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良谈建德周家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是周叔弢的幼子，由他讲述的周家的故事，点点滴滴，都是近代史大江大河卷起的波浪。  

安徽建德周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特殊影响的望族。第一代周馥是清末蜚声一时的封疆大吏；第二代中，近代工业、教育先驱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允推杰出代表；第三代中，周叔弢为实业家及古籍收藏家，周叔迦为佛学家，周明达为数学家；到了第四代，更出了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以良、周治良、周景良、周震良、周煦良、周炜良等著名学者、教授。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是周叔弢的幼子，由他讲述的周家的故事，点点滴滴，都是近代史大江大河卷起的波浪。

1950年7月28日弢翁虚岁六十生日在天津桂林路家中合影。后排站立者,自左至右：弢翁长女周珣良、弢翁外甥孙师匡(弢翁五姐第三子)、弢翁长子周一良、弢翁第三子周艮良、弢翁第七子周景良、弢翁堂侄周绍良、弢翁外甥孙师白(弢翁五姐第二子)、弢翁次子周珏良、弢翁第六子周治良。中排自左至右：周一良次子周启博、一良妻邓懿、绍良妻沈又南、孙师匡妻、弢翁夫人左氏、弢翁、珏良妻方缃、艮良妻李如琇、弢翁第三女周耦良、一良长子周启乾、绍良长女周启琇。前排儿童自左至右：一良第三子周启锐、艮良第二子周启万、绍良子周启晋、珏良长女周启柔、珏良次女周启朋、珣良子宁松、艮良长子周启璐、艮良长女周启伦。

  我们知道，周家是安徽建德的名门望族。您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周景良：历来有些家族，稍微发达一点，修家谱的时候都得拉上几个阔祖宗，所以家谱是不完全可靠的。我们周家据说是唐朝一个叫周访的从婺源一带迁到了建德，周访曾任荆州刺史、御史中丞。到了第五代出了两位诗人——周繇和周繁，周繇为咸通十三年（872年）进士，“大历十才子”之一，官至检校御史中丞，他的诗被收进了《全唐诗》。宋朝还出过一个什么将军，再往后就没有阔人了。直到周馥，家族才兴旺起来，可以说是贵了，进入了上层社会。建德县当初叫建德，民国以后，曾改名为秋浦，又改名为至德，后再跟东流合并，改叫东至。周馥原来连建德县城都没得住，住在城边上，他自己有诗文记录此事。当时为逃避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事，他随同父母、祖父母在山上躲避了近九年。最后家里商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逃出一青年以延续后代，于是周馥逃到安庆。恰逢李鸿章正准备从曾国藩湘军独立出来，就招来了周馥。李对周馥很欣赏和信任。在清朝，一个官员如果遗失了自己的官印，罪名会很大，甚至有可能丢了性命。李鸿章自己每次上前线打仗，都把大印交给周馥保护。周馥对李鸿章也是感恩图报，终李的一生都在帮助李。即使有更好的机会也不去，有时明知没有好下场，按自己当时职务原没有必须承担的责任（如甲午战争），他也陪李陪到底。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海防建设，周馥除了没有上军舰指挥外，举凡筹办策划，管理经费，修建军港、炮台，管理海军学校，创办陆军学校、机械局（兵工厂），建立海军医院，创建铁路，创建电报局等，他都是或直接领导，或监督、策划。后来的北洋政府领导多数出自陆军、海军这两个学堂，因他曾任领导，学生都尊他为老师。1921年他去世时，当过总统、执政的黎元洪、段祺瑞在致周馥的挽联中都称自己是周馥的门生。周馥最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是清末蜚声一时的封疆大吏。

  周馥的一生是非常清廉的，我曾写过一篇《曾祖周馥》，在《传记文学》连载发表。谁都说自己长辈清廉，往往死无对证，但我这儿有证据。周馥曾做过津海关道，这个官位很显要，比如朝鲜大院君的事情，就是他拿的主意，最后派了吴长庆把大院君拿下，逮到中国来了。当然，官位高不一定是肥缺，但津海关道这个职位很有油水，当时有个叫孙士达（字竹堂）的，只做了两年海关道，一下子就阔了起来，退隐后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大富人。但周馥不是。他做了八年津海关道，后来又升官去做按察使。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下台，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辞职不干了。从周馥《自叙年谱》看，那时他岁数也不小了，原想从此不可能再做官，就此退隐了。于是他分了一下家，六个儿子为六个房头，每个房头分了两万两银子，一共十二万两银子。周馥分家只有十二万两银子，在当时那是笑话。比如，当初李鸿章进京，路过天津，光直隶总督为了他到京城送礼打点就送了他一万两银子，李到北京后发现这还不够，又回头借了一万两银子。你可以想见这差距就有这么大。

  周馥做官以后，有了钱就拿去给家乡修大成殿，开医院，办学校，凡是姓周的都不花钱上学。他还做慈善，他的很多田产都是为了慈善事业。他的夫人吴氏将历年节省下来的钱购买田产一千余亩，以作周济乡里鳏寡孤独的资本。老百姓对他印象非常好。近期我子侄辈去了一趟东至县，当地百姓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些事。在他为训诫子孙而写的《负暄闲语》（此书现在有孟繁之标点整理本出版）里，他说过一个观点，当官的最滑头，经商的其次，最朴实是农民，但是农民受的教育少，又不了解外头的世界，干不成什么事，要紧的是把农民教育起来。所以他用了许多钱去兴办家乡的教育。

  到了周馥的儿子周学熙这一代，周家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周景良：周学熙是个非常干练且有学问的人。有几件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光绪年间，周学熙参加顺天乡试，那就是在北京考举人的考试。当时制度，凡是三品以上大员及京官中级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另编“官”字号，官字号考生不准取在前十八名，为怕大官子弟的优势阻挡了一般考生的前途。但这次仍有御史向皇帝参奏说考试有作弊，并举出包括周学熙在内六个人的名字。皇帝下令彻查。其中三人从考卷中就已发现问题，就被革除了。另三人包括周学熙要到保和殿复试。结果一人成绩列入三等、一人列入四等，都受到处罚。而周学熙成绩一等，照常允许会试，洗刷了嫌疑。周学熙大部分时间是在袁世凯领导下做事，1901年他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委派创办山东大学堂，并任第一任校长（总监督）。不久，周馥任山东巡抚。他照例应该“回避”，改到天津，仍在袁世凯领导下。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庚子乱后，缺少钱币，“物价沸腾，民生凋困”，袁世凯命周设立造币厂。周拼凑被毁北洋机器局的破坏残余和其他锈蚀机器，仅七十天就铸成当十铜元一百五十万枚，至今仍然被称为奇迹。在袁世凯领导下，他施行一系列当时所谓新政，创办了银元局、工艺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场及图算学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广仁堂与女工厂、公园与种植园、官银号等一系列设施，为北洋实业开展奠定了基础。现在的河北工学院的前身，即是周学熙创办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周学熙曾任第一任校长，前些年听说河北工学院要为周学熙立铜像。随后袁世凯当总统，周学熙两任财政总长，不惮辛劳。后因坚决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被袁囚禁在北海公园的濠濮间。只因袁和周馥交情深，才没有杀他。之后，周学熙专心经营民营企业，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滦州矿地公司、青岛天津唐山卫辉四处华新纺织厂、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他创立滦州煤矿公司和矿地公司以包围堵截被英国人骗去的开平煤矿的矿脉的故事，这里就不能详细说了。

  到了周学熙这一代，周家子孙就富裕起来了。因为他办民族工业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帝国主义顾不到中国，有纺织厂的，一年就能翻本，投资一万，利钱就能有一万。所以周家富起来是从周学熙开始的。可以这么说，周馥把我们家族引入了上层社会，周学熙带我们家族各房不同程度地阔了起来。当然，不同房的贫富是有差别的。

  像周馥一样，周学熙有了钱，也回家乡开医院、办学校什么的。我祖父周学海也这样。周馥去世后，他回家乡送葬，带了个发电机回去，后来在至德县办了第一个电厂。我祖父死得早，光绪年间（1906年）就去世了。现在评价我祖父周学海是晚清名医。他点校、编辑过一套《周氏医学丛书》，厚厚的两大摞。卫生出版社出的《黄帝内经》好像就是用的他这个本子。他自己也有著作。中医讲究要有医案，我给你号完脉，你有什么病，我这里写下来。我听二哥珏良说，他的医案在北京被什么人借走了，一直没还回来。我现在手边也没有。但网上还可以搜到他的著作电子版，都是经过校点整理的现代出版物。

  我的七叔祖周学渊字立之，号息庵，是位诗人。平时生活不拘行迹。他曾做过山东大学的总监督，那个时候还叫山东大学堂。这个总监督周学熙也做过，比周学渊早。是周学熙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我还有位九叔祖周学煇（字实之，号晦园），一直协助周学熙办实业，华新纱厂就是他在管。到“文革”前，启新洋灰公司的董事长好像就是周学煇——原来是我父亲，后来改他了。北京的自来水公司他也是董事长。自来水公司是不赚钱的，北京人随便打一口井都很好。再后来就是九叔祖的二儿子（周明龢）在管这个。

  您的七叔祖周学渊有个女儿叫周铨庵，她似乎是被您的族人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在昆曲界很出名，晚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能是抗战刚胜利那会儿，有一年中秋节傍晚，我到北海漪澜堂，正好看到一条被人包下来的大渡船，一大堆人坐在里头，有拿着锣的，叫下来唱昆曲，里头有中央研究院的陶孟和，也有周铨庵。我和她几乎从没有来往。我见到她，是七叔祖丧事的时候，她平时也不到我父亲那儿去，和本家姑姑们也不大来往。她直到她父亲死了才回到家，一直住在舅舅家的。

  您的九叔祖周学煇的女儿周仲铮也是被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属于另类。周家讲究忠孝传家，儒家思想的气味很浓。她是唯一的叛逆者。她家里不准女孩出去上学校，她逃出去，和她父亲谈判，要求上学。受到邓颖超等人的支持。当时是报纸上的新闻。逃到北京时还见到过李大钊。她后来上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再后来又去法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她嫁了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德国人。二次大战后，她已经五十多岁，面对何以为生的问题，她想学画画。见到美术学院的教授（是她熟识的人），教授不收她。过了几天，学院请她作报告，讲中国的绘画和书法。教授也去听了。一听之下，教授主动接受她当学生，和青年人一起从素描学起，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后来成了有名的画家。她开画展，德国总统夫妇都出席参观。1980年代，她回国探亲时，邓颖超还在中南海接见过他们夫妇。当时的新闻报纸都报道过。她写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小舟》，有很多种语言的译本，《纽约时报》上也有人写书评称许过。族人对她这个“叛逆者”倒没有什么歧视，一直保持着来往。记得我十岁前后的时候，她还到我们家里打过牌。
周仲铮、周铨庵都和您父亲周叔弢先生是同一代人。周家这一代人，出了很多人物。

  周景良：我认为，这和周馥的思想很有关系。有书为证。前面说到他写了本《负暄闲语》，这是用来回答我父亲的提问的。我父亲说自己十五岁丧父，十九岁丧母，这都是虚岁，按照当下通例，都要减掉一岁。那时他有肺病，养了两年。这段时间周馥到庐山，他也到庐山；周馥到芜湖，他也到芜湖。我父亲跟着周馥的时候，问了各种问题，怎么读书，怎么做人，还有些别的，像算卦、风水也问。他都根据圣贤典籍一一作答。他的思想是传统的儒家，但很务实，“先器识而后文艺”，不是空谈的道学家。他那一代人，像大学士孙家鼐的直系子孙，没有太专意于这些方面的——有一个是周学熙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姑父，他们兄弟都留美学经济，回来办最赚钱的工业，比如面粉厂等。其他家族，比如盛宣怀家的后代，就花天酒地了；李家的子孙呢，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孙子李国松经常到我父亲这儿来，他的收藏是出了名的，这么多人当中，也就他还是一个文人，有书卷气。周家最特别的是，几乎没有成熟的、现代意义的资本家，虽然周学熙办实业，但他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国家振兴工业，不是只顾着自个儿家里怎么样。真正资本主义倾向的，周家没有，反而是搞学问、文化人的倾向强一些。

  我父亲收藏古籍版本，我四叔周进（字季木）收藏金石碑拓。他收藏的汉、魏、晋刻石之富，无人能及，可能还超过清末的端方。当时我还有一个堂叔周明锦（周学铭第五子，字絅章，号恧庵），他一直在南方，二十多岁就死了。他和我父亲来往比较多，在金石上有同好，他俩都喜欢篆刻。我父亲虽然也经营实业，但自己是有一个文化圈子的。

  我大伯父周达（谱名明达，字美泉，号旡否、今觉盦）是个头脑很特殊的人，他收藏邮票是出了大名的，还研究数学。他那时候能见到的数学书，包括日本人的书，都是很落后的，所以他头脑虽聪明，但是信息有限，没法取得特别大的成就。他也有他的成果，他证明了某个世界级的平面几何难题，但这和主流数学已经关系不大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一套五本，里面有他的传。而中国的数学学会成立的时候，他也是最早的董事之一，还捐了自己的一些书，成立了一个图书室，供大家使用。现在对他的评价是“先驱人物”。他作诗是四十岁以后，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郑孝胥对他的诗评价很高。他跟郑孝胥、陈石遗、陈曾寿这些人都唱和过，陈曾寿还给他的诗集作过序。王揖唐的《今传是楼诗话》提到过他。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也有一条说起他，但没夸他，说他的诗作得有些死板。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里也有一条专门讲周达的诗。周达的第三子周炜良二战后定居美国，《胡适晚年谈话录》里几次提及他，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代数几何学的领军人物。陈省身屡次写文章宣扬他。陈省身是这样评价他的：“炜良是国际上领袖的代数几何学家。他的工作有基本性的，亦有发现性的，都极富创见。中国近代的数学家，如论创造工作，无人能出其右。”

  说到钱锺书，附带说一件事，他对周馥的诗倒是称赞的——口头上的。我二哥周珏良算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他清华念到二年级的时候抗战开始了，随学校跑到云南，在昆明他跟钱锺书住前后房间，经常聊天。1984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世，出了一些纪念文集，二哥到钱锺书先生家里去，也送给他一份。送珏良出来的时候，钱先生说了句“玉山诗很好”——周馥的集子叫《玉山诗集》（周馥有《玉山诗集》四卷）。二哥当时没好意思往下问。钱锺书先生既然注意到周馥的诗集，他本不必说好，却又主动提起，说明周馥的诗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再回头说我父亲这一代人。当中还有位周叔迦（周学熙第三子，谱名明夔，字志和，又字直甫，号叔迦），他是我父亲的堂弟，周学熙的儿子。他当初在同济大学学工程，毕业后出来做买卖，赔得一塌糊涂，后来钻研佛法，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有名的佛学家。他同时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授课。当北京图书馆整理八千卷敦煌卷子时，他在辨识佛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后某年，北京琉璃厂古董铺中出现了一卷“敦煌卷子”。周叔迦一见就指出，这是把三种佛经拼凑起来的，而且这些著作时代晚于所冒充古物的年代。可见他对佛典的精熟。

  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赵朴初说过，周叔迦之所以学佛，受弢翁影响很大。

  周景良：这是我听我父亲说的。他们直系子弟倒没人提起过。1950年以后，我父亲是天津市副市长、人大常委。1974年的时候，忽然有个日本的佛教代表团到中国来，中央叫我父亲去参加接待。他很奇怪，因为我父亲历来不参加接待佛教团体，虽然他自己信佛，填表“信仰”那一栏也填佛教。他就问赵朴初，干嘛把我找来，赵朴初回答：“叔迦信佛是受你影响，当然要找你来。”虽然像是说笑，但这事恐怕还是发生过的。我后来查考过，我父亲一生两次去过青岛，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第二次是1922年左右去办华新纱厂，第二次去的时候，周叔迦正做生意失败，在青岛住了一阵子，我没有细致考证，但是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有可能是在那时发生的。当然，受我父亲影响不等于我父亲的佛学就高于他。

  周叔迦的大哥周志辅（周学熙长子，谱名明泰，字志辅，又字开甫），现在给他的名号是京剧史家。他编辑过一套“几礼居丛书”，都是有关京剧的文献。实际上他不止研究京剧史，中国史他也研究，《二十五史补编》里面收有他的两部著作——《后汉县邑省併表》和《三国志世系表》。宋朝的曾巩的年谱也是他做的。他后来到了香港，曾讲易经，有《易卦十二讲》和《易解偶记》两种著作，潘雨廷《读易提要》对这两种著作都评价甚高，说：“其唯周氏之邃于《易》，乃能深入浅出以宣扬易理，嘉惠士林，其功亦大矣。”他是很博学的，并不是一个只知看戏的纨绔子弟。他们家老二周志俊是真正继承父亲周学熙的，把实业干了下去。除青岛外，在上海办了一系列工业。周志俊在公共卫生方面做了不少贡献，但具体我也说不清，有他的传记可作参考（周志俊的孙女周小鹃著有《周志俊小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可参）。

  您曾说过，弢翁对子女的家教是很严格的。

  周景良：我父亲的家教在家族里是受称许的。比如说周启晋，他是周绍良的儿子，周绍良待他非常严厉。周绍良的父亲周叔迦待周绍良也很严厉，据说有时候甚至严得不近情理。我们家很随便，规矩是有的，只要不过那个槛就行，其他很自由。职业是自己选的，婚姻尽管个别我父亲不满意，也不阻拦，听之任之，尊重子女的自由。他一直是身教胜过言传。有一时期他见我有个哥哥喜欢在外面闲逛，就让仆人到楼上书房找了一部《资治通鉴》送过去，这是我见到的最积极的批评了。没有打骂，但是大家都服他，而且还挺怕他的。比如他最讨厌吸烟。家里请亲戚打牌，要预备大烟，我们家是没有大烟的，要临时借来预备着。不光大烟，香烟我父亲都讨厌，但是不得不给客人预备着。我记得当时天津华新纱厂的副经理，无锡人王晋卿常来谈话，时间很长，他烟抽得厉害，等人走了，我父亲要全开了窗户让风吹好久。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没一个敢抽烟的。我三哥周艮良，后来工作了，在外搞工程，抽上烟了。记不清是“文革”期间还是以后了，三哥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他去看父亲，我父亲跟他说：“老三，我这里有好烟，你抽么？”就是这样，他也不敢拿过来当面抽。从小习惯成自然。他哪怕抽烟是公开的，也不敢当着父亲的面抽。我父亲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的。当然，这和几个大的哥哥带头带得好也有很大关系。

  周家关于子女教育的标准很高。您的七叔祖周学渊就请唐兰当过家庭教师。弢翁对待教育也十分注意，他是专门给一良、珏良先生开了家塾的。

  周景良：这有两个历史阶段。在一良、珏良小的时候，大概是1920年左右吧，当时大家族还是不太信任新式学堂的，所以还是设老式家塾来教育子女。家塾分两类：一类是村里的教书先生，支一个摊子，教孩子们念《三字经》之类，这是为了识字记账；另一类，即是大家族里的家塾，这个要求就深了。弢翁的要求比一般的还要深。我从珏良的字帖里面，找出过一张贴在里面的、当年父亲给一良定下的全年的课程表（即一良《毕竟是书生》中提及的“一良日课”），他那会儿才多大啊，可能十四五岁，就已经不是读四书五经了，而是要读“八经”，还要请好的老师来教。总体来说，我父亲不是一个保守的人。说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我是不太同意的，他根本不是这样。他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个体与用，该怎么说？还有弗洛伊德全集，他也摆在书架上。但他又崇尚中国的道德和文化，这对他是活生生的。和他相比，家族里有些长辈倒是像宋儒那样，有点古板、保守。我父亲是紧紧守着中国的道德和文化的。之所以守着，不是怕人夺走，而是真心地崇尚和喜欢。他希望子女也能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哪怕上了新式学堂，还要请家庭教师晚上来讲古文。念外国的新东西不要紧，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不能太薄。就是这个意思。

  到我小的时候，已经过了读家塾的时代了，但是因为我三天两头生病，身体不好，不能去上学，于是就请了老师来。这位老师姓陈，名曾言，字询先，是著名诗人、清朝遗老陈曾寿的七弟。后来陈离开天津去上海了。因为再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才没有继续下去。我父亲三十八岁的时候我出生的，等到我记事，他大概四十多岁了，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六点多回来，就在自己的书屋里看书。现在天津图书馆要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我父亲校勘过的书，第一批共有四十多种。这是他什么时候干的？一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当时都没注意到，他就躲在那间屋里“精心研考”，“不辍丹铅，手校群书”。我曾看到他摆在桌上随便翻的那些书。比如说苏东坡的诗，《施注苏诗》。他最早不是翻译过康德吗？郑昕出了《康德学述》，他也买了一本。这些东西，杂七杂八他看了不少。他英文讲得比我流利。他到解放为止都是穿长袍、布鞋，没有穿过皮鞋，服装都是中国式服装。所以我总觉得他和鲁迅、胡适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其实他比他们还小两岁呢。

  因为父亲言传身教的缘故，我们兄弟姐妹都很规矩。我其他的叔叔，都觉得我们这一家子都很好。他并没有刻意去培养，子女们爱学什么学什么。小学、中学的时候，考试成绩单是要给他看的，不给他看不行，这是规矩。考得好不好，他倒不太责备。有一次，我考试成绩不好，父亲看了看成绩单，抬头笑笑，说下次考好一点。宽松是很宽松，但这样其实是有力量的，对我们都有影响。关于这一点，有一次珏良讲了很多，就是纪念周叔弢一百周年，在国家图书馆开展览会的时候。我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给你买书，积极地鼓励你看书。杲良就是这样，在国外的时候写信给父亲说看不到古书，结果他哗啦哗啦寄了好多过去。我在苏联时也是，我让他寄两本小说，像《三国演义》什么的给我。结果他不但寄了《三国演义》，连《玉溪生诗》《仇注杜诗》都寄来了。再比如说《智永千字文》，日本印的当然很贵，也不好买，罗振玉后来翻印的本子，我们都有，就是父亲买的。他给我买的书，有一些是我需要的，有一些是他希望我看的。比如说小欧阳的字，欧阳通的字，《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他都让你看。我偶然说我喜欢《论语》，他就买了一摞光绪年间刻的《论语经正录》，说这书把所有的注解都集中到了一起，读来方便。他就是这样给你读书提供条件。

  那个时候，工业界、商业界的人不大到家里来，主要是文人圈子的朋友。我父亲比较近的几个朋友来聊天，大哥一良、二哥珏良都会坐在旁边听，能够听到很多东西。他们听到方地山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可惜很多没记住。
您的文章里提到大哥周一良先生和二哥周珏良先生是最多的，这两个兄长对您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吧？

  周景良：大哥一良是世界知名的史学大家。一良对我的影响，我的文章里全写了，也就没什么可多说的。总之，他是我的榜样。珏良我是写也写不出。他比一良难写。一良作为长兄，是个榜样，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出了怎样的成果，也不懂，就知道他念书好，我自己也应该好好念。珏良是从其他方面影响我，这个影响，比一良还要深。他不像一良。一良除了念书，不太和人说话，大家说要去游泳，他也跟着一块去，但他没有太多工夫闲扯，有空就念书。我们兄弟姐妹多，房间也多，不是大家抬头低头都老能碰上，父母的起居室去不去，是自己决定的，珏良常常坐在那儿。从小他就很呵护我。现在我也不记得找他要过什么东西了，肯定不少，因为我第一次喝醉，就是他给我的酒。是法国的薄荷酒，绿颜色的，葫芦形的瓶子，我父亲摆在一个有点高的橱的台子上。肯定是我跟他要的，他拿出来倒了一杯，又拿了个碗，兑了凉开水给我喝，我喝了个大醉。不到三岁，我就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醉酒。有些东西他一高兴也就给我了。我十岁左右开始收集银元。有一回，他文章作得好，老师奖给他一块纪念币，一面是徐世昌穿着大礼服，另一面有一个房子，很讲究的，他给了我。后来，到我自己也稍微翻翻书的时候，他也常和我议论这些书。所以我对书的知识、文史常识是从父亲那里来的，现代的、西方的知识，主要从珏良那里来的。其实也不单是西方的，还有好多其他知识。比如我学写篆书，当然是从《说文解字》入手，我不敢比一良，他是从头写到尾，一万多字，下了死工夫，我只能说翻翻。珏良一看，说这个本子不好，字不好看，还是藤花榭的本子好，我那儿有一个，送给你。他给我的那个本子，字的确就比较好看。父亲买了很多英文书，文学、历史的都有，有一本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与英雄崇拜》），他也买过，珏良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父亲买这本书的事情，用来说明我父亲选书眼界的宽广。记得当时我看这本书时，被珏良看见了，他说，“你还看这个书啊？”我当时还在看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有些人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了，这本书就流行开了。那时正经的是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拜伦之类，珏良都跟我聊过。他还常说清华大学有谁，西洋文学系有谁，哲学系有谁，所以，后来我一心一意考清华大学，进了哲学系，学数理逻辑，这都是受他的影响。而且还不只是学了这个专业，上上课就完了，我几乎一生都在这个领域钻研了下去。

  您谈书法，似乎受他影响很大。您的《丁亥观书杂记》中那篇《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一开头就提到周珏良先生。

  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里面，我用很大篇幅讲《智永千字文》，其实很多是受他的指导。珏良一直到最后都在练字。他1940-1941年左右从云南回来，闲了两三年，每天练字。我站在旁边看，他就跟我讲，隶书应该怎么写，笔应该怎么下。我都是跟他学来的。《智永千字文》是怎么回事，笔是怎么铺开的，他当场表演给我看，这一套东西他说得最清楚，所以我能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我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括我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共识是：你要学“二王”，《智永千字文》就是正宗的“二王”笔法。但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刚刚我说的全是技术；另一个，是整体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是怎么达到的？拿郑板桥来说，他的字肯定是堆出来的，拿什么笔都一样。“二王”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控制住笔，使笔毫千变万化，才能随心所欲造出非常好的字来。绝大多数人写毛笔字是描出来的，就是拿笔顺着样儿描。这种字往往没精神，笔没用对。哪怕有名的古人，也有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珏良那儿听来的。珏良和我相处就是这样，各种事情，点点滴滴，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但影响却很大。小时候问他要这要那；我十四五岁时，他从云南回来，给我讲书法，讲外文书、古书的情况；解放后又见不着面了，大家都忙；“四人帮”的时候倒能见着了，我常常晚上骑车到他家聊天去，到十一二点回来。当时老伴住北大，我住马甸中国地质研究所，只有礼拜六才回家，平常就我一个人，珏良去世之前十多年，每星期我都去他家聊天。但是我不敢去找一良聊天，一去他正干着活呢，还要陪我说话，我觉得很不应该。珏良有心思聊，也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看法。比如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我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我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会意。就那本书而言，杨钧是能说出问题的。不是一说书法就云山雾罩地讲什么神韵那种，像乾隆评王羲之，引用南朝梁武帝的话，说什么“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几个字他题得还可以，但评论艺术形象这么说，那就太虚了。一直到珏良去世，我和他都是这样聊天。有时候礼拜天我迟到一点，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今天有没有空。所以他文章很少，一良就批评他这一点，大概是在《钻石婚杂忆》里面说的吧，大意是说不够努力。他不是勤勤恳恳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的那种人，他整个生活是文人式的，写字不能给他提职称，也不能算课题，但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写字。他写文章总是水到渠成的，人家对他的文章也很赞赏。说他懒，他也懒，他从不给自己定任务，说一定非要怎么样。我老跟他说，你照着《唐诗三百首》的样子，写一写英诗。他答是答应了，老不写。最后《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写了几篇，就去世了，不然这个系列会很好。他的几个同学当中，王佐良那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跟他最熟，也承认，珏良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中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精通，这样的人很难得。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自然流露的意味。

  您有九个兄弟姊妹。除了大哥、二哥以外，您和其他人的关系如何？

  周景良：我是最小的儿子。经常一块玩的，当然是三个最小的。大哥、二哥念书都好，让弟弟妹妹们觉得，书当然得念好。我看到哥哥们念书好，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念好。现在我孙子学习，已经没有我们那时的气氛了。

  我三哥艮良完全是另一个情况。他读中学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工程师的感觉。但其实小时候一良、珏良在书房里读书，他也跟着一块读，学了很多东西，平时不显露出来，但你说什么，他都知道。他能短跑，铅笔盒特别整齐也特别高级，橡皮要用德国的施德楼（staedtle），铅笔削得尖尖的，一切都弄得很整齐。一良、珏良出门，要么穿西服，要么穿大褂，艮良则穿夹克。现在穿夹克很普及，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服装，很少有人穿。那时正式场合穿西服，便服的话，中式衣服就够了。艮良休闲的时候穿夹克这种西式便服，就显得很特别。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唐山交大，那时这所学校好像是最难考的，比清华、北大还难考。念了一年，抗战爆发，珏良到了云南，继续读西南联大去了，艮良一开始没有到后方去，他读了美国的一个函授学校，学建筑，这个学校定期寄一份东西过来，他把作业完成，再寄回去。后来他到西南去修滇缅公路，再后来就一直搞建筑，最后是在天津建筑设计院当副院长。

  您的五哥杲良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的教授，出国之后，联系是不是就少了？

  周景良：他出国之后联系基本就断了。后来零星还有联系，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要入美国籍，还和我父亲通信，但五十年代好像没什么联系。他是燕京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和物理学家黄昆的情况一样，1941年的时候，还差半年就毕业了，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学校，日美关系一恶化，日本人就进驻学校了。所以他后来到成都去读完最后半年，就算燕京毕业了。毕业之后，又在一些生理学、心理学有关的单位待过。我们同班的唐子健，他老跟我提起我五哥，他的父亲老教授唐钺曾是我五哥的先生。抗战一胜利，五哥就到美国去了，在哈佛读书。一良那时也在哈佛，读梵语，杲良到美国去，他曾帮着联系。斯坦福神经学系这个专业是杲良建立的，现在每年还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研讨会。

  您其他兄弟姊妹的情况呢？

  周景良：大姐周珣良是家里第一个女孩，她什么都不在乎，喜欢玩，没有“哥哥念书好，我也要跟着念”的意思。但她是很有才华的，不至于像很多爱玩的人那样考不及格，她的学习成绩都还不错。最可笑的是，她要考大学了，家里怕她考不取，就托人找了门路，只要她去考燕京大学，就一定能录取。她考试前一天晚上还在看小说，巴金的《家》，看到天快亮了才睡，结果起晚了，错过了考试时间。她就是这样的不在乎。后来她读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在那儿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是张学良手下最主要的师长王以哲的女儿王育罄，经王育罄介绍，她认识了我姐夫宁致远，两个人就这样结婚了。我姐夫是东北一个地主家庭出身，在南开中学和我二哥珏良同班，那时候北京内城有五个警察分局，他表面上是内五区分局长，其实是地下党。我父亲不知道姐夫是地下党，就知道他上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校，觉得他上过中央军校，却跑到北京来当汉奸警察分局局长，没出息透了，于是很不赞成这桩婚事，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大姐。我不知道姐夫后来有没有告诉我父亲他是地下党，但这事大姐告诉过我。

  一般人知道您的二姐周与良，是因为她的丈夫穆旦，但她自己也是南开大学的教授。

  周景良：因为我们是三个母亲。二姐母亲生了九哥没多少天就去世了。许氏夫人生了许多孩子。许氏夫人过世后，我母亲来续的弦。在我母亲进门之前，家里有一个守寡的姑姑，管理全家的事务。她特别喜欢我二姐。后来我姑姑要到南方去，和二伯、五叔他们一块过，就把二姐带走了。所以她名字叫与良。我对她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她到二十岁快要上大学的时候才回来的。她大学是在辅仁念的，生物系，抗战胜利后考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自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短期工作，1953年回国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南开的微生物专业就是她创建的。二姐夫穆旦，与珏良是南开和清华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二姐夫去世后，珏良曾写过一篇《穆旦的诗和译诗》，以为纪念。

  二姐前头是六哥以良。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玩家，大学的时候爱去舞会，中学那会儿就有一堆朋友，练练单双杠，去戏园子听听戏，看看电影。他人可真是聪明。我们十个兄弟姐妹里头，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他是其中之一。他读书经过了很多的曲折。那时候日本人还占领着北京，他只能上辅仁大学，读生物系，后来就到后方去了。然后又去参加青年军——国民党号召青年参加军队抗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但是参加青年军这件事解放后成了他的一个历史问题，因为这个“反动”。这事在“文革”的时候还闹了一出。他是青年军，可他没参加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实在太滥了，随便谁都拉进国民党。比如说你单位里一个科，科里的头儿一发话，科里的所有人都要参加。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他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一堆人里有杨森——就是国民党在四川的军阀，后来做了国民党的“体育委员会”的头儿——的儿子和他们在一起。因此这些人没有到云南的战场上去，就是在电影院门口维持一下秩序。要光是参加青年军，如无其他事情，则只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政治运动是不会追究的。但说没有参加，反倒成了问题，因不合常理，是否有隐瞒？因此在“文革”时，反复要他交待这一问题。他于抗战后考入清华大学，1949年他在清华大学提早毕业，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东北去了。到了东北，就受命去考察兴安岭。从1949年开始，他一直任东北林学院教授，后来曾做过林业大学的副校长。他的成就非常大。植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物种就算是成就，他一生一共发现了七十多种。但在中国他当不上院士，互相排挤，被摁住了不让出头。在外头，国际上的荣誉倒一大堆。所以杲良从国外回来，说老六在国外很有名，你们知不知道啊？结果我们没一个人知道。

  这些只是名誉的问题，他的实际工作并没有耽误，除了“文革”。“文革”时东北闹得最厉害，他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还在农村盖了房子，打算扎根在那里，“文革”结束后才回去。他这个人也很有才情。有一次我和珏良聊天，他说老六字写得很好。虽然以良不像珏良一样对书法作品那么熟悉，但他没下什么工夫练字，就能写得很好。我们四个最小的，小时候放暑假老坐在一块写字，写柳公权《玄秘塔》，那会儿还不要求写“二王”，把字写整齐就好，要先把基础打好。他用笔的时候，能一下子领会其中的奥妙。这要是领会不到的话，就会写得歪歪斜斜。你去看曾国藩写的对子，就是这样，他学欧阳询，不学柳公权，欧歪了就是柳。柳字为什么这样，是有缘故的。我六哥笔往下一摁，就能领会。历代很多名人，就是悟不到这个笔法，基础永远不行。而六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悟出来，足见他是个聪明人。

  我的八姐、九哥，都老老实实的，成绩也都特别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八姐是一位非常忠厚、老实的人，天津工商学院史地系毕业，侯仁之先生的学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中学教师，教中学英语，是一位很受学生喜欢和爱戴的英语老师。九哥后来做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亚运会的时候他是总设计师，到奥运会的时候，他已经退下来了。

  您的几个堂兄弟，和您家来往多吗？

  周景良：绍良多一点，他是经常和珏良来往的。其他就不大清楚了。包括周煦良，见面都很少。天津的周家人为什么常能见面呢？因为叔祖们还在。叔叔伯伯们对礼节已不那样严格了，但老三位拜年拜节必须去，这时候就见上面了。在上海就不行了，没有那样强力的中心。

  我的堂兄周伯鼎（周震良，乳名果孙，字伯鼎）倒是常来往，他后来到了山东，也经常写信来。他是我大伯父周达的儿子，大概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有一个时期，他们兄弟姐妹从上海住到天津，跟我父亲更是天天见面。他这个人脾气很耿直，口气很大，自视很高，他对书法的研究，自认为是科学分析，他是工科教授，但是痴迷于书法。我见到他的时候很晚了，我现在说的他的事情，有好多是听我父亲和珏良转述的，现在我这儿还有一沓他的信还没有整理，他晚年经常给我父亲还有珏良写信，谈他对书法的体会。他下的功夫极深，尤其是研究毛笔。敦煌写经的字，特别是六朝写经的字，字体是很别致的，据他研究，这和笔有关，用特制的笔，很容易写出那个样子来。我没见过这种笔的实物，后来在西北出土的笔，正好就是那个样子——底是宽的，更大一点，即，若说普通笔毫是个圆锥形，这种笔则比一般毛笔在锥高相同条件下，锥底要大得多——被他琢磨出来了。画家画画要定做笔，书法家写字也是要定做笔的，周伯鼎就自己定做笔。过去在琉璃厂有个李福寿的笔庄可以定做笔，当时琉璃厂也有其他制笔庄，但后来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