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的青岛之行

周馥访问青岛

卫礼贤
我曾祖父周馥，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他青年时流亡他乡，祖父怕他不得归，改名为“复”。后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误写为“馥”字,遂因而未改，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上达天听”了吧。
《安徽文史资料》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称:“玉山老人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亦居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认识伙房采买。其人识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记。李偶阅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延为幕宾，办理文牍。”
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清史稿）有传。著作收入《周悫慎公全集》，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谥法”取名的。
——周一良自传《天地一书生》

  主动开启的对话
1902年11月底的青岛，寒风乍起，落叶打肩。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在获悉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的消息时，胶澳总督特鲁泊颇感意外。因为，自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起，短短5年时间，先后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张人骏都不曾踏上这块被德人称为“在太阳上的德国地盘”。
出任巡抚不足半年的周馥主动提出来访，特鲁泊焉能不惊诧？
周馥缘何独步同僚，开启破冰之旅？当年12月31日，周馥致大清国军机处的函中清楚地表达了青岛之行的目的：“访问首先在于了解德国对胶澳租借地发展的规划，亲眼看一看当地的情况”。
“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这是周馥走访礼贤书院，礼贤书院创办人、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事后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的感慨。
在书中，卫礼贤提及了“疑云”—“（这里的中国通）发表见解说，巡抚的访问背后肯定另有企图，他是想对这块德国保护地来个精神上的占有。于是，殖民者都很紧张，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访问的要求到底还是接受了。”
毫无疑义，是周馥以其开放、真诚打消了德国人的重重疑虑，“青岛和济南府之间开始了友好的睦邻交往。”卫礼贤评价说。
周馥莅青，所受礼遇甚隆。“德国武官都沛禄派员迎接，礼貌周备，供张颇盛”，他还应邀做客汇泉湾畔总督临时官邸，那栋典雅别致的瑞典木屋。在这里，他赞赏德国人在青岛城区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种种先进之举。
在礼贤书院，周馥对新式教育颔首，并允诺学生们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
或许，周馥不曾料到，礼贤书院之行，在以后开启了周家与卫礼贤家族几代人的友好。这种友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话。
周馥还“召集华商温语宣慰”，向他们谈了旨在促进青岛与山东商业贸易关系的措施、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的意义以及派遣一名官员前来调解当地商人与山东商人之间争端或处理诉讼案件的设想。
“访问期间，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缺乏，周馥提出通过外交访问方式弥补。”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在其所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 译）一书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济不久，德国驻济南领事馆设立，这无疑是青岛之行的后效应。
在周馥示范下，至1914年11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前，继任的五任巡抚中，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行踪，而胶澳总督也访问过首府济南，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对话。在对话机制下，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得以加强。
而且，双方还在防治鼠疫方面进行过有效合作，堪称典范。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胶州湾》一文中称，1911年1月中旬，山东发生鼠疫，胶澳当局“至为尽力”，两个月后完全扑灭疫情。时任巡抚孙宝琦特以公函表达谢意，“山东省内死于鼠疫者为300人，如果不是胶州总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将出现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将出现惨情无疑。”
青岛首行，周馥传递给德国人的不只是双方 “外交访问”、“礼贤书院学生直升山东大学堂”等利好信息，他还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原先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状态的基本意图。”周馥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当他把这一观点以更明确的方式传达给青岛的中国商人时，“特鲁泊不得不加以干预了。”
尽管特鲁泊提出异议，周馥仍坚持己见。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折中有明确的体现：“胶澳租借地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捣乱分子煽动暴动。必须派遣一位能干的官员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区，在当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与德国人澄清存在的外交问题，谈判法律条文的进一步补充。”
显然，周馥的观点还是在青岛产生了“离心力”作用—特鲁泊曾在致德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经济抵抗运动”

1900年2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实施了强有力的促进本埠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这被胶澳德国人视为“一场经济抵抗运动”，意在挑战消除德国人在山东的特权。
萧规曹随。1902年8月，周馥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继续贯彻袁世凯的“新政”，而且在一些领域更开明、更超前。比如，在济南设工艺局，发展官营工业；创办山东师范馆，兴办师范教育；创办《济南汇报》，为济南近代报刊之最；招募巡警，在济南设巡警总局，开办近代警政等。
文史专家、青岛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处长周兆利对此评价说，周馥是在看了德国人在青岛的施政，确切地意识到历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须学习德国人，理性地与外国人竞争。所谓“相维相制、观摩受益”，青岛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山东的全面对外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非主动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历史就是如此。
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说，1902年12月，胶澳总督府翻译（慕兴立）和民政官员维尔茨前往济南旅游。回青岛后，他对周馥制定的若干计划做了详细汇报，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小清河工程，其目的是改善山东基础设施，使之可以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在任期内，周馥修建公路工程，力图把铁路沿线停车点和传统的交通道路连接起来。为防止德国人垄断，周馥还从省金库拨款向矿山投资，由此而形成的与山东矿务公司的竞争，成为后者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
他还动员中国资本家向德国项目投资，其全部措施均追求一个明确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德国人加以控制。”在1902年12月的奏折中，周馥表示。
周馥抵制德国经济渗透还有一个重要战略规划—顺应呼声，设立“自开商埠”。
1903年9月，原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奏折中倡议“广开商埠”，在朝野中引起关注。
1904年5月1日，在胶济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之际，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书开放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的周村、潍县。“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济南商埠“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袁世凯、周馥还起草了一份自开商埠章程，呈请外务部审批。外务部向驻京公使、外国海关官员通报了这一事情。但（通报）文件没有提及德意志帝国，为此，特鲁泊怀疑“这些措施针对德国势力在青岛的存在”。在致函帝国海军署中，他说：“这些商埠之所以要开放，主要是为了吸引别国商人前来贸易，以便削弱德国人过大的势力，因为德国的扩张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两个星期后，外务部向德国驻京公使说明了袁世凯、周馥的建议，后来又向其提交了一份章程草案。“中国政府极力避免这样的印象，即不与德国协商就擅自开放山东商埠。”
5月19日，清廷接受袁世凯、周馥的奏议，批准济南、周村、潍县自开商埠，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随后，《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济南商埠租建章程》和《济南商埠巡警章程》等制度相继出台。三项《章程》涉及行政、税收、司法、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分埠和经费筹措等诸多方面，内容具体、细致，为商埠的开办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径。
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正式开放。此时，周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数年后，“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中心，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1912年，民国新立，气象万新，已卸任两广总督近四年的周馥举家迁居青岛，居住在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大宅门。这年9月，孙中山来青，身为三江会馆馆长的周馥备下敞篷四轮马车，供孙氏乘坐四处参观、演讲。
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风雨欲来时，周馥举家迁往天津。七年后，因干事周详得力，曾获晚清股肱之臣李鸿章“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评价的周馥以84岁高龄在津门辞世。
周一良在自传《天地一书生》中提及，晚年的周馥在所著的《负暄闲语》中云：“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
这段文字，亦可作为自己风雨一生的“墓志铭”吧。
本报记者 刘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