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八）（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妇女运动者

那是当然的，我被录取进了女师；入学考试只是一种形式。我的到来在女生中间自然引起了一场轰动。杏姐和我成为身穿校服的五百名女生中的两名：黑裙子，蓝上装，黑皮鞋，系领结。女师地处中国地界，离家很远，我求母亲让我们在校住宿。但失去的女儿刚刚回来，母亲怎肯答应！父亲从安徽回来了。他看见我在兄弟姐姐们中间，向我说：“你回来啦！”他现在已确信，他的骨肉又回到他身边。晚上他对我们大家说：“莲子做的事，以后不许再发生！”我真怕他再说些什么，但仅此而已。

若不是总编辑马先生请唐小姐尽力关照我们，身处众多陌生、好奇的女学生中间的杏姐和我定会感到无援而不快。比我们高几年级的唐小姐成了我们的第三个姐姐。她陪我们到处走走，给我们介绍一切。我俩的床安置在四人一间的宿舍里。七点打钟，所有姑娘都得起床。八点开始上课，上两堂课后，十点做十分钟体操。以前我们从没做过体育运动，我的面颊像两个绯红的苹果，杏姐的脸却像朵白花——同学们都这样说。做体操时，我唱着我的第一首儿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的朋友在哪里？

在云南，在广东，在湖北，在江西？ 

你的朋友在哪里？

然后是女学监的五分钟训话。她身材矮小，嘴小眼细，鸭蛋型脸；尽管年已四十，但两颊红润。做操时，她站在我们身边。在台阶上，她声嘶力竭地喊叫，大家还是听不清喊的是什么。她满脸通红，小眼怒睁，小嘴闭得紧紧的。她训斥学生们，好像她们都干了什么蠢事；尤其对年轻的姑娘总发怒，总不满意，每天都是这样。大家很少注意她说什么，有些在相互逗笑，有些在窃窃私语。她不可能兼顾所有的人。

第一天，我一点也听不懂她的话。唐小姐说，是关于羊毛围巾的事：有些女生把围巾两头搭在背上，可只许把两头攥在手中。有人在课堂上织毛活，这是不允许的。女学监也穿校服，人们随时随地遇到她，好像是自己的影子似的。有时她藏在办公室里，从窗口监视我们。

晚上八点到十点是自习时间，然后大家回宿舍就寝，不久便熄灯。学校伙食极差，校舍寒冷异常。除生物、数学和物理外，其他课程我都觉得很容易。几天以后，杏姐着凉感冒，只得回家。我这个战士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又是孤独一人了。真是所遇非所求，还得经受更多的磨难。

杏姐来电话说她给我寄来一封信，但两、三天过去，我仍没收到，于是便去找学监，问她是否见到我的信。我非常勉强地去找她，因为我不愿看到她那冷冷的面孔。她面带恶意，后来又显出不信任的神色说：“是的，有您一封信，但我不能交给您，因为您的家长嘱咐我监视您的通信。信两天前就来了，我还没有时间检查。”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的心一阵刺痛，双亲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当然女学监也会如此。我压制了心中初次萌发的感情，我想到了未来，想到了当前的任务。我不得不强自吞下不信任和蔑视的苦果。我双手冰凉，还得说：“请您把信给我，我当着您面拆信，你看信是谁写来的。”

她把信交给我；我拆开并给她看姐姐的签名。“您是把信留下，还是让我拿走？”我冷冷地问。

“您可以拿去。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受您家长的委托。”她生硬地说。

我拿了信，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场。

总编辑马先生还兼任离我们女师不远的达仁小学校长，峙山在那里任教。当然，我想拜望峙山，认识一下马先生。女生外出，要得到女学监的许可，离校和返校都要登记。每个女生都可以出去，我天真地以为，我也可以，于是我去找学监，请她允许我出去两小时。我又给了她行使其权力的机会。她摆出一副不信任的面孔说：“您不能出去。您家长交代我，只能让您星期六晚上回家。我很抱歉，您不能出去。顺便问一下，您想去哪里？”

我怒火中烧，真想揍她，但我必须克制。我大声说：“去哪里？去达仁小学看一个熟人。您能放我两小时假吗？”

“不行，不行！”她红着脸说。

我知道她不喜欢达仁小学，因为马先生是位进步思想家，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的先锋。他把像峙山那样的一些女教师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女教师用现代的观点，而不是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观念来教育学生。他的内兄、我们的校长一直反对他，这我知道。老实说，我是要气气她。我继续说：“我双亲不谅解我，这我还能理解；作为一位现代妇女，有幸获得了文凭，已荣任教师的您，理应成为我们的榜样；可您竟站在我父母一边来压迫我。这我实在不理解了。难道您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同父母作斗争吗？我不想在学校里让我父母的代理人来监视我。我没干什么不光明的事。相反，您应该帮助我反对我那专制的父母。”我几乎哭出来了，但此处不是我示弱的地方。

女学监气得脸色苍白。“只要您是我校住读生，我就得管您。否则，我也无需花这份精力。您还是同您家长说去吧！”她转向正进门的一个女学生。我离开办公室，给峙山和马先生打电话。以前我能读到他们的信，现在只能听他们的声音了。

当初我要住宿是为了有更多的自由，现在我看清了，还是不住宿为好。我无需为此同双亲进行斗争。我对母亲说，学校伙食太差，宿舍太冷，她立即回答说：“那就住在家里吧！”这样，她更放心了。

从此，我家马车每早送杏姐和我去学校，下午再把我们接回来。我立刻利用午间机会，不吃中饭，和杏姐一起去达仁小学。这种冒险和短暂的会面使我兴奋无比。马先生是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男子。他戴眼镜，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嘲讽的微笑。他总能恰如其分地嘲讽他人。大部分同时代人不能理解他，不能对他作正确的评价。反之，我却尊敬他，钦佩他，感激他。我还结识了一些女教师，其中有后来成为周总理夫人的邓颖超，未来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当马车没有来接我们，我们要自己坐洋车回家时，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先到达仁小学愉快地过一会儿，然后回家。路很远，洋车只能慢慢跑，回到家里，母亲也不能说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补上几门成绩差的必修课。我的中文总是全班第一，教师常常夸奖我的作文，并让同学以我的文章为范例，这使我很窘。我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感到悲哀，因为父亲曾说过，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好中文。英语我也常常是第一。我开始怀疑女师，难道我还得呆四年？我在这里究竟能学到些什么？如果不留在这里，我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折磨着我。

有一天，我班一位美丽聪慧的戴小姐得病五日后，猝然逝世。全体同学无限悲伤，我们决定为戴小姐开一个悼念会，请她家长、全班同学、全体教师和校长参加。我中文最好，老师让我代表全班致词。我从未听过演讲，我不知所措。教师上午通知我，下午两点就要举行悼念会。我想推辞，但拗不过全班的意思。我打电话向马先生求援。他说：“别担心，我给你拟一个简单的发言稿，一小时内送给你，你只要背下来就行了。致词时要慢，声音要响亮，同时眼要看整个大厅。拙劣的演说者说得不是又快又轻，就是大声喊叫，眼睛只盯着前面的几个人。你别怕，大胆些！”

我放心了。正午十二点我收到稿子，我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背了一会儿。我记忆力好，很快就背熟了。悼念会于两点钟在礼堂举行。邀请的人全都前来出席。担任司仪的中文教师说得很好。该轮到校长讲话了。谁会想到，校长竟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他站在讲坛上，一句话也说不出，几乎要哭出来。最后他勉强说了几句，就匆匆下来了。

演说一定够难的，连校长都不行！现在该我了，我的心剧烈地跳着，像是奔赴刑场。手里也没拿讲稿，我毅然走上讲坛。突然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我冷静地、生平第一次站在听众面前。

这最初的一刹那至关重要。这是听众和我之间的一场神经战，必有一方获胜。如果我丧失勇气和信心，便会像校长一样被听众征服。人们渐渐安静下来，终于鸦雀无声。我马上意识到，我战胜了听众。我镇静地慢慢地演说。我声音宏亮，又像自远方滚滚而来的波涛一样雄浑。我两眼环视台下人群。在阵阵掌声中，我信心更足，愈益镇静。

结束时，我赢得了整个仪式中最热烈的掌声。悼词中谈到了妇女解放、和平等等，我为我表达了这种思想而眉飞色舞。会后我受到许多人的赞贺。

翌日，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从此以后，我在任何活动中都代表我班。我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荣誉。有一次，我带领全班到校长那里请求组织女童子军，但没有成功。

我不爱学缝纫，在家里已经做够了，我索性不上缝纫课，我还撺掇别的姑娘也不去。“我们要就此表决。表决是我们做人的权利，就像男人一样。”我大声宣布。这样一来，别人也不上了。我也放弃了绘画课：“我不想画，每个姑娘最后都能学会。”我的任务重大，也重要得多。

女教师因为我都向校长诉苦。一天，校长来到我班说：“我在美国留过学，我在这儿当了三年校长，我们有十五个班级，我还没见过像你们这样一个班。老是不安分，老是提要求，老是做些离奇的事。我希望你们今后以其他班级为榜样。纪律是必要的，你们班也不能例外。”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对女师越来越失望，我想转学。天津只有一个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学，它不合我的要求。虽有著名的南开中学，但只收男生。我打算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写信，恳求他为女子打开中学的大门。我和同学们谈了以后，许多人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有些认识中西女学学生的同学和她们谈了我们的目的后，她们一些人也愿意参加我们的请愿行列；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

我起草请愿书，由马先生稍作润色，我们签了名，寄给张伯苓校长。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张校长要求面谈的通知。我有些害怕：我写还可以，但亲自与一位名人谈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该和他怎么说好呢。

这一天到了。我们选出五人为代表，我是其中之一。一位黄女士年纪稍大些，做过事，有经验；我们推举她为与张校长谈话的发言人。

下午我们到达南开中学。张校长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他的办公室很大，有一张写字台，中间是一张长桌子。校长是山东人，身材高大，约一米九十，看上去和蔼可亲，但又严肃端庄，手中持着眼镜，看书时戴上，谈话时摘下。

我们围着长桌坐下。他开始说，他看了我们的请愿书，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可是我们已在一所女子中学读书，为什么还要写这份请愿书？

我们沉默不语，他接着说：“别害怕，说吧！别以为我太高，大胆说出你们的想法，我很乐意听到。这份请愿书是谁起草的？”

黄女士说了我的名字。张校长看着我说：“写得很好。”

我一声不响。黄女士犹豫了一下，开始发言：“我们想在您领导的南开这个模范中学读书。如果您同意接受女生，或者为女子开办一个同样的学校，那样不仅是我们，还有其他许多青年女子都会对您感戴不尽。”

张校长脸上容光焕发，微笑着说：“很好。可我哪里去筹措资金呢？你们要知道，维持这所中学和南开大学对我已很困难。中学对日益增多的学生人数来讲已嫌太小；要扩充，既无地皮也无资金。我到哪里为女子中学找地皮？你们一定知道，中学和大学主要是靠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人的赞助才得以建成。中学是一处私塾改建的。我以前在这个私塾里任教。多亏一些人的善良愿望以及他们对教育的热爱，三十年前才创办了这所中学，三年前又建立了这个大学。我们资金缺乏，有时甚至一文不名。我们一直为资金进行不懈斗争。你们要知道，我们已取得了成绩。筹措资金是极端困难的，但我们不怕。形势越困难就越有意义，我们越要勇敢。我常说，容易解决的事我们兴趣不大。我们要有决心，要始终追求我们的目的，绝不灰心。现在我很高兴接受你们的委托，创办一个女中。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天津要有一个好的女子中学，这很必要。你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也有。你们没有钱，但给了我勇气。我们一起奋斗，以便取得成功。我要努力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先试试在附近租几间房子上课，下一步我们以后再看，我要竭力去筹措资金。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给了我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你们又推我前进了一步，你们一定要支持我：我们要努力共同创办一个女子中学。”

他让我们留下姓名和住址，我满怀校长给予的希望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他。

我仍秘密去达仁小学。

峙山为了妇女解放、改造社会非常积极活动着。我追随她的步伐，不仅帮助妇女，也帮助穷人和工人。我甚至和她一起行动。我把从学校和家里偷来的极少时间，同她一起秘密访问贫苦人家。我们敲他们的门，和他们谈心，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是否想免费上学等等，但他们并不感兴趣，有些家甚至给我们吃闭门羹。

峙山说：“和这些人谈话真不容易。他们不信任我们，更不理解我们。我们要有极大的耐心。”

我们在那些肮脏狭小的胡同里挨门逐户敲门，我们要和人民、穷苦的人民见面。有一次，我给二十个妇女上一节关于妇女问题的课。我从没上过课，也没有手表。起初我有些窘，但我侃侃而谈，讲个不停。当我突然意识到该停止时，已经过了两个小时。那些贫苦的女人仍安静地倾听着。

我们为妇女的自由、平等、独立而斗争。峙山带我去参加妇女运动集会，我们派请愿者赴京，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峙山笑着说：“你也想去吧！”她知道我父亲是议员。她是我遇到的最聪明、最文静、最勇敢、最精力充沛、最乐于助人的女子。我对她无限钦慕，很愿随她访贫问苦。

有时我回家迟了些，便寻个借口应付母亲。在家里我还要学中文，写诗作文。父亲要求我们着重学中文。我学中文要一直继续到夜黑，但我的思想总离不开妇女运动。

母亲从不提及学校，在她看来女子与学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有一次她问我学校的伙食如何？是否可口。

学校伙食极差：常常没有米饭，只有小馒头和四个菜，八个人吃。我不能对母亲说实话。我告诉她菜很可口，有土豆肉汤。从此以后，我们桌上经常有土豆肉汤，味道自然与学校里的肉汤迥异。

暑假来临，暑假后我不想再回女师，尽管大家对我很好。虽然校长对我的活动有异议，但我的成绩优良，他也无话可说。此外，我请求双亲为学校图书馆捐些钱，他们把我回家时剩下的二百元以杏姐和我的名义捐给了图书馆。校长深深为这种慷慨表现所感动，对我另眼相看。女学监好像也以友好的目光看待我——金钱发挥了作用！我认为，我在女师学不到什么，我要到别处去。

我和母亲谈到转学的事，她更加迷惑不解。她说：“起初你要上学，现在你已上学，又说学不到什么。父亲一直说，学校里学不到什么，更学不到中文。你要上哪个学校？我看哪个学校都一样。”

我反驳道：“不，学校不都一样，有好有坏。天津根本没有好的女子中学。其他城市一定有，例如上海。那里有许多女子中学，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好学校。”

我一想起上海这个南方城市，我曾在那里度过童年，我就更不想呆在天津。如果能在那里上学，我便无需天天回家了；多么自由！幸好和哥也想换大学。他一向喜爱南方。母亲每年都要去扬州。现在他插言了：“母亲，我建议：您带我们三个人去上海。如果我们找到学校，便在那里上学；如若找不到，我们便回天津。您反正也要到南方去。”

她经不起和哥的怂恿，于是就说：“我顺便带你们去上海。你们要是找不到学校，那就安心呆在天津。然后我再到扬州呆几天。”

在秋天的一个阴暗的下午，我们陪着母亲搭津浦火车去上海。列车渡长江时，我想：“我再也不回天津了！我在上海除了上学以外，还可做些社会工作。峙山对我说过，上海有众多贫苦的工人和居民，海员和妇女，要把这些人从地狱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夜半火车停在徐州换车头。以前我们从上海到天津时，曾在徐州过夜。记得那天凌晨，我身感不适，保姆拉着我奔向北方，奔向死亡——而现在我拉母亲奔向南方，奔向生活。深夜万籁俱寂，火车头嘶鸣着，冲破黑暗，把闭塞、愚昧、烦恼、苦闷甩在后面；破晓时，我们到达南方这片绿色覆盖的黑油油的大地了。看到头戴草帽打着赤脚的农女在田里劳作，我油然萌发了回乡之感。记得母亲当时的诗作：

一村过去一村来，

茅屋颓萎户半开，

云树苍茫天地合，

英雄自古出蒿莱。

母亲是位诗人，而我已是个妇女运动者。

我们住在上海一家老式旅馆里：一进门就弥漫着潮湿气味，到处一片黑暗；一间大厅出租专供婚礼使用。时值多雨季节，老天爷在我们窗外不停地编织水帘。母亲不想拜访亲友；她认为，只有亲生母亲才能容忍我们要来上海求学这种任性。别人会嘲笑我们；不仅嘲笑我们，还要嘲笑母亲。

我们在上海不见外人。讨厌的雨下个不停。我们还得出去找学校。哪里去找？我建议去基督教女青年会打听打听，因女青年会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们或许会帮助我。我们乘出租汽车到达那里，一位女士接待了我们。母亲说明来由，这位女士有点惊讶，想了一下，问道：“你们从哪里来？”

“从天津来。”母亲答道。这位女士竞叫了起来：“什么，从天津来？从这么远的地方来？难道天津没有女子中学？”

倒霉的女教徒！像是浇了我一头凉水。我意识到她的一席话会起什么作用。倒霉的女教徒！我急忙插嘴：“天津的女中很不理想。您能告诉我这里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吗？”

“当然。城外有一个上海最好的女中。”她把地址写给我们，我谢过她，雨又把我们送回旅馆。

母亲抱怨不休：“你看，这多冒失！连女青年会的人都奇怪！真可谓之前无古人了。还是迁就些：住在天津嘛，就在天津上学。哪有换来换去的。和哥要换大学这是另一回事，尽管在这方面我有看法。可一个女子中学，好坏有什么关系，你们总有一天要出嫁！”

我求母亲，还是先去看一下，反正我们已经到上海了。她只好点头。

翌日，我们乘出租汽车来到这个上海最好的女中。校园确是幽雅宁静，赛似公园。细雨把如茵的草地润得绿油油，校舍是欧洲式建筑，完全是贵族气派，与我理想的学校大相径庭。

我们与女校长洽谈后，母亲不得不把我们俩留校试读几天。她们要了解我们的文化程度，尤其是英语程度；我想知道同学们的思想情况，特别是进步思想情况。下午，我和杏姐带着我们简单的箱子来到学校。当天晚上，我和姐姐合睡一张床，屋里已睡有两个女生。女生们不穿制服，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多用英语交谈。伙食好得惊人。晚上，我和几个女生聊天，想知道些学校情况。

一个女生说：“噢，这里很美。吃得很好，英语学得很快，那些女教徒对我们很好。就是学费贵些，但也值得。”

另一个说：“如果你不信基督教，就会受到歧视。”

一位终于理解了我，她说：“你会失望的，这里的女生除了穿着打扮，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头脑里空空如也。连教师也不关心妇女问题，更谈不上社会改革了。你怎么能在这里上学呢？”

这真令人失望。

“这真可悲。上海还是个充满贫困和不公平的城市。这里有多少事需要我们去做！你在这儿还要上几年？”

“还有半年我就毕业了。然后回湖南老家去。”这是一位装束入时，俊俏的姑娘对我们说的。

杏姐和我决定不留在该校。第二天一早我们回到旅馆。母亲又惊又喜。我求她让我们再找一个非教会学校。女师的体育老师曾写给我这里一位教师的校址，我们和母亲一起来到这个学校，那位教师恰好不在。许多年轻姑娘在校园里欢蹦乱跳，我衷心希望她们别跑得太快，跳得太高，以免母亲吃惊。有人给了我这位老师的住址，我们便去她家。她和她丈夫接待了我们。她丈夫看到我身强体壮，建议我学体育。我不爱体育，我说明我希望上的学校。女老师说：“我们懂得你的意思，但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女中太少了。”

我失望已极。母亲决定送我们俩回津。和哥在上海找到了大学。我对张伯苓校长的话抱着希望，所以同意回津。此外，我也很想念峙山和马总编辑。

母亲兴致很好，还要带我们绕道扬州。和哥说：“您老人家总去扬州，还不腻呀！杭州西湖您还没去过，我们为什么不游一趟西湖呢？我们还有五天才开学，我们去西湖玩五天吧！这样上海您也没白来。”母亲欣然同意。

从上海到杭州只要几小时。夏末的一天，我们到达杭州，住在西湖旁一家旅馆里。西湖景色美不胜收。尽管我心情沉重，满怀失望，但它的秀美还是使我陶醉。眼前展现出一幅罕见的画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绝非虚词；“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说得也有道理。西湖面貌变幻莫测，气象万千。是啊，它的容颜、色彩、神态瞬息万变，越变越美。如果只谈西湖十景，那未免是管窥了。

葱郁群山依偎着它。水稠如油，柔如丝，碧如玉，叶叶轻舟往来无声。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享受这名湖夜景。整洁的公路蜿蜒于旅馆和湖面之间，狭长的公园镶嵌在湖身四周。饰着彩灯的小船流星般在湖上明灭，比白天更夺目。隐约笛声随风入耳，沁入心扉。月华照水水如镜，镜映西子美佳人。此情此景使我不自觉地想到爱情。这一夜我怀着甜美的梦想酣然入睡。

翌日，我们要出去走走。和哥拿着导游图，默默地总把我们带到景色优美的地方。母亲扶杖而行，经常落后，我们只得等待。我们在庙里吃午饭。庙外修竹扶疏、院里通种瓜菜，和尚用竹笋和各种蔬菜为游客烹制我生平从未尝过的佳肴美味。但闻钟声远近，但见几净窗明；到处恬淡宁静。不愿与生人接触的母亲却乐于同和尚攀谈。饭后，他们端来香茗。如果我说这里的菜肴无与伦比，那么在我品茗之后，我再也不愿意喝别处的茶了。他们用泉水烹制香茗。一杯喝下去，顿觉神清气爽。一切希望和失望，进步和落后，今天和明天，生与死都置之脑后了。龙井品茗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难以忘怀：我们观鱼花港，小坐桌旁。茶房送上香茗和一碟饼干。和哥看了看饼干，不满意地说：“这饼干也太差了！”茶房笑着说：“这茶是给您们喝的，饼干是喂鱼的。”我们只得哑然失笑。

坐轿归来，夕阳灼背。临近市区要穿过一些狭街小巷。巷里弥漫着香火气味。家家敞着大门，可以窥见屋里都供着佛像，香烟缭绕。一些妇女端坐门旁，手握佛珠，嘴里念念有词。市里商业区，除了著名的杭州丝绸以外，还有剪子、刀、扇子、小核桃、笋干和菊花茶等杭州特产。我不由得想起了天津那些在我家门前叫卖的南方小贩。

回到旅馆我们才感到疲乏。晚饭后我们在阳台上闲坐。一股诱人的香味飘来，原来是一个小贩，肩挑小炉，炉上煨着白皮绿仁的白果。母亲一直不让我们吃这种果子，她说白果有毒。但这天晚上她自己也破例买了些，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欢乐嫌时短，五天转瞬即逝。和哥说：“这儿太美了，不是吗！母亲，您最好在湖边盖一所房子。”

母亲轻声笑道：“我们可没这笔钱。”有多少时日母亲没有如此高兴过了！在南方我们如鱼得水：我们是南方的孩子。杭州的一切都这样优美，这样宁静。我羡慕和哥留在上海。我怀着无限怅惘的心情同母亲和杏姐返回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