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鼎:爱国实业家钱币收藏家 捐献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

花甲耳顺|发布时间:2015/2/28 14:55:32|栏目:家族研究 |浏览次数: 2585

孙鼎(1908-1977)是一位科技型的企业家,所以他的收藏理念也与一般的收藏家绝然不同。他收藏的有青铜器、甲骨文、印玺、古钱币等,但他不在乎量,而在乎质,他是只求精品的人。所以我父亲常常和他开玩笑说:“孙先生,上海复兴公园门前有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叫‘洁而精’,而你的收藏可称得上‘少而精’!”

  正如1946年孙鼎在杨成麒《古泉集拓》中写的那样:“余集泉晚,不能求备,但得一二精品余愿已足。”他自始至终都遵循这个原则,求精不求全。
  孙鼎,字师匡,幼年丧母,与哥哥孙师白被送往天津,由舅舅周叔弢培养长大。孙鼎的母亲周氏,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周家出了很多精英人士。他的外曾祖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外祖父周学海为清光绪朝进士。舅舅周叔弢是一个著名的大收藏家,在经营实业与从政余暇,不惜重金搜藏古籍善本、敦煌遗书及古玺印章等各类文物。他在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孙鼎另外几个舅舅也非常有名,周季木是金石学家,周今觉是集邮家,有“中国邮王”之称,周明泰为中国戏剧史学家。表弟周一良为著名历史学家……
  周家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收藏世家,可能与当年天津浓厚的收藏环境不无关系。那时候居住在天津租界里的前清遗老遗少很多,文人雅士收藏古玩的气氛浓厚,所以天津劝业场的古玩买卖非常兴旺。由于孙鼎长期受到舅舅周叔弢的熏陶,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所以他20多岁就对中国文物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青铜器、甲骨文、印玺等。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收藏中国古钱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这些古代文物都是他的精神食粮。
  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认识了孙鼎先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儒雅。家父对我说:“孙家伯伯是很有学问的人,无论是古今中外,还是天文地理,都能融会贯通。”父亲称他是一位“雅士”,而孙鼎说我父亲是个“儒商”,他们彼此赏识,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终身挚友。
  他“爱钱如命”
  孙鼎很喜欢与我父亲聊天,因为他忙于事业,所以他委托家父收购历代珍钱。他对清代制作精美的雕母钱最感兴趣,尤其是宝泉、宝源等京局之外各省铸造的雕母钱(泉界称此类钱为“外局”雕母钱),因这些钱存世极为有限,十分珍罕。后来,孙鼎在家父的大力支持下,在收藏清代外局雕母钱上非常独到,种类多,珍品多,孤品也不少。
  孙鼎常约家父到他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办公楼底下的沙利文西餐厅碰面,有时我也会跟着去,尤其父亲从北方收购钱币回来时,他们的见面就特别频繁。在咖啡厅里,父亲会拿出从北京王希贤、骆泽民、李庆裕等处购回的一些钱币给他欣赏,他们边喝咖啡,边聊天,谈得津津有味。孙鼎会从中选择一些他需要的古钱、铜圆。我记得,家父对孙鼎所需要的古钱、铜圆绝不因为他喜爱而开高价,总是参照市场价格及珍罕程度来合理定价。所以,孙鼎认为价格合情合理,他从不对我父亲还价。我认为,他们两人都具有君子风范。
  孙鼎常常说,张叔驯、罗伯昭、陈仁涛等人收藏古钱较早,他自己收藏古钱起步较晚,因此他给自己在收藏古钱方面的定位是“求精品”,我父亲认为他的收藏思路是独具风格,是正确的。孙鼎收藏的一些“少而精”的珍钱,也是被泉界赞誉的。
  孙鼎也收藏有一些极其稀罕的珍贵铜圆。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家父从一位收藏家手中收购到了一枚“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铜圆。家父自青年时代就特别爱好铜圆,这枚铜圆为海内孤品,精美至极,他几十年来从未见过实物,故爱不释手。孙鼎获知后,来到家父店中恳求割让,我父亲看在他们之间的情谊上,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知道,父亲为这枚“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珍贵铜圆,当时就请助手方鹤林拓制了20份之多!可见我父亲对这枚铜圆的钟爱。
  现在许多钱币爱好者把收藏的钱币放在密封的塑料盒里,或是“秘藏”在保险箱里,这是一种看得见但摸不着的玩法,是收藏者心理上的满足吧。而孙鼎却不然,他每天随身携带一枚心爱的钱币,系在裤带上,每隔几天换一枚,有空就拿出来把玩一番。他的办公室写字台上除了有机电产品模型外,还有两三件西周青铜器作摆设,他在工作空闲时,也会从身上拿出一枚古钱来看看,喝咖啡吃饭时也会取出来欣赏。有一次,我们在沙利文西餐厅,我看到孙鼎突然从裤袋取出一枚“咸丰重宝当五”雕母钱,对我父亲说:“定祥,你看这枚钱,漂不漂亮?”我父亲说:“这枚钱好极了……”孙鼎听后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鼎确实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
  孙鼎和我父亲在钱币拓本上加盖印章都十分讲究,他们两人认为一张好的钱币拓本必须配上一两颗小印章,显得更加高雅。当时,孙鼎都是请名家如童大年、王福庵、吴朴堂等篆刻的,他还配备价格昂贵的朱砂印泥,作为盖章时使用。
  “文革”中钱币遭散失
  孙鼎一家原先是住在上海延安西路323弄33号(现上海戏剧学院所在地),邻近美丽园。这是一幢典型的英式大花园洋房,底层有一个大客厅、餐厅等,大客厅可用做舞厅。二楼客厅也很大,房间里面的布置极其讲究,玻璃橱里摆着几件珍贵的古代青铜器外,还有价格昂贵的外国车料玻璃器皿。20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中国泉币学社例会移到他家举行,我曾随家父去他家参加过这种活动,在会议期间,孙鼎的太太和佣人常送上茶水点心。参加者有罗伯昭、沈子槎、郑家相、戴葆庭、赵权之、杨成麒、何雨霖及家父等人。我记得当时也有人在练习簿上做记录,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钱币史料在“文革”中均遭散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鼎一家遭到了很大冲击,他被赶出花园洋房,搬到常熟路113弄19号,而我在70年代初迁居到富民路182弄9号,我家弄堂与他家的弄堂有一扇小门相通,步行到他家仅仅两三分钟而已。可谓近在咫尺。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几乎每周晚上去他家两三次,经常在一起。孙鼎有一个习惯,晚饭后散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我们经常在长乐路、新乐路一带兜圈子,边走边聊,有时就在他家里谈到晚上九十点钟,他才“同意”我回家。我们之间不但成了谈话的对象,同时结下了忘年之交。在这段时间,我对他的出身、他的家族及早期经历也有所了解。
  孙鼎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孙海岑,曾任两浙总督。由于他幼年双亲早逝,所以与孙师白两兄弟及姐姐等,均由天津的舅舅周叔弢抚养成人。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他生平的志愿是要在中国创建一个“东方的西门子企业”。1940年,孙鼎32岁,受聘于华通开关厂,由于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后来升至该厂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被久联设计委员会聘为机电组负责人。同年,受久联创业的影响,毅然辞去华通职务,在舅舅周志俊的资助下,创建了新安电机厂。该厂由周志俊任董事长,孙鼎任经理。厂址在常德路800号,当时厂房面积2.228亩,机器设备不足30台,该厂厂房和大部分设备是采用租借形式。当时职工仅三四十人,以修配各种电气设备为主。他在南京西路泰兴路路口的大沪百货公司大楼办公,新安电机厂在5楼设有事务所。
  孙鼎的儿子孙伯起谈到其父时说,1949年后孙鼎政治上求进步,积极靠拢共产党。孙鼎每天早上8时前必到工厂,他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到车间去,摸摸机器,视察一番,了解情况。10时再到事务所处理公事。50年代初,厂里规定工作人员不论职位大小,甚至门卫都必须穿好工作服,作为厂里的最高领导的孙鼎,他带头穿着印有“新安电机厂”厂标的工作服。孙鼎在新安电机厂还提议创立了奖学金制度,对那些有前途的穷苦学生给予奖学金,继续深造,在公私合营前就培养了四五十名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
   “文革”受到冲击
  1954年,上海新安电机厂就是作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公私合营的试点,当时全市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孙鼎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甚至将美国顺风牌绿色小轿车也上缴归公,而自己改坐三轮车上班。孙鼎先生曾作为“先进典型”的代表在全市大会上作了发言,应该说是—个非常要求进步的企业家。
  他说:“在1955年秋天,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说陈毅市长要请我吃饭,请我立即去南京西路的中苏友谊影剧院。我到那里后,上海市委统战部刘述周部长已在等我。刘部长把我介绍给了陈毅市长。然后,陈市长又把我引到一个包房里。走进屋内,掀开帘布,岂知看到了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毛主席见我进去,非常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说这次在公私合营方面,你孙鼎是有很大贡献的,今天请你和我们来一起吃饭……那天共有四桌人,饭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到剧场里欣赏了文艺表演。”
  孙鼎还告诉我,他最早被推荐为江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5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9年、1964年担任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1956年被委任为上海旋转电机公司副经理,后又被委任为上海市电机局、第一机电工业局副总工程师。可以说,孙鼎是一位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
  想不到像这样的一位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与磨难。
  1968年6月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交战线工人造反派召开的批斗“上海黑市委”大会。那时的文化广场与我所工作的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是同系统单位。那天,我去文化广场的办公室,经过一个房间,我瞧了一眼,看到几个造反派耀武扬威地对着一群蹲在地上的“旧市委”各部门的领导训话。我突然发现内中有一位十分熟悉的人——孙鼎居然也在其内,他双手抱头,狼狈地蜷缩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第二天,上海《工人造反报》的头版头条还刊登了这次批斗会的内容。
  我回家后,将所见所闻告诉了家父。虽然我父亲与孙鼎同是受到运动冲击者,但没过几天,家父要我一起去拜访安慰孙鼎。当我谈到那天在文化广场见到他受侮辱时的一些情景,还有他们在批斗大会说他受黑市委包庇重用,是“五毒俱全”的资本家。他们还批判他拿900多元的高工资……,他笑着对我说,“这可是国家特批给我的。”他又淡淡一笑,说:“有些事真是滑稽可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的政治气氛非常压抑,一切不利于“革命”的“文化”、“言论”等都是严令禁止的。孙鼎特别喜欢听我的有关国内外的“小道消息”,我当时竟然“胆大包天”,常常偷偷摸摸地给他讲这些事情,他非常高兴。
  我对孙鼎说,在美术系统“抗大”学习班整训时,一位好友陈逸飞(著名油画家)借给我美国人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有上下两厚册。我熬夜看了两三天才看完,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孙鼎听后非常感兴趣,问我能否也想想办法借来给他看看?过了几天,我设法弄到后,送到孙鼎家,他看了两个星期,还给我时还依依不舍,记得他对我说:“传德,这本书写得好极了!我们现在有些事情和当时几乎相像……”他阅后的这种想法与我看这本书的感受是何等相似!
  1977年,孙鼎因患晚期胰腺癌住院治疗。9月22日,孙鼎终因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9岁。那天去参加孙鼎追悼会之前,家父对我说:“霖儿,孙家伯伯的追悼会,你们全家都要去。”所以,当时我带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同去。虽然孙鼎生前在泉界好友也不少,但那天只有我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祖孙三代6个人向孙鼎作最后的告别。
  文物捐赠国家
  早在1959年4月,孙鼎曾响应国家号召,作为上海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向建国10周年献礼,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有乾封泉宝、天圣通宝等10枚珍贵古钱,西周御王良爵(上有铭文21字,为已知字数最多的铜爵)。另外,还有孙鼎收藏的镇宅之宝“堰王玺”等,共计13件。家父以及罗伯昭等多位泉界好友,参加了在外滩附近的上海大厦举行的这次小型捐赠会议。
  孙鼎除捐献上述这些文物外,他还将一批流传有序的古代封泥捐赠国家,他是全国收藏封泥的顶尖大藏家,我们从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图册中看到——馆藏封泥总数达1000余枚,主要部分系收藏家孙鼎先生的捐赠品……孙鼎先生旧藏封泥716枚,大部分曾著录于《封泥考略》和《续封泥考略》。
  由此可见,孙鼎的那种舍己为公的高贵品质。
  孙鼎逝世后,国家落实抄家物资归还政策,孙家取回了当年孙鼎珍藏的文物。孙太太景俊士于1979年1月31日写了《捐献书》,决定将孙鼎的全部藏品,多达1193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她是这样写的:
  我是已故孙鼎先生的爱人景俊士,今天我以十分诚挚的心情,遵照孙鼎先生生前的遗愿,将“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铜器、钱币、书画、甲骨等文物1193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从30年代开始,孙先生即收集铜器、钱币等古代文物,这是他喜爱的精神食粮。这些文物,虽是他30余年的精力所收集起来的,但他生前多次表示:这些文物将来都应该捐献给国家,让国家保管。
  在当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中,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每一个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虽年老多病,不能像其他同志一样作出贡献,但这次将文物全部捐给国家,也算是我的心意。最后,希望党和政府能满足孙先生生前的遗愿,能接受我的一份心意。
  这次捐献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五百多件。
  1991年秋,我回国后特地去威海路拜访孙太太景俊士。那一天,孙太太独自坐在沙发上,她看到我非常高兴,我们聊得很多。她讲到孙鼎当年为了喜爱的钱币、青铜器等不惜重金购买珍藏的一些情况。她说现在都已经捐给国家了。其间她突然问我:“传德,孙家伯伯捐的那些钱币应该值几百万元吧?”我说:“不止,何止上千万元!”她笑了笑,并用手指着身后墙上一张奖状,说:“孙家伯伯捐献了那么多东西,就是得到了这张纸……”
  第二天,我去上海博物馆,见到陈佩芬副馆长,将孙太太现在生活条件不太好、比较困苦的情况向她反映。后来据陈佩芬告诉我,她将我反映的情况立即转达给马承源馆长。上海博物馆马上送去30000元,却被景俊士谢绝了。之后,上海博物馆打算给孙太太买一个电动按摩椅,又一次被她婉拒了。
  后来,由于上海博物馆有一条规定,凡是曾向博物馆捐献过文物的家庭,必须给他们每家每户安装一台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太太终于答应了。可见其风格高尚,令人敬佩!
  孙鼎本人是一个爱国实业家,他的太太景俊士、他的儿子孙伯起,也有一颗爱国的心,无私地将藏品捐献给国家。他们曾给我看过两张褒奖状。一张是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沈雁冰(茅盾)部长颁发的褒奖状,另一张是197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颁发的褒奖状。
  1997年,孙鼎之子孙伯起又将孙鼎留下的收藏品作了第三次捐献,包括《善斋吉金录》、《师匡藏泉》、《季木藏陶》等文物参考和鉴赏书籍共1218册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他认为自己和他的子女都不是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这些藏书长期搁置家中不能充分利用,非常可惜。因此,他将这些书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让父亲珍藏的书籍继续发挥作用,这也实现了孙鼎的遗愿。
  孙鼎、景俊士及孙伯起,一家三人,捐献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真可谓是爱国的一家!
  我常常回忆在“文革”期间与孙鼎夫妇相处的往事,回味那段情谊。最令我难以忘怀和深思的,就是那天我去看望孙太太时,她用手指向身后墙上的那张褒奖状的情景。


Copyright © 2019-2023 东至周氏文化研究会 All Right Reserved.      备案号:皖ICP备16014160号

微信公众号

地址:东至县市民文化中心二楼      电话:0566-3321087      技术支持:池州企速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1447号

  • 扫一扫关注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