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一）（译本序、 前言 第一章）

《小舟》中译本序

郁风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五千年所没有的大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变化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内心感情。今天的年青人都会从历史课本、革命文献和文学作品中，牢牢地记住那个五四运动，但是他们已经很难像前辈人那样体会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中的感情。

这本《小舟》就是一位过来人以她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那是在她远离祖国三十年之后用德文写成的。然而奇怪的是作者记忆力之好，它显得那么清楚，一笔一画，色彩斑斓，就像是写昨天发生的事。可以想象，《小舟》在德国的畅销和迅速被译成英、法、意、荷文本，不是偶然的。它使那里的读者从遥远的年代和遥远的西方，突然窥见中国的一个角落，一个大家庭中的小姑娘的一组特写镜头，包括她周围背景上的一切细节，她被拍摄得那样真切，自然，未加矫饰。也许是女性的细腻赋予它这种特点，而妇女又恰恰是那个时代反封建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

周仲铮出生在安徽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曾被慈禧召见的总督，父辈各房已开始经营工商业。她的“家”虽在上海、天津的租界，住的是深宅大院花园洋楼，但封建世族大家庭的组织结构、生活规范、婚丧寿典的排场，仍保持着鲜明的历史痕迹。就单从这一点说，读者甚至可以从这一家族的雏形上溯到更大规模更遥远的大观园，从而更多地理解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高官贵族的生活形态。当然，《小舟》不能和《红楼梦》相提并论，它的幅度和作者的着眼点是完全不同的。

《小舟》正如作者自己所作木刻插图的风格：单纯，却又韵味无穷；天真，却又充满伤逝的哀愁。主人公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女到反抗封建束缚的斗士，既写了她的执着追求，也合情合理地写了她的软弱。站在对立面的母亲，既不可能超越在她心中是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规范，便只有将天赋的母爱抑制，扼杀在冷酷的行为中，而忍受着内心惨痛的煎熬。两代人之间的悲剧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特别是在大的思想变革如五四时代，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剧烈。随着时代的发展趋势，总会导致上一代人的让步或进步，作者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就符合了这个客观规律。

我认识周仲铮是在一九七八年她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当时她是作为画家来访问美协，我接待了她，并代表美协接受她赠送的自己的作品，这使她高兴得激动起来，因为她和她的丈夫西德汉学家克本先生，虽然不断捐赠图书给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南开大学，但是以她自己创作的画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这还是第一次。这之后我们经常通信，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去巴黎，她特地从波恩赶到巴黎，参观了中国参加沙龙美展的165件作品。同年九月天津艺术博物馆为她捐赠的三百幅作品举办展览，她为此回国到天津，我也去参加了开幕式。近几年她写短文和诗，在西德各地演讲，宣扬中国文化，为中德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她是一个有趣的人，从小由于爱笑而常受人指责。她初到北京时，用扬州口音的家乡话调皮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完笑得像个孩子。读了她的《小舟》我便想，直到现在仍然是那个少女小周，显然保持了同样的鲜明性格。她写作的语言风格有些特别，也许近乎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直观描写吧，似乎句句都出自未经考虑修饰的任性的思想，因而显得朴拙可爱。

我不知道怎样写“序”，这只能算与读者共同欣赏本书的读后感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小舟》中译本前言

这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小舟”是我的学名。为了获得这个名字，即为了能进学校，不得不在我和双亲之间进行一场斗争，不得不在传统的旧思想和进步的新思想之间引起一场冲突。

我双亲生于满清王朝，祖父曾任清廷总督。可是我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转折时期，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逃离了家庭。在《新民意报》和进步舆论的支持之下，我终于同双亲达成了协议，平安回家，并获准上学。本书的结尾是我在巴黎生活的开始，也是回国后又在传统的旧中国条件下新的痛苦的开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本书中叙述。

今天，这一切都已成过去。那些曾负我遭受痛苦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但愿这些往事只是一个时代的回忆：那个时代母女相互给予痛苦，而一方却在等待另一方的爱。

第一章

喇叭声中

母亲，我觉得我身上有你一点什么，

我对你怎会不了解？

母亲，你把我看作你的一部分，

你怎能不将我热爱？

母亲，我经历了自身的痛苦才懂得，

你的痛苦深似海。

母亲，我破碎的心教育了我，

你的悲痛是多么巨大、永久。

母亲，要知道，我虽身在远方，

却依然活在你的心里。

母亲，我希望一旦归来，

你仍将我喜爱。

听母亲说“男要午，女要子”。我哥哥生于一个冬日午时，我在四年后的一个夏夜降生。我们都适时来到人间。

听别人说，俗话讲，孩子不能生于外家。但我哥哥出生时，适逢母亲在扬州省亲，我出世时，母亲恰好在福建延平逗留，因我外公当时任延平道。我们又都不适时地来到人间。

我大约从小体格健壮，母亲说，我八个月已会走路。我的乳娘是位漂亮的福建妇女，我和我的一个姨表姐都吃她的奶。前几年，我曾遇到这位表姐。母亲说：“真不懂，同乳姐妹怎么一点也不像？你太好动，你表姐又太文静。”没满一岁，母亲带我到父亲做官的湖北武汉去。因乳娘不愿与我们同往，我只好断奶了。

中国小孩一落地便算一岁，过第一个生日时，便算两岁了。第一个生日要隆重庆祝。十岁生日时，要第二次隆重庆祝。过第一个生日时，孩子面前要放一只大盘子，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书、笔、剪子、尺、针线等物，让孩子去抓（叫抓周），然后根据孩子抓的东西推测孩子的将来。我过周岁生日时，一只手从盘里抓起一支笔，一只手抓起一根针。母亲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将来一定善于笔墨，善于女红。

当我竭力追忆遥远往事时，眼前总会浮现出我家后院的一条小沟，当时，我还很小，总认为那条沟很深。保姆拉着我的手在沟边走，我很害怕。听保姆说，曾有个男人跳沟自杀了。我心里总怀着一种恐惧感。我还记得那大石板路上的脚步声——那清脆、利索的脚步声。不久我们便离开了那处住所。

我们迁进一处更为宽敞的住所，那里有许多庭院和大大小小的花园。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间颇为空旷的房间里，在一盏挂在天花板中央的大煤油灯的黯淡灯光照耀下，保姆用双手扶着我，我站在一张长桌上高兴得手舞足蹈。边上还站着另一个保姆，她也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却一动也不动。他是我弟弟，比我小一岁。两个保姆正在聊天。我突然吓得叫了起来，开始大声哭喊，至少我认为有一只小虫从天花板上掉进我的耳朵里。两个保姆在我耳里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她们就放心了，但我仍继续哭喊，第二天便病倒了。保姆对母亲说，我好像是受惊了，她准备晚上到那间我被虫子惊吓了的房间里去，招回我那被吓掉了的魂儿，她手捧一位高香，在房里四周边走边喊：“二小姐，回来吧!回家来吧！”第二天，我果然好了。从此我就怕虫子了。母亲却说：“要是连小虫子都怕，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和保姆在一起。她每日早晚为我穿脱衣服，照料我的冷暖；需要添置东西时，就去请示我母亲。她领我上下楼梯，穿房过院。我双亲住在另一处。保姆大都来自农村，常常给我讲一些童话故事和乡村轶闻趣事，但不敢多讲，因为母亲不愿自己孩子听得太多。我生病时，保姆便呆在我床边，她和我睡在同一房间里。她的确很疼我，我一天也离不开她。我只是每日清晨给我双亲请安，在吃午饭、晚饭和晚上才见到他们。我在自己房间里吃早点。双亲对我来说无疑是神圣的，我很怕他们，他们不时纠正我的话语、步态和行为举止。他们要按自己的规矩，即孔夫子的规矩来教育子女！可我生性直爽，想啥便说啥，有时随兴之所至，会又哭又笑，这是不许可的。一次吃午饭时，不知我说了一句什么蠢话，母亲对我严加训斥，我放声大哭。她不准我哭，我却哭个不停。于是，她叫我的保姆将我从饭厅带出去。我边哭边喊边跳地被领回自己的房间。保姆试图用各种方法安慰我，可我哭得更厉害了。保姆悄悄把饭菜端到我房间里来；尽管我饥肠辘辘，但仍不肯吃。被驱出饭厅，躲在自己房中偷偷地吃，这我决不干。我只愿一件事，即母亲来；不管她愿不愿意原谅我，不管她想要说什么，只要她能来，能来就行！

可是，我如此热切盼望的母亲却没来。难道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情况？我为此非常难过。我是她的女儿，只要她说一句话便能使我满足。保姆一个劲儿地说好话，可我想重新获得母亲的心。每逢类似情况，我总非常悲哀。无论我如何想念母亲，她从来不来。难道我是个顽皮淘气的孩子？还是母亲铁石心肠？保姆不断叹息：“可怜的孩子！”我的心是如此悲伤，以至这第一次的失望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使我终身难忘。我使母亲失望，其实我不愿如此；她使我失望，可她还不知情。

我虽准时出世，但排行欠佳。大哥五岁夭折，姐姐在二哥诞生两年后出生，两年后我才呱呱坠地。家里有了一男二女。我为什么要继姐姐之后来到人间？特别是一年后又添了个三弟，四年后添了个四弟，九年后添了个五弟，甚至十五年后又添了个六弟，可他一生下来便夭折了。我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排行。母亲重男轻女，当我出世时，她曾希望养个儿子，我的降生使她大失所望。

我曾遭遇不幸：姐姐将我背在肩上，她滑了一跤，用手撑着橱子将我放下。我下来时将头碰在橱锁上，前额顿时绽开一道深口，鲜血直淌。但我一点也没哭，可能我已不省人事。只记得当时有人给我前额作了包扎。我被放在母亲的床上，当时我感到非常幸福，连疼痛也忘了。只听姐姐呆立在床旁隐隐抽泣。父亲大发雷霆：“你的小妹妹会死在你手里！”父亲一向容易发火。母亲则想到我的未来，她说：“前额和下颚属天庭地阁，绝对不能碰伤。”姐姐放声痛哭。可怜的姐姐，我为她感到难过。她一直是个文静的姑娘，从没做过错事，母亲也很喜欢她。现在她则要为我而哭。我扎了很久绷带，却没有死。十年后，我跌倒在一块砖头上，又碰伤下颚，鲜血直淌。母亲啊，我多么使你失望！

我三岁了。哥哥和姐姐已从一位家塾老师念书。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到书房去念书，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我还太小，但我不停地哭，直到父亲同意为止。但只许每天上午去，哥哥和姐姐却可以整天在书房念书。后来我也要这样，但需由保姆接送，因为书房在另一座院子里，我人还小，这条路对我来说太难了。父亲对我过早的求知欲十分惊讶，但认为我的要求并不坏，因此也就同意了。我是否真有求知欲，还只是为了同兄姊们做伴，我自己也茫无所知。我第一次跨进书房，就讨厌这位塾师。然而读书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我记忆良好，能迅速记住一切。塾师是母亲故乡扬州的一位秀才，人已中年，身体修长，聪敏睿智，面庞清癯，头稍微左倾。他只会说扬州话。我从这位塾师习字攻读，吟诗作文。我从三岁到十五岁的年月中，几乎每日晨昏都接受他的教育，以便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我生性好动，因此常遭训斥。

我觉得书房前的庭院极为幽美。四棵高大的香蕉树耸立假山上，蕉叶肥大。每逢雨天，雨打蕉叶时逐渐增加的簇簇声令人心旷神怡。这簇簇雨声有时妨碍我念书。树丛中挂着串串极小的香蕉，这些香蕉，从来也长不大。哥哥和我常偷偷摘下一些，吮吸那极为甜美的汁液。

有一天早晨，我和姐姐被从书房里叫出来，带到母亲那里。据说我们耳垂上要扎眼儿，将来可以戴耳环。我们到母亲房里才知道，正在给她梳妆的这个扬州女仆要给我们扎耳朵眼儿。我们为了美丽也就不在乎这几滴眼泪了。开始我们只戴线耳环，但不久就得到了第一件首饰：金耳环。

母亲禀性娴淑。我总觉得她抑郁寡欢，只有外婆来访她才显得高兴。外婆住在我家时，母亲始终心情愉快。家里气氛全变了：阖家欢叙，喜笑满怀，外出嬉游，佳肴美餐。母亲美丽的大眼睛熠熠发光，笑颜常开。她失去了父亲和三个姐妹，成了唯一的女儿。她每年要回故乡扬州探望外婆。外婆年年也要到我家来。我常听说，母亲挂念自己的亲人。舅父或舅母来都使她高兴，笑脸也就经常浮现了。

母亲非常爱自己的故乡。虽然她生在北京，但北京对于她，就像福建对于我一样不起牵挂。她的双亲是扬州人，母亲也在扬州长大。后来她在天津居住的三十年间，只去过北京一次。她眷恋故乡的一切，不仅眷恋自己的母亲和亲友，也眷恋城市本身：自然风光、乡土人情、方言习俗、美味珍品、衣料饰物、花草树木等等。总之，她热爱故乡的一切。她认为扬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人情笃厚，语言优雅，民风淳和，佳肴可口，菜蔬鲜嫩，河水甘美，食油芳香，手工精美，全都无与伦比，甚至女仆也不能不用故乡的。母亲爱吃家乡菜。与尚咸的京菜不同，扬菜尚甜。每逢年节，她必然会想起故乡的菜蔬和纸花。每件首饰、每块衣料、每件手工艺品无不引起她的思乡之情。母亲是否会因此而痛苦呢？不，她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痛苦。因为外婆来访和母亲探亲，扬州物品没有断过：女仆女厨、蔬菜瓜果、食油佐料、衣料饰物，甚至纸花，夜壶等等，我们的家几乎变成了她的故乡。当然，这里缺少母亲的亲人——母亲、叔叔、婶婶、堂姊妹等。她的亲戚人数逐渐稀少，她的笑脸也日趋消失。

我特别喜欢外婆。她来我家，我高兴极了。她既疼外孙，也疼外孙女；既爱活泼的，也爱文静的。我对此深有体会。每当她离去，我总伤心痛哭。一候发现离别将近，我便步步紧跟，以防她走。片刻不见，我便到处打听：她是否还在。有一回，我白白找了半天，有人告诉我，她没走。 可是一天过去了，仍不见她的踪影。将近傍晚，我预感她已走了，便死缠保姆，甚至她承认外婆已离去。大家原想瞒过我，以免我伤心哭泣；我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怨恨保姆不告诉我。那是一个晦暗的下午，黄昏将至。乌鸦在大树上盘旋，不时发出“呱、呱”哀鸣。我独自在屋里哭泣，哀叹不会再有人来我这里，因为外婆常到我屋里来同保姆聊天，这是我极大的乐趣。现在已不能指望再听到外婆的脚步声了。我一连多日闷闷不乐，又无人可诉说。不知究竟是谁闷闷不乐，我的外婆、母亲、还是我？

记得童年时，有一次掉了一颗奶牙，我不知该怎么办。母亲说：“如果是上牙，就应扔到地上隐蔽的地方；若是下牙，就应扔到屋顶上。然后才会长出美丽的牙齿。”我掉的是下牙，我的保姆把它扔上房顶。起初它滚落下来，第二次仍向下滚，但终于停住了。我高兴极了。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家屋前的荷塘。夏天荷花盛开，长得比我还高，真是荷花世界。芬芳馥郁的荷香和红白相间的色彩，对我俨然是个童话世界。傍晚同双亲去赏荷是一大乐事。父亲说，荷花是纯洁的象征，出污泥而不染。祖父给我起名叫“莲荃”，我非常满意。我一生从没见过这幅美景：双亲以荷做诗，母亲画荷，荷叶烧饭，荷花煎饼，荷花熏陶了我们的身心。

母亲当年的一首诗，我至今记忆犹新：

人去舟忘系，

漂流任晚风；

忽惊诗客眼，

收拾入吟筒。

孩提时代我真爱夏天。每到夏季，我高兴非常。分尝西瓜是一大乐事。母亲一向不特别爱好水果，但却酷爱西瓜。早晨，母亲将西瓜浸在两只盛满凉水的大桶里，我当时连桶边都够不着。迟暮是吃瓜时刻，母亲将瓜切成小块，分给孩子和佣人们。西瓜种类很多：有皮色墨绿，红瓤黑子的；有皮色淡绿，黄瓤黑子的；有皮色淡青，白瓤白子的；也有黑皮黄瓤黑子或红瓤白子的。西瓜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将各色西瓜配合一起观赏，对母亲来说无疑比吃水果更富乐趣。母亲平时对食物崇尚节俭，但吃西瓜却不吝惜。长桌上摆满了西瓜，饭厅里弥漫着瓜香，一种沁人肺腑的瓜香。瓜瓤不仅颜色不同，而且滋味迥异。母亲常说，吃瓜要吃饱，身体才会好。当我们的小肚皮又圆又鼓，胀得像个西瓜一样时，母亲总要给我们吃些咸萝卜或咸笋之类的东西。她认为这样水分就不会长期积在体内了。看母亲切瓜也是一大乐趣，因为母亲在切瓜时总是那样愉快。我真喜欢在两餐之间，特别在她情绪好时见到她。

按照中国农历，七月十五是鬼节。每逢该日晚上，父亲总要请和尚、道士来家打醮念经。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向空中扔小馒头，直到深夜。这不仅是鬼节，也是小孩子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想拣小馒头。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这一天人们要登高、登塔或登山，以便靠近瑰丽多姿的秋色苍天。这一天我们总要去郊游。

家在武汉时，我们已有兄妹五人。最大的哥哥叫和，姐姐叫杏，我叫莲，第二个兄弟叫昌，最小的兄弟叫椿。昌、椿也叫三和尚、四和尚，因为母亲生昌弟时，不幸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她曾许愿，在昌弟六岁以前属于一个庙。他因此得了“和尚”的绰号。六岁时，他要翻越一次庙墙，好像被赶出教门一样（叫跳墙），这样他才可以回到母亲身旁。当然昌弟一直在家，但母亲在六年中对庙方承担义务。昌弟是母亲的第三个男孩，便称他“三和尚”。母亲其实早已康复。三年后椿弟出生，理所当然获得“四和尚”的雅号。我兄弟的名字的头一字用“明”，女孩的名字末一字用“荃”。我同辈所有堂兄弟姊妹的名字都有这两个标记。这种标记表示辈份，这是中国取名的固定规格。

我们几个孩子有一个独用的小花园。每人有一只小狗。有一天，我家那只看门大母狗生了许多小狗，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只。和哥的狗没有尾巴，我们为此常常加以取笑。小花园按和哥的主意安排，经常改变。我们没有园丁，一切由自己动手。和哥下令，杏姐和我执行。另外两个弟弟还太小。双亲常说“三个大的，两个小的”；有时又说“两个大的，三个小的”。因为我处于中间，所以时而算大的，时而算小的。

和哥为人文雅，爱独出心裁。他十分爱花，满园盛开着各式花卉。但有一天，他命令我们将花园变成兵营。一切都被挖掉，花草无一幸免，狗也不许入内。空地中央，一面旗帜在长杆上高高飘扬。和哥当司令，杏姐和我当小兵。我们必须按他的命令进行各种军事活动。和哥做这种游戏的兴趣是由坐落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山上的兵营所引起的。每日黄昏，山上传来阵阵喇叭声。这种喇叭声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乐器声。这是扣动我心弦的第一种乐器。我是如此悲伤，无可名状的悲伤。在我听来，似乎声声都在对我说：“快完了！快完了！”究竟什么快完了？它使我心情沉重，无限悲哀，有时不禁潸然泪下。我感到心神不安，一定要发生什么变故，否则不可能如此悲哀啊！在喇叭声中，我好像化作蝴蝶，在天空飞翔。飞向何方？要发生什么？喇叭仍在喊叫：“快完了！快完了！”哥哥下了命令，于是我们进军。我是一个小小的可怜的兵。我们从来没有过喇叭这类玩具，因为双亲不许我们喧闹，但山上的喇叭却在我心中鸣响。

过了不久，和哥，这位热情已消失殆尽的司令突然下令：“关闭军营！”我们要种菜，真正的蔬菜。我们的小花园只种蔬菜，我们要出其不意地将蔬菜送给母亲，让她看看，我们花园可以长些什么蔬菜。一项新的命令，一项新的工作。从青菜到豆类、茄子、南瓜等，样样都种，并精心管理。从夏初到临近秋天，我们课后就去菜园，直干到晚上。我们为自己的蔬菜不成活而担忧。母亲的菜园已获丰收，成了我们望尘莫及的榜样。有一次，和哥叫我悄悄到母亲菜园里去侦察一番，看看那里的蔬菜长势如何，南瓜长得多大了。我报告说：蔬菜非常丰富。并非所有蔬菜我都认识，至于南瓜，则完全具有另一种规模。无可奈何，我们在这场竞赛中遭到惨败。不过，我们还是收获了两只美丽的紫色大茄子。我们骄傲地把它们送给了母亲。她微笑着说：“我们明天中午将要吃孩子菜园里的茄子了。”

可是“明天中午”却没有来临。翌日凌晨，我们不得不意外地离开了武汉，因为祖父去上海，我们必须与他同行。喇叭声真对了：“快完了！快完了！”现在真的是完了——武汉的童年完了，窗前树上的鸟儿歌唱完了，书房前美丽的香蕉树完了，童话般的荷花完了，水桶里的西瓜完了，祭鬼的小馒头完了，精心照管的菜园完了……一切都不复返了。喇叭声完了吗？不，它将永远在我心中回荡。以后，我一生中又听到许多次喇叭声，每次似乎都在对我说：“快完了！快完了！”

我在武汉虽常常哭啼，闷闷不乐，但我还是眷恋武汉的岁月。和哥九岁，杏姐七岁，我五岁，昌弟四岁，椿弟一岁，五个孩子都随双亲去上海。

我们先到扬州外婆家探亲。我们一登上从镇江开往扬州的小舟，母亲便笑逐颜开。轻舟在旖旎风光中行驶，宛如在画中游弋，令人心旷神怡。母亲对沿河一切似乎都认识，这段航程她可能走过多次。她指给我们看哪是著名的“小金山”，又将出现什么茅舍庙堂，还告诉我们，像我们这些船上的船孃都会烧一手好菜……。我们离外婆家已经不远了。

在外婆家做客真令人高兴。我和杏姐住在外婆屋隔壁。每早我起身以前，便听见外婆从床上呼唤女佣，交给她一些钱，指点她为我们买些什么早点。女佣总买回许多精美食品和各式咸甜糕点。我向外婆一起吃早点，她比任何人都疼我，我由衷感激她的厚意深情。

吃罢早餐，外婆便开始为我们准备午饭。双亲还没起床。外婆家房屋宽敞，大小花园和庭院众多，许多叔公叔婆及其孩子们住在里面；当然只有女孩，因为母亲这一辈没有男孩。外婆从买来的蔬菜中总是挑出最好的给我们。用松枝烧火做饭和肉，就能更加味美。外婆家的饭菜精美得难以形容，而且天天如此。

秋天是吃蟹的时节。外婆总是买最肥的螃蟹来蒸。我们下午五点吃，母亲教我们如何吃法。当时我发现母亲在娘家非常受宠。母亲在外婆家如鱼得水。她平素总显得很呆板，因为她缺乏可以伸展自如的生命之水。婚姻对她说来是不幸。 她十七岁嫁给与她同年的父亲，十年后她已成了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长子不幸夭折。她在娘家则成了另一个人。当时我想：结婚可能是件痛苦的事，它扼杀了一个少女的生活，使之适应夫家的生活习惯。这或许就是母亲不爱女孩的缘故？她甚至妄自菲薄，因为她感到当姑娘是种耻辱，认为女人的一生是痛苦的。我也不想当女孩，我要当男孩，以取得母亲的爱。我开始理解母亲，我也要永远留在外婆身边。

惯于呵斥听差的父亲现在温文尔雅，谦恭有礼，并与母亲的叔公欢叙聊天，像客人一样彬彬有礼，简直成了另一个人。我们孩子好似生活在天堂里。这时既无老师，又不上学，从早到晚像过节。如果做错了事，外婆总袒护我们。我们反而不敢犯错误，顶多是淘气罢了。父亲要管我们也得格外小心，所以我们真是自由了。

母亲的堂姊妹，即姨娘们都年轻，所以我们也不怕她们，同她们一起玩耍，向她们提些在母亲面前不敢提的问题。她们像我们的大姐姐。我们有了外婆这一保护人，又可同姨娘们嬉游玩耍，若能永远留在外婆家真是太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父亲公务在身，妻小得随行。我们要到上海去了。

启程之日，阴霾满天，更加令人黯然神伤。外婆和所有姨娘们一直送到街口，我们从那里登车启程。我热泪盈眶，哭得连外婆和姨娘们都看不清了。保姆抱我坐在独轮木车一边，另一边放着行李，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外婆家。推车的和保姆聊天，问我是不是男孩，难道我像男孩？还是他猜到了我的心思？唉，如果我是个男孩该多好呀！

我默默注视街道两旁的胡同和房子。街道崎岖，房舍破败，但这一切对我是如此亲切，如此亲切……我只能嚎啕大哭，我怀有一种永远也回不了扬州的预感。母亲的故乡，母亲的家园，是那样美丽！是那样迷人！难道我们非走不可吗？是的，要到上海去，到做过数省总督的朝廷大臣祖父那里去。

上海是个国际商埠，世界娱乐之城，政客角逐之所，罪犯遁逃之薮，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花花绿绿的世界，绝非孩子们的天地，更不是一个心被武汉号声所震颤，为告别扬州而哀伤的孩子的去处。

新事物一定会出现，新事物就在眼前。上海的高楼大厦、街道通衢、方言人情、衣饰菜肴……一切都和武汉、扬州迥然不同。起初我们住在一所位于一条狭小街道的房子里，既无庭院，也没有花园，邻居是日本人。为什么她们都有一张如此雪白的脸，穿着令人发笑的衣服，说着希奇古怪的话呢？“这是东洋鬼子，”保姆说，“还有西洋鬼子哩！他们都是黄头发、绿眼睛、红脸蛋儿。”不许我们到街上玩，街上有人力车、马车、汽车和有轨电车等穿梭往来，小孩简直无法穿越。上海，在我看来，像是座魔鬼的城市。 我们整天呆在家里。白天，许多小贩从我家门前走过，用上海话高声叫卖货物，乍听起来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哥哥学着他们吆唤，我则模仿哥哥。我们就是这样学上海话的。

不久，我们便移居到另一条街上的一所房子里去了。我家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一个守寡的伯母和许多叔伯兄弟姐妹。我的祖父有时也来我们家。

我首次见到祖父时，他已是一个七十开外的老人。他身材修长、瘦骨嶙峋，但很健康。满头白发，银须飘拂，面戴眼镜，扶杖而行。两个貌似显贵的随从像大臣似地跟在他左右。父亲想了解祖父的情况，得先向这两位随从打听。祖父在我们跟前就是一家之主，家庭的创始人。当年精明强干的青年，现今已赋闲在家的朝廷大臣，成群子孙的始祖。保姆告诉我，祖父曾被慈禧太后召见，得到太后相当可观的赏赐。我见到祖父多次接待西洋鬼子，也带我们到一个西洋鬼子那里去。那个金发、碧眼、红脸的西洋鬼子对我们却很和蔼。

我们在上海居住的第二所房子很宽敞，我们住在顶层，只是光线差一点。我与姐姐住一间。我们逐步整理就绪，塾师也来了，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出门，父亲常为此喋喋不休，直到母亲答应为止。有一天下午，和哥说服母亲带我们步行去上海的大书店“商务印书馆”。我由保姆领着。街上车马如梭，橱窗林立，人头攒涌，使我晕头转向。母亲给我们买了些练习本、铅笔和画册。我对店里的经营方式极感兴趣：如何包扎，如何发货；装在小篮子里的发票和钱沿着绳子穿梭来往，像小鸟似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母亲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买书，因我们只可以读孔孟经典。这些书要由父亲选定，塾师再据以授课。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母亲找到了一种新的消遣方式——养蚕。在她卧室和阳台的许多桌子上养着成千上万条蚕。我一直怕虫子，极端厌恶那种蠕动的样子。每当走进母亲的屋子，衣服难免有蚕爬上。吃饭时，看到蚕在她那宽大的袖子上爬也是常事。我们对蚕差不多妒嫉起来，因为母亲整天摆弄蚕，将蚕从一张桌子搬到另一张桌上；从一个竹匾换到另一个竹匾里；铺桑喂蚕，倾听蚕吃桑叶发出的沙沙声。母亲认为这种声音犹如绵绵春雨一样和谐动听。她用手轻轻挪动蚕。如她要我帮她挪动，我会吓得毛骨悚然。手指一挨到冰凉的蚕身，我便惊叫起来，赶紧缩回。母亲总笑着说：“别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帮不了她什么忙。蚕结茧时，母亲更却爱护它们。

后来有段时间，她一直对父亲说，现在正好是“上山”的时候了。和哥和我都高兴非常，我们不久大概要上离九江不远的庐山牯岭了，这实在令人兴奋！父亲在山上有两处别墅，和哥知道此事。当我们得知“上山”是怎么回事时，不禁大失所望，谁上山？是蚕，而不是我们！上的是稻草扎成的小山，而不是牯岭，蚕都上了稻草山，停了食。每条蚕都傲然昂首，左右来回吐丝结茧，结成一个个白或黄色的蚕茧。这时蚕身通体透明，丝尽以后便变成了蛹。当茧结成之日，就是蚕牺牲之时。也有少数例外，少数蚕蛹变成了蛾，繁衍后代。其余的都用开水烫死。特意雇用了一些训练有素的妇女来干煮茧抽丝的活。满屋散发着死蛹的臭气，闻了令人作呕。最后我问母亲，我们每人是否都可以得到一件绸衣？母亲回答说，这还差得远。要得到真丝，需要把这种生丝再煮一次。这非常困难，并需要大量生丝。这不是母亲的目的。不过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团做墨盒的丝棉，因丝棉能很好地储润墨汁。这时母亲也有她的乐趣：蚕蛾将黑点般的卵产在纸上，母亲小心翼翼将纸收藏好，来年春天，当桑树绿叶成荫时，小黑点便开始蠕动，小蚕破卵而出，昂首翘望；母亲又开始工作——自我消遣作乐。有一次，当她整理放蚕纸的箱子，突然发现小黑点在蠕动。这时她才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