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家的女叛逆

谁家的千金？

这可能是第一次披露的新闻：当代著名的西德籍华裔女画家兼作家周仲铮，是清朝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在此之前，中国的一些报刊只说周仲铮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或说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从无人能说清她是哪家名门的闺秀。

周仲铮离开祖国已经五十七年，先到法国后到德国，在汉堡定居入了西德籍，今年七十六岁。

一九八二年国庆逢中秋，天津艺术博物馆选择了这双喜临门的日子 ，举行周仲铮画展，据说这是外籍华人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画展。周仲铮特地偕她的西德丈夫克本专程到天津，参加开幕式。我去看了画展，买到一张十分精致的说明书，才知道周女士祖籍安徽省至德县。看到她的自传，又知道她是在天津英国租界长大的，十五岁时，每天从周公馆做自家的马车到河北天纬路北洋女子师范去读书。这些情况，很自然使人联想到清末两广总督周馥和民初财政总长周学熙父子，他们正是安徽省至德县人，当年在天津英国租界有好几处周公馆。

在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客厅里，我见到了周仲铮。她的穿戴、动作是一个十足的西洋老太婆，旧西装，软布帽，外国味的中国话，还不时地耸肩膀，可是她那副老态的面孔和肤色，又无疑是十足的东方老太婆。我直接问她：“您与周馥是一家吗？”答：“他是我祖父。”又问：“周学熙是您什么人？”答：“伯父。”再问：“您父亲是......?”抢答：“周学辉。”。一切全清楚了。周馥有九子，长子学海是五十年代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的父亲。九子学辉是北方的实业界人物，投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等大企业。周仲铮原来是总督家的小姐。

周府造反

与周仲铮谈话时，她给我看了一份复制的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出版的天津《新民意报》。她还介绍我查阅了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的《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在这一辑里有谌小岑写的一篇史料《觉悟社及其成员》。谌是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成员，也是天津《新民意报》领导人之一，现任国务院参事，今年八十六岁。他在文革中，介绍了一九二二年轰动天津的“周仲峥事件”。那时周仲峥仅十四岁，因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争取妇女读书自由与婚姻自由，在觉悟社与《新民意报》的支持下，她断然与她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决裂而走出。在那份复制的《新民意报》上，刊有周仲峥写的“大家庭的罪恶”，为一位被婚姻逼死的妇女鸣不平。她控诉封建“大家庭害女子，剥夺女子人权，阻碍我们（女子）做人”。她说“大家庭实为罪恶之渊薮”。

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周仲峥胜利了，父亲终于同意她走出家馆去进学堂，同意她自己选择伴侣。于是，她考入了天津北洋女师，立即放开缠足，与同学一道上体操课。她原名莲泉，嫌其雅静文弱，故改为仲铮。仲指她排行老二，铮是“铁中铮铮”，表示她与众女子不同。周仲峥在北洋女师没有毕业，转入南开大学，也没有毕业。一九二六年，她出国到巴黎政治大学读书，她是这个大学的第一个毕业的中国女大学生。七年后，她获得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第二次大战时，她在德国。五十年代初，她又入汉堡艺术学校学画。那时，她已与西德汉学家克本结婚。

周仲峥为什么要远离家园呢？她说：“因为我看到我国满目疮痍，国弱民穷，内忧外患，妇女被虐待，所以要到国外学习，回来救国。何况我与父亲订的条约上，有供我到国外求学一条，否则我们周家决不会送一个女子到国外留学的。”那么，她又为什么事与愿违，没有回国呢？她十分感慨地说：“我出国是为爱国，为救国......可是，我只身远离故国，异邦异言，究竟毅力不足......。我是一个在奋斗途中跌倒的女子，回忆当年，自愧对祖国毫无贡献。”

鲜花苦心

画厅里展出周仲峥的画近百件，都是她送给天津艺术博物馆的，有版画、木刻，还有彩墨、水粉、蜡笔、铅笔、圆珠笔画。使用多种多样的技巧和材料作画，显示了画家的才能。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专程到天津参观画展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郁风说：“这是为了效果。”

周仲峥接受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她并没有学过中国画。可是，她有中国人的气质，中国文学、中国书法对她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她的作品融合中西画法，独具一格，兼备中国的情趣，因而在欧洲赢得荣誉，在中国也很受称赞。郁风说：周仲峥的画“独特之处在于采用自然中的某些形象，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意境、一种美感”。

祖国为华裔周仲峥举行画展，她高兴极了，像小孩子过新年一样地开心，几乎每天都到画厅迎接参观的客人。她人老了，越发思念故土。她特地把她的作品分别赠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她说只有这样他才能稍稍安心，对生养她的祖国无其他可报呀！

周仲峥热爱祖国，曾写过一首诗“落叶”，抒发落叶归根的感情：

"我是一片落叶，

落叶在寻找自己的树，

落叶一度属于它，

有一次从它上面脱落 ，

它在哪里？

又在何处？

有人对周仲峥说：与其说你是一片落叶，不如说你是在国外开放的一朵中国鲜花。她双手捂着前胸，作痛楚状说：“这朵花的心是苦的啊！”

春柳归燕

周仲峥在天津驱车访问了她的母校和旧居。北洋女师的校址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六十年过去了，女士时代的宿舍居然还存在，操场的变化也不大，周仲峥一眼便认出。她走进操场，高兴地告诉陪同她的亲属说：“我就是在这个操场上操时才不再缠足的。”也是在这个操场里，她学唱了第一支歌子，至今还能背诵歌词。说着她便连唱带跳地表演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的朋友在哪里？在云南？在广东？在湖北？在江西？......。”引来美院的学生围观，他们怎能理解这位海外归来的游子此时的心情呢？

天津著名的国画教授爱新觉罗·溥佐 、孙其峰等接待了周仲峥。画家们当场挥毫合作，她先画了几只飞燕，然后溥、孙等人画树、画山、画水，并题“春风杨柳燕归来”句，分别签名留念，这时室内一片掌声祝贺。

周仲峥很想与当年北洋女师的同学话旧，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得知后，特地请周女士到他家作客。李教授自己在天津女师（即北洋女师的后身）教过书，他的夫人刘文静又是女师校友。还请来了马翠官（《新民意报》主编马千里女儿）、齐思华（天津女师校长齐璧亭女儿）、刘桐卿等老校友见面。插话之间，刘桐卿发现周仲峥的脚放开后比她的脚长的要好得多，周不相信，两位老婆婆竟当场伸出脚来相比。她俩痛述少女时代缠足之苦，周仲峥说她的脚缠了几年才放开，如今成为半大脚，走起路来远不如天足稳快。在客厅的那一角，西德汉学家克本，在与李霁野谈论《淮南子》、《韩非子》、《幼学琼林》.......。

老同学畅谈往事，周仲峥讲了一个极有趣的故事：“我认为北洋女师不是理想学校，可是它不收女生。重男轻女，岂有此理！要向张伯苓校长请愿，请他招收女生。我写了请愿书，找了几位大姐签名，然后我们当面交给了张校长。他一方面同情我们的要求，一方面述说办学校的难处。可是，他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创办了南开女中。”

喜欲泪下

周仲峥当年在天津英租界的两处旧居，一处已改为现在的天津市五十九中学，还有一点旧时的建筑，另一处则连影子也没有了，变成一片居民楼群。她想寻找当年贯穿德、英、法、日四国租界的墙子河，如今那条当年的臭水河，变成天津市最宽敞的胜利路，还出现了十四五层高楼。我问周仲峥：天津今昔对比有何不同？请你用最简短的的语言回答我。她不加思索地说：“人多了，楼房多了，汽车多了，商品多了。”是的，当年她在天津时，天津人口不过七八十万，先祖天津仅市区就有四百多万人。解放后，天津新建的楼房为旧天津的建筑面积的一倍。当年她在天津时，没有一辆公共汽车，也见不到几辆小汽车和卡车，她自己只不过是坐坐马车。如今天津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路线在百条以上，再加上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和卡车，真是车水马龙了。当年她在天津时，手纸、纽扣、针、线都是外国进口的。那时在各国租界的花园里和马路上游游逛逛的都是衣冠楚楚、大摇大摆的外国人，而主权国的中国人却衣着褴褛，缩着脖子靠边走。俱往矣！周仲峥说：“我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站起来了，喜欲泪下！新中国是伟大的，新中国人民是可敬的，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我的心还是六十年前的心，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

周仲峥回国时，特地带来一条项链。一九二六年，周仲峥出国，得到七婶、周学渊夫人张金凤的支持。临别时，七婶亲自为她戴上一条金项链，嘱咐她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家。周仲峥对七婶说：“您别伤心，我一定回来的。”五十七年后，她带着这条项链回来了，当然，七婶早已作古，她是有意把项链送还七婶三子周明钧的妻子张世一的，希望侄孙们相传下去。周明钧夫妇也赠送周仲峥一件颇有情意的礼物，在一块白丝绸头巾上，请一位画家画了燕子、菊花、梅花、牡丹和亭子，并题七绝一首：“万里悲秋常作客，佳节欢聚玉华台；大好河山宜入画，游子何日赋归来。”

周仲峥轻快飞回了西德，她那沉重的思乡苦心还留在祖国。

一九八三年一月

（原文刊载于《八小时以外》一九八三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