行车到外语学院二哥家，吃晚饭，聊天，近夜十二点钟再回家。有一次，我一人骑车回家，走到北太平庄附近，已夜十二点多了，我大声唱着禁唱的老京剧《文昭关》，感到胸中非常畅快、自由。马路很宽，路对面是四五人一组的拿着大棒的工人纠察队在巡逻。
后来，“文革”结束后，我几乎是每星期日都去。上午九十点钟去。有一次我走得稍迟，还不到十点钟，二哥就打电话来了：“怎么样？今天有空吗？”午饭总是二嫂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每次我一进门，二哥就笑嘻嘻地对二嫂方缃说：“老十来了，弄点什么好吃的？”这样一句给我弄点好吃的，其实有深一层的意思。我小时比较娇惯，凡蔬菜一律不吃，只吃肉类。我在近些年才慢慢觉察到，我这毛病给几位大哥哥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总要给我弄些肉吃，觉得我少不了肉。其实我也逐渐成长了，也不是那样非荤不乐了，可是哥哥们的印象始终没有变，总要给我找点肉。早些时，六七十年代，肉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两，没有办法弄肉，于是就买些私人上门卖的水产。吃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有一次嫂嫂买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鱼，烧出来也非常诱人，但是有一股浓重的农药气味。那是不敢吃的，只好全部倒掉。那是在养鱼池中撒了农药，毒死了偷来卖的。有时也能遇到好东西。有一次买到了泥鳅。价钱很便宜，两毛钱一斤。做了泥鳅烧豆腐。那汤味道极鲜，堪称美味。于是，我和二哥、二嫂我们三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七十年代后半，“文革”结束，供应放宽，一切就好办了。二嫂的厨艺高明，能做各种菜。
聊天中，我几次跟他说，要他选些最好的、最有名的英诗，详加解说，编写一部英诗选，一部“英诗三百首”。他答是答应了，然而老不开动。最后《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开始写。只写了八篇，就去世了，不然这个选本会很精彩。王佐良先生评论这组文章说：“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既要讲解语言、格律，又要阐明旨趣，写起来显然是很费力的，但是读起来却使我们感到愉快，原因之一是珏良采取了中国古典文评的评点办法，而在交代有关诗的背景和作者的掌故方面又用了中国诗话的夹叙夹议而又要言不烦的随意笔调。中西学问在这里也是结合起来了的。”
这么多年，他来过我家吃饭两次。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他带了两个儿子启如、启鸣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住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中科院地质所宿舍。我记得预备的是黄酒。印象中他也没有喝多少。不过，后来据二嫂说，那天回去路上，两个儿子一左一右骑车保驾，他在中间带着酒意晃晃悠悠骑回去的。另一次来我家，时间上比较靠后了，我已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是由他的女儿启柔陪同，仍是骑自行车来的。这一次留有照片，有他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样子。那是1989年3月5日，按阴历恰是我的生日。
网站首页
关于我们
信息动态
交流天地
故里情深
祖德流光
研究期刊
家族研究
家风传承
轶事史话
族谱精要
研究论坛
视频资料
留言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