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七）（第十章下）

我听从大姐的话，由她带我去梁先生家。他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他恰巧不在。他弟弟接待了我们，说梁先生马上就回来。不久他就回来了。大姐面带微笑，亲切地同他交谈——她善于交际——并把我介绍给他。梁先生和我握手，用他那深邃、富有表情、聪慧、忧伤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身上一阵战栗。还从没有一个男人握过我的手，从没有一个男人这样盯着我。我感到自己成了他的牺牲品。他是个文静的青年，他那深沉宏亮的声音略带伤感。他同大姐谈他们共同的朋友，谈峙山和她的丈夫。他已经知道我的情况：峙山把我的事告诉了他。

“她多大？”他问大姐。

“十六岁。实际才十五。她因为出逃才梳个髻。”大姐答道，并问他弟弟的年龄。

“他十九，我廿五。光阴似箭啊！”梁先生又解释说，自他母亲在广东去世以后，他和弟弟一起在北京已生活五年了。

大姐抱歉说，她该走了，并请梁先生过后送我回去。

“我当然会送她。是西门旁的小胡同吧？”

我独自留在他们那里。他弟弟一声不响。我同梁先生谈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谈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谈论贫富之间的差别。我有点胆怯、害羞；但我的观点相当激进。梁先生同我的看法一致，并向我介绍了社会问题中其它一些思想。我很受鼓舞，但我不能忘记时间。不久我便向他弟弟告辞，由梁先生送我。房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我像掉进了黑暗的海洋之中。我还从没有在这样漆黑的夜里独自在外面呆过。我不闻不见，也无法行走，只好站住不动。梁先生走了几步，只听到他的声音：“北京的胡同真黑。”

他走回来，拉住我的手。道路崎岖不平，因为下雨时被载重汽车辗出一道道深凹的车辙，干后坚硬得赛似铁轨。地面像海浪般呈波浪形。我心中充满幸福之感。但愿世界永远这样黑暗，道路永远这样难行，只要我还感觉得到梁先生的手，世界便不黑暗了，道路也不难行了。他要把我引向光明。不，不，他就是我的光明。我愿这世界无边，黑暗永存；这样我俩将永远、永远手拉手前进。我不要白天。白天来临，我又要独自一人，不知何处去，何处藏身。这是我的生命之路，谁会领我走完这条人生之路？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我也毫无遗憾。梁先生沉默不语。他是否感到我的手软弱、不坚强？

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灯火通明的大街。梁先生放开了我的手。周围相当明亮。从这里到大姐家已经不远了。梁先生建议步行，我欣然同意。我们很快到了大姐家。大姐谢了梁先生，并请他后天晚饭后来喝茶。梁先生答应了，并与我们告别。大姐问：“你是步行，还是坐车回去？”

梁先生答道：“我走回去，今晚外面很美。”我多想同他一起去，一起散步！外面是这样美，即使在黑暗中也是如此，因为他就是光明。

双亲对我的要求不作答复。昌弟来信说，他认为我糊涂之极，因为我以为五百元钱便可干些什么，当我无钱可花时，无论如何我还得回去。

双亲显然可以忍耐，但我不行。我要开始我的新生，而且尽可能快些。我想不如离得远些，如有可能，甚至离开中国。我同大姐说：“我不愿再偷偷摸摸等待下去。我认为同我父母谈判是不可能的。”

大姐考虑了一下说：“到哪里去呢？我从一个团体那里听说，他们不久要送大批男女学生到苏联免费留学。我们到那里去打听一下好吗？”

“好，我们就去。”独自离开中国的想法鼓舞着我。我们找到该团体。一间小屋里有许多人在进出，显得生气勃勃。大姐与一个男子洽谈，他说为时太晚，船已全部客满，不日就要开航。大姐又坚持：“是否能再增加一个位子？”

“可惜不能了，船已超载。”那人说。

又是白费劲。我又要继续等待。但大姐不久要到南京去。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第三天晚上，梁先生如约来了。我们三人坐在桌旁，桌子只有两边能坐人，另两边一边靠墙，一边靠床。小煤球炉把整个房间烘得温暖如春。大姐预备了好茶，买了些点心。梁先生能说会道，谈得娓娓动听，而大姐也是个能与任何人交谈任何问题的人。我默默地听着。假如不是我的事情使他们俩伤透脑筋，这席谈话似乎对我大有教益。大姐不久要离开北京，我不能单独留在这里，与我双亲的谈判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怎么办？我不想再等待，而要继续前进，梁先生不同意我这种激进的态度。他深知人们由于无钱而遭受的痛苦和不公正，所以他不愿我轻率地断绝与家庭的联系，独自去过艰苦的生活。

“最好是你父母由于爱你终于允许你上学。人无钱不能学习，许多青年为了干活糊口不得不放弃学业。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如何发展，这是我的意见。关于住的问题，在北京还比较好办。不住私人那里，可以住在像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团体里。你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你父母就放心了，即使将来你再回家，这对你也会大有好处。”

大姐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就说：“我知道一些情况。明天我到学校去和胡适教授谈谈。他也是安徽人，或许会帮助你，把你推荐到基督教女青年会。若能这样是最好了。明天我就去办！”

就这样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我虽不太赞成，也难以反对。接着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事情。谈兴正浓。这时有个小贩在叫买柿子。他的吆喝声听来凄切得很。

一贯热情好客的大姐站起来说：“我去买一点。”不久，她买来四个冻得像石头的大柿子。“怎么吃法？”梁先生问。“小贩告诉我，要把柿子放在凉水里浸化。”大姐说。

“我不明白，”梁先生说。“为什么不放在热水里泡。”立刻，他把柿子放在炉子上的开水壶里。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吃了半冻半煮的柿子。这是我在北京度过的最快乐的一晚。从此我们三人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梁先生告别时对我说，他一定帮助我。我应随时找他，不断告诉他天津来的消息。“还有一点，”他补充说，“如果你住进女青年会，最好不用真名。不用周姓，改姓钟，把铮改成静字。”

大姐陪梁先生到门口，回来后对我说：“他多聪明，想得周到，又和蔼可亲。把你一人留在北京我也放心了。”

我将不能常见到梁先生，也许再也见不到，这我知道。

第二天，大姐一早就到北大去等胡适教授。中午她笑容满面地回来，给我看了胡适写的纸条。她告诉我他特别愿意帮助他家乡的一个这么勇敢的女子。他在纸条上请女青年会给我一个房间。

下午，大姐带我到女青年会找会长商谈。那里一切都是欧化的。一位身材高大、美丽的女士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大姐递给她胡适教授的推荐信。女士念着字条，用一口山东话说：“啊！是胡适教授的信。一个房间？我得去，问问我的秘书。这事急吗？”

“是的，这事很急，因为我后天就走了，这个年轻姑娘在北京举目无亲。最好明天您就给她一个房间。”

“明天就要？我想这里已经住满。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们要去看一看。”

后来女秘书来说，女大学生周小姐——偏偏与我同姓！——还要住三天；另一间早已住人。那位女会长考虑了一下，又与女秘书商量一番。我听她反复说：“是啊，是从胡适教授那里来的！”最后那位女会长十分亲切地说：“您愿意和周小姐先伙住三天？她走了你就可以独住。”

我当然愿意。大姐感谢女会长的盛情。“叫什么名字？”女会长问。

“钟小姐，名静。”

“好了，明天就搬来吧！”

大姐再次道谢，表示明天下午把我送来。

我并没有因找到今后的落脚处而高兴。首先我得继续等待双亲的决定，他们看来想赢得时间；其次我将失去大姐。她对我来讲，比一个姐妹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不得不一个人，孤独一人迎接一切困难。梁先生虽在这里，他虽要竭力帮助我，可我却怕他。更确切地说，我倒不是怕梁先生，而是怕我自己。因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同他交谈越多我对他越钦佩，这很危险。我不能爱上他，我决不可这样做！我内心作了这样的决定。这样我在北京便成了孤独一个人。

我仍将小包夹在臂下，和大姐一起坐洋车来到女青年会。我心情沉重，比离家出走时还要沉重。大姐把我安置好，并祝我万事如意之后，我真想哭——就像一个站在马路中间的迷途的孩子。但我暗下决心，要独自斗争到底，寻求一条出路；我不该哭。大姐走了，我独自坐在屋里。天已黄昏，令人讨厌的黄昏！令人难熬的黄昏，真难熬啊！

吃晚饭时，女会长把我介绍给她的五六位同事。她们都很和蔼，她们的礼仪相当欧化。女会长是留美的；其他人也都与美国人有关系，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饭菜是中式的，但吃法却是西式的。每人面前放一只盘子。她们在进餐之前都低头祈祷。我等她们祈祷完才开始用餐。我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我便一声不响，这大概是最简单了。此外，我心情沉重，过于考虑自己的问题，所以根本不愿见人，更不想讲话。她们或许能够理解她们之中这个最年轻、头梳发髻、不施脂粉的女子的态度。她们大概认为，我是由于处境困难而不是无礼貌，才一声不响。

从这天起，只有一天两餐我才离开房间。早上我不吃东西。除了特殊情况，我从不离开女青年会。同屋伙伴周小姐要深夜才回来，因为她是个学医的大学生，还要在医院实习。我多想和她一样！ 有人喊她或叫她去接电话时，我总以为是叫我。我的心直跳，但又立刻想到我还得隐姓埋名。

三天后，周小姐离开了这里，我独自住在这间暖和的小房间里。其实，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我的思想根本不在这里。我收到大批邮件，要写许多信，还要为报纸撰写诗文。我的思想完全投入斗争之中，无暇注意个人琐事。如若不是终归要吃东西，我也无心到饭厅去。幸而没有人找我聊天，我在饭厅里只说一声“你好”，然后再说一声“再见”。

这样日子长了，那些信教的女士们自然产生了好奇心：这个沉默寡言，为人谦逊的年轻姑娘在忙些什么。有一次，我甚至听到她们提及胡适的名字。其中一位说，这姑娘是胡适荐来的，当然没有问题。她或许还希望，我能谈些胡适的事。我根本不认识胡适，从没见过他，也没读过他的东西。父亲认为，胡适是个文学叛逆。关于胡适我讲不出什么，但不能让她们知道。我最好保持沉默。

信件源源而来，仆人甚至半夜敲门给我送来快信。快信昼夜都送。我几乎天天接到电话。梁先生打电话问我天津的消息，我的身体如何……。有时正好在吃饭时来电话，以至所有女士都注视着我。梁先生也用极优美的字体和诗一般的文体给我写信。他的信每次都给我带来快乐，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次，刚吃完饭，一个仆人来对我说，有位先生要见我。他被领进大厅。所有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我窘态毕露，满脸绯红。一位先生——这只能是梁先生。尽管我需要他，喜欢他，甚至爱他，但我不希望他此刻光临。

我走进大厅，与梁先生打了招呼，除了他已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以外，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只希望他快些离开这里。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他对面，不敢看他一眼。显然他已察觉到我的不安，很快就告辞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但他不断打来电话，并继续给我写信。我仍静静地爱着他。那天晚饭时，女士们更加注意我。她们的目光好像在说：我们要等着瞧。没有人问我。我只听到她们谈话时说“年轻人”，目光又都射到我身上。

但我仍保持沉默。 

可没有一个人能指责我。我几乎足不出户，除了有一次我被大姐的女邻请去吃晚饭。因衣衫单薄，回来时我受了凉——夜里就病了。另一次，由峙山介绍，我不得不拜访两位广东来的女教师。回来时，我差点在洋车上晕过去；我从未领教过北京的这种严寒。我既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既没穿暖衣，也没穿暖鞋。血液好像停止流动，我冰冷的身体缩成一团，脑袋像块木头，脑子里一切神经都痉挛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时，我已不能下车。于是像树枝从树身掉下来似的，我从车上跌下来。像具复活的僵尸，我慢慢走进房间。

从这次经历中我体会到，我唯一的这件衣服太单薄，晚上不能再出去了。白天我若想活动活动，吸点新鲜空气，我便从一扇大门到胡同里去，再以另一扇金鱼胡同的大门回来，如此而已。我不敢走远，怕人认出我来。我简直像一条在玻璃缸里转游的金鱼。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这里我有向往未来的自由；这里我可以笑，可以笑，可随意梦想。

《新民意报》在满了讨论我的文章。此外还发表了我双亲、我的塾师、我的和读者的诗歌。

塾师用笔名写了一首题为《小鸟》的哀歌。他嘲笑我连小鸟都不如，因为小鸟长大还知反哺其母。我写了一首回答塾师：

是谁不识甘同苦，

小鸟诗章骂不仁。 

我执断肠来问汝，

世间谁是无情人。

母亲的诗写道：

鞋样将来比短长，

挣挣犹自为儿忙。 

谁知汝志真坚决，

求学心诚不念娘。

父亲的一首诗这样写着：

求神问卜何复能，

都道归来十五前。 

匆匆今朝已十五，

依然骨肉末团圆。

我记得自己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寒风刺我着衣单，

午夜挑灯坐不眠。

有志不为难苦退，

女儿一样似儿男。

双亲想拖延时间，直到我孤立无援。但我无视饥寒，仍不屈服！

圣诞节来了，它对我毫无意义。但对女青年会人士来说，圣诞节却是一大节日。有些人回家团聚，其余的人在大厅里放一棵圣诞树以示庆祝。她们今晚不会让那沉默寡言的姑娘留在自己房间里。女会长在吃午饭时已说过，要我今晚和她们一起度过圣诞之夜。我表示了谢意，并婉言拒绝了。我以没有好衣服作为不能参加的借口。这些女士们坚持要我去，穿这身衣服就行。基督就是为拯救穷苦的人而降生的……。我不能——实在不能推却她们的盛情。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庆祝圣诞。

我第一次看到圣诞树，它被装饰得五光十色，光彩夺目。但我的心却一片黑暗，这样的欢乐也难以将它照亮。大厅里一片欢声笑语，精彩演唱此起彼伏；但我一如既往，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出于礼貌才莞尔一笑。我非常感谢她们想到了我；否则当我听到大家在隔壁笑语喧天，我会倍感孤寂。

圣诞节过后，中国的新年即将来临，编辑部所有的人以及梁先生都认为，我最好在年底以前，与父母达成协议。没有人赞同我独自走向世界。有人写信对我说：“生活是艰难的；无钱难以成事。如你与家庭达成协议，就可以上中学、大学以至留学。穷学生太多了；你要利用家庭的财富。生活无情，挣钱困难，别人的帮助是难得的。你还是与双亲协商吧！”最后，总编辑马先生建议我向父母提出回家的三个条件：

1.姐姐和我立即上女中，以后上大学；如有可能还出国学习；

2.姐姐和我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由；

3.父母应立即送姐姐上女中作为同意的保证。以上条件应由父母在他们挑选的证人面前签字，只有这样我才回家。

我昼夜冥思苦想。我不重视金钱，我简直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但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永远只身一人，那才可怕。钱可以找，也准能找到；但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到哪儿去找？所以最好还是回家。于是我向父母提出了这些条件。

双亲接受了条件，送杏姐去天津女师考试入学。总编辑马先生向我描述了杏姐到达天津女师时的情景：“你姐姐考试入学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女师。校长和五百名女生从报纸上已知道你同双亲的斗争。所有的人，包括校长（他是我内兄，可惜很保守）在内，都想一睹你姐姐的丰姿。当时我也在场，不是出于好奇，而是由于需要。我求我内兄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你姐姐。想一想，如果我这位严厉、死板、保守的内兄不录取你姐姐，那该怎么办！幸好这次我内兄却意外地与我的看法一致。你姐姐由一个女仆陪着，乘一辆马车来到女师。我还无幸结识你；但你姐姐看来十分瘦弱，梳条辫子。只有她一个人在礼堂应试，因为现在不是招考时期。礼堂有四扇大窗，所有窗口都是姑娘的头在攒动。我想，假若你在这里，窗户都要挤坏！这很自然：有多少富家姑娘会想到斗争？入学考试进行两天。现在你姐姐已被录取。年后她就要入学。此外，校长对我说，你姐姐中文和英语都考了‘优’。”

胜利在望。但我无法相信，父母会谅解我，我可以肯定，回家后，我们之间还会有许多矛盾。因此我又补充了第四个条件：我回家之后，双亲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也不要对我横加指责。总之，我不是作为胜利者回去的，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我要注意双亲，提高警惕。

我开始作回去的准备。唐小姐是我拜访的两位女教师之一，她要陪我回天津，因为她也要回家。我预订了三只银别针作为杏姐、昌弟和我合作的纪念品。别针的红色背面刻着“牺牲”两个字。这时我突然想起母亲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北京的特产，我买了一些。唐小姐帮助我准备一切。在离去前一天，她来帮我和女青年会结账。她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当我在女青年会吃最后一顿晚饭时，女会长突然对其他女士们说：“诸位，大家还不知道，我们这里住着一位女奋斗者周小姐。我们的钟小姐实际上就是安徽大族周家的小姐。她是胡适的同乡。如今她争得了上学的权利，那是她双亲原来不肯给她的权利。明天，她要离开我们。我们要向她致敬，并祝她前途光明！”

我满脸通红。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女会长肯定是昨晚从唐小姐那里听到的。我非常感激她，特别是她能让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她对我说：“我现在懂得您为什么沉默了。如果我们早些知道，我们或许能帮帮您。”我由衷地笑了，我很久没有这样自然地笑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与唐小姐在车站会面。我是在黑暗中到达的，那时几乎看不清什么；今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它。我不再害怕了，即使被哪个亲戚认出来，我就说：“我回家去。”但梁先生不能来车站。我非常想看到他！ 我在电话里向他告辞，他也祝我前途顺利，并答应继续通过编辑部给我写信。

火车动了，缓缓离开了我逃亡的城市北京。我向后眺望，只看到一片黄色大地。可我的心仍留在北京。这宏伟壮丽的城市我竟没有仔细欣赏过。我认识那黑暗的小胡同；我不能忘记在那里萌发的爱情。北京和梁在我心中融为一种爱情：我越想北京，就越爱梁；我越爱梁，就越想北京。我把心留在北京，带走了爱情。这种爱情将赋予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给我重返北京的希望，以便仔细观赏这座城市，与梁重逢：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一个奋斗者回来了。她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事业，她只是开辟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将遇到众多艰难险阻。

我们很快到了天津。和哥和他的一个同学在车站等我。见到亲爱的哥哥使我高兴非常。我告别了唐小姐。和哥把我介绍给黄先生说：“黄先生是证人。我们到候车室去吧！”我问和哥，是否一切都像我希望的那样。和哥向我保证，双亲已声明一切都同意。杏姐已上学，父亲不在家，去安徽安葬祖父，母亲在等我。他们绝不提这事，我可以放心。和哥对我说起话来就像个亲爱的小爸爸。他也许想说：“你为什么干这些事情？”但没有出口。黄先生点点头，也补充说，一切都谈妥了，我不用害怕。和哥谢过黄先生，车子把我们俩送回家。

二小姐又回来了。她出走时是个小偷、逃犯，而现在作为胜利者回来了，没有人议论。这事也就发生在城市富家；如在农衬，她绝不能活着回来。这是仆人们的看法。

大家都看着我，没人敢说什么。下车后我径直到母亲屋里。她坐在梳妆台前——还是那熟悉的场景，好像我从没离开过。我在她面前跪下：这个穿着黑裙、戴着发髻，如此拘谨跪着的小东西在等着母亲一句话。母亲说：“起来吧！”我站起来一看，她已泪流满面。母亲只有在真正伤心时才流泪。我伤了她的心。她不再说话。我为她擦干了眼泪，小声说：“母亲，别再难过了，我回来了。我只想上学。我在北京，关心我的人都是些规矩的好人。常言说：要知母如何，但看孩着衣。您看，我穿得多俭朴，这说明我没和坏人来往。我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您可以到那里打听我的一切。”

母亲叹了口气说：“去叫开饭吧！”

我离开母亲的房间，去杏姐和兄弟们那里。“看你多瘦啊！你多瘦小啊！”杏姐说。

她扭转我的身子，仔细看我的发髻和裙子。我像个从战场归来的小兵开始叙述自己的经历。我真想说：“你们还不认识人生，可我已经认识了！”我详述了一切、一切，就是没谈我心中的爱情。

吃午饭时，我像姐姐那样，梳条辫子穿着长裤，一如既往。母亲又和儿媳与两个女儿坐在饭桌旁。和以前一样，吃饭时全无声息。饭后，我们照例去母亲屋。我像个诚实的使者将留在杏姐箱子里的和在北京剩下的钱交给母亲；我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留下。母亲没说什么。然后她问和哥：“电报你打了没有？”和哥说打了。我知道是打给谁的，为什么打。这时进来一个女仆，代表仆人为特别赏的“喜钱”向母亲道谢。这我也明白。可怜的母亲，她心里是多么高兴！

晚上，母亲和我们一起玩牌。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摞铜子儿。我们玩牌没有输只有赢。当晚正是除夕。由于家里办丧事，所以不过年。母亲在默默地庆祝。我真喜欢这个新年，因为它是我新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