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二）（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章

奔向北方，奔向死亡

我们开始爱上海了：爱上海的林立商店，繁华街道，各色人物，丰美物产，独特方言，温和气候以及高鼻蓝眼的洋鬼子。母亲自豪地说：“我每次带三和尚上街，总有洋鬼子夸这孩子。”母亲给我们买了时髦的皮鞋。皮鞋坚固耐穿，并会咯吱作响。我们在家里穿着到处乱走，为之感到骄傲。我们也去过市中心，那里灯火辉煌，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上海人说话虽快，但有其魅力。上海阴雨连绵，但大都是霏霏细雨。

一天，听说我们要迁居北方，迁到天津去，因为父亲被北京议院选为议员。北方在哪里？北方怎么样？天津在哪里？天津怎么样？天津人如何生活？北方话怎样讲？北方人什么样？北方气候如何？北方菜肴又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真想知道这一切。母亲对北方略有所知，可她只是说：“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和哥认为，北方没有南方文明。真令人失望！真令人痛心！我们非得去不可？难道上海的两年逗留行将结束？真令人遗憾！父亲早几天去津，然后来接我们。北方的严寒令人生畏。和哥特别为其出生城市扬州和原籍安徽感到自豪，竭力反对迁居北方。我对北方也不感兴趣，只是说不出原因。不久，父亲从天津回来，他对我们只字不提，母亲脸上毫无忧愁——也许是父亲升任高官？我们向父亲的随从详细打听北方和天津的情况，他说：“天津气候很冷。冷得要冻掉鼻子。风整天呼呼地刮，多大的风呀！出门需戴耳套。风沙满天，往往吹到嘴里。吃饭时尤其要注意。北方一切都是黄的：黄天、黄地、黄水、黄饭。馍馍是用玉米做的。人们爱吃，用面粉做的馒头面条。菜肴很咸。人们喜欢吃羊肉和大蒜。城市远远比不上上海美丽。那里也有洋人。人民慓悍，偶一恼怒，便拨拳相向。但他们却比上海人真诚可靠。”这便是我们了解的北方和天津的情形。他绝口不谈我们在天津的家，家中那座不可逾越的高墙。我们越来越感到悲哀。从武汉到扬州，从扬州到上海，我们总没离开南方。我爱绿草如茵的原野，更喜欢气候温暖的江南。我在南方茁壮成长，如今要到萧瑟寒冷、遍地枯黄的北方，实在令人畏惧。我家对面一所新房子正在奠基。工人们哼着号子，以减轻繁重的劳动。这是痛苦的悲号，我不禁失声高喊：“别去北方！别去天津！留在上海！呆在南方！”

令人担心的启程日子终于来临。昌弟不久将满六岁。他本该自己去武汉跳墙还愿，但时间不多了。母亲命佣人去找一个男孩作昌弟的替身代行仪式。上海的生活便这样结束了。当时津沪还没有直达火车。我们必须在徐州换车。由于事先没有联系，我们不得不在徐州过夜。我们深夜到达徐州。四周一片漆黑。我冷得浑身发抖。还需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小旅店。路面松软，每走一步，脚都要陷进沙里。母亲说，现已感到北方的气息。难道她为这个高兴？

在旅店里，店主只能给我们点粥和馒头。夜已深了。我心情悲伤，几乎粒米未进，母亲竟未察觉。我们睡在炕上。炕坚硬如石。母亲说：“北方农民都睡炕。这种从里面烧火的炕，虽硬却很暖和。”

为了不误去天津的火车，我们只睡了几小时，便不得不在朦胧夜色中起身。我冷得发抖，全身无力，懒得走路。保姆拖着我走。非走不可，快走，快跑，奔向北方，奔向死亡。我一向怕黑，现在只得奔跑。在天之下，还是在地之下奔跑？我不知道。只知道：奔向北方，奔向死亡。

我们十一月到达天津，到达这座家庭堡垒，家族高墙之内。一位伯母——祖父的四儿媳，将我们临时安置在与她已婚的大女儿毗邻的一处房子里。四伯母是安徽人，讲一口普通话。她口若悬河，笑声不绝，这一切是否发乎真情？母亲在她身旁显得拘谨腼腆，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该站着，还是坐着；说还是不说？因此，她沉默不语，让父亲和伯母谈去。第二天早晨，伯母给我们送来热气腾腾的馒头做早点。馒头圆圆，雪白松软，使寒冷的小饭厅温暖起来。对，对，这便是仆人说的那种用面粉做的馒头。对北方事物，母亲很勉强地表示喜爱。和哥则持否定的态度，我也不表示喜欢。

这所房子是中国式建筑：庭院宽大，房屋小巧。那算是什么庭院！既无花草，又无树木。偶然有棵大树，也看不到一片叶子，甚至连枯叶也没有。寒风狂扫如石的地面，一片灰白，角落里都积起堆堆黄沙。如要穿庭过院，好像穿洋过海，蹚着冰冷的水，简直无法呼吸。我们只好穿得暖暖地呆在家里。我从没有上过衔，因为要穿过两个大院，才能到大门口；看门的坐在门房里会向你盘问。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出，何况我这个小姐。我只能穿庭过院到书房去。

天津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伤风。我得了支气管炎，咳嗽不止。从此以后，每年冬天，天津总恩赐给我支气管炎，不停地咳嗽。书房里的咳嗽声盖过了朗朗读书声。我们从不喜欢的塾师变得可亲可爱，因为他的扬州话已成了珍贵的回忆。

伯母第二趟串门来就笑着对母亲说：“女孩儿怎么穿这样奇怪的鞋子？”姑娘要穿自家做的没有响声的布鞋！母亲把皮鞋拿走了。从此，我像个幽灵，悄悄来去，但我爱上海皮鞋，以后我要为之斗争。

双亲的房间我至今记忆犹新。房间狭小，一张大床占了大半。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坐在像床一样长的踏板上，五个孩子全坐在上面还绰绰有余。我坐在当中，静听双亲聊天。父亲说要另找一处宽敞的房子。母亲对伯母有意见，因为伯母不太友好，艰难的生活已在天津开始，我们不再是孤独一家，而是大家族中的一员。

母亲有三件洋货，都是父亲从上海带来的礼品，我们深深为它们所吸引。第一件是个八音匣，可长时间发出叮叮咚咚似泉水鸣响的音乐。第二件是唱机，唱片有欧洲的进行曲等。一张洋人狂笑的唱片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捧腹不止。第三件是小放映机。有部片子我终身难忘：一张洋人的脸，他的鼻子越来越长，好像要碰到我们的鼻子，使我们心惊肉跳。如果父亲有功夫，母亲心情很好，孩子们听话，我们才能一睹这三件珍宝。可惜总不能如愿以偿：不是父亲没空，便是母亲心情不好，或者孩子吵闹。母亲还说，乐不可极，乐极生悲。这话说得对啊！我至今仍希望母亲健在，再让我们玩玩这三件珍宝。

我们搬家了，住到伯父在英租界许多房子中的一所里去。该地叫小孟庄，房子由风格相似的几所欧洲式建筑组成。我们住的这所房子有两层。双亲住在两间带阳台的大屋子里。从他们屋子到饭厅，要走一段长路，经过几间空屋。这些空屋有些生火，有些不生；夏天有的闷热，有的凉爽；还要上下楼梯，因为饭厅在另一层。要到我的屋子，也需经过许多房间，我就怕摸黑走这段长路。我和杏姐、保姆住一间，我们可尽情吵闹，因为双亲听不到，他们也不到我屋来。

房前有一小块空地，花草萧索，葡藤扶疏。房后有一条河，从饭厅窗口可以望见。在等双亲来吃饭时，我常从窗口眺望，河水黄黄的，河岸也是枯黄一片。是啊，仆人曾说过北方一切皆黄。当然夏天两岸芳草青青，光腚游泳的小孩像泥一样黑黝黝。许多木筏穿梭往来。脊背被晒得黢黑的船夫沿两侧来回走动，用篱拼命撑着木筏行进。有时一个或许多纤夫肩上扛着纤绳，低头躬腰，迈着沉重步伐，拉着一个大木筏缓缓前进。河水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奔流。冬天，河面冰封达数月之久，仍然是黄色，因为北风卷着黄沙，盖满了冰面。冰冻数尺厚，人可在上面走。

我们要进城，就得经过我家左边的一座桥。不久，父亲置了一辆马车，我们出门总是坐马车了。家里雇了两名车夫。记得每当过桥时，小车夫便下车，抓住马笼头，让马慢慢走。这样，甚至在黑夜里，一到桥头，我们就知道快到家了。

家搬好后，就要找佣人。找佣人并不难，因为无论北方人或南方人，对父亲来讲都无所谓。难就难在父亲不好侍候。他极爱发怒，一发怒立即将佣人解雇。母亲的温柔宽厚也影响不了他。父亲认为母亲袒护他们。母亲不愿因小错调换佣人，她竭力劝父亲对佣人要宽厚，这样做也常常奏效。不然她便让佣人过些时候再来碰碰运气。我记得有个佣人被解雇三次，又三次被重新雇用。父亲虽然暴躁，但大家都知道他心地善良，所以佣人对解雇不大害怕，因为母亲会为他们说情。可是如果一旦女仆被她解雇，就别想再回来。

母亲从扬州带来几个女仆和一个厨娘，但还是不够，还要在天津雇几个。她担心这里的姑娘没有故乡姑娘那样整洁勤快。那厨娘经常与北方厨子争吵，最后不得不给厨娘一间专用小厨房。北方厨子每顿要做八个菜，厨娘做两个。我们主要吃厨娘的两个，母亲每晚都要和厨娘商量第二天做些什么菜，厨娘总是巧妙地推荐母亲爱吃的一些菜肴。

我们在天津的众多亲戚有五代之多。祖父的第二位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她是我的祖母，即奶奶！她常来我家。每次步行或坐车来时，都带着一个女仆，还没过桥，门房就先来通报。奶奶到达时，双亲已在院中迎候。我们站在双亲身后，高声喊：“奶奶！”接着，奶奶进入客厅，在那里喝茶吃点心。奶奶和母亲一样，也是江苏人。她言谈不多，笑容可掬，非常疼我们；和我们说话总是和声细语。母亲在她面前却不敢出声。对奶奶无需害怕，奶奶是通情达理的人，从不对媳妇说令人不愉快的话，但母亲似乎很怕她。父亲和奶奶说话时，母亲从不插言，有时只轻轻说声“是”。如果碰巧父亲不在家，母亲可就为难了：该和奶奶说些什么？小心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她搜索枯肠也找不出一句话。奶奶自然察觉到，自己就随便说些什么，这样母亲只说上几个“是”就行了。

在这所房子里，最幸运的是母亲，最不幸的也是母亲。她在这里生了第五个儿子，却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一天早晨，保姆对我说：“交好运了。昨天夜里，你母亲又给你们送来一个小弟弟。你四弟的身价要下跌，你的身价却要抬高；因为现在是四个儿子，只有两个女儿。美了吧！”我知道这次生育对双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对自己身价抬高却抱有疑问。难道母亲会注意一个女儿的身价？

我们到双亲那里去请安时，父亲在前厅提示我们，进屋要轻些。父亲满面春风，语气亲切，以至这天早晨我们感到他像个慈父，不再是个严父了。

屋里光线幽暗，母亲躺在床上，身边睡着一个小生命——我的五弟。母亲显得很虚弱，朝我们微笑。这孩子从哪里来的？我的小弟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个谜。晚上，像往常一样我们在双亲身边时，我问道：“妈妈，我们的小弟弟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母亲微笑着说：“在遥远的一座山上有许多小孩，有男有女。想要孩子的人就到那里去找。你们都是我从那里带回来的，小弟弟也刚从那里来。”

我想，我们呆在山上一定又冷又饿。好妈妈，好妈妈，是你把我们带回家来！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去找这个小弟弟的？”母亲说：“什么时候？是在夜里。只有夜里才可去。”我真想再问为什么不都找男孩，这样就没有女孩了，可我不敢问。母亲声音微弱，却充满幸福之感。父亲坐在床边不时注视着这个小生命。我从没见过他们如此快乐。真得感谢我们的小弟弟。小弟弟！我爱你，因为你给全家带来了幸福。你要留在我们这里！我衷心祝福这个躺在母亲身边，只知酣睡的小生命。祖父给他起名叫“耆”，双亲却叫他“五和尚”。

几百个染得通红的鸡蛋作为出生告示分送给所有亲戚。生男孩送双数，生女孩送单数。出生后第三天叫“洗三”，即庆祝新生儿第一次洗澡。生后一个月又要庆祝“满月”。所有家族成员、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双亲感到幸福，感到无比幸福。

办完“满月”以后，母亲便到扬州去看病重的外婆。外婆得了乳癌，动过手术，但没有根除。敬爱的外婆从没有到北方来看望过我们，她不幸在扬州逝世。母亲在她病榻前侍奉了两个月。从此，母亲既失去了父母，又失去了姊妹，只有一个义弟；这位义弟只会使母亲担忧。要是我的小弟弟再有个三长两短，生活对母亲就太残酷无情了！

母亲不在时，父亲代她照顾小弟弟。奶娘吃饭时，父亲便抱着耆弟，亲他，跟他说话，逗他玩笑。父亲没空，便由我照顾。我对他爱护倍至，于是有一次父亲对着他说：“你长大了，尤其要疼你二姐，她是那样爱你。”

外婆去世后，母亲没有立刻回来。一两个月过去了，母亲仍留在扬州。那里有许多后事需要料理。外婆墓土新封，母亲也不忍遽然离去。为此，我很难过，因为我已十岁，十岁生日是孩子的一件大事。母亲不在，孩子过生日有什么意思？一个孩子长到十岁，就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下一个大生日是二十岁，而一个姑娘往往不能在家里过二十岁生日。我急不可耐地等着过生日，母亲却没能回来。听说哥哥和姐姐过十岁生日时，母亲也在扬州，她两次都赶回来了，并给他们带来了漂亮的礼物。如今母亲没回来，我的生日无声无息地度过了。父亲虽很疼我，再我却希望母亲在身边，也得到漂亮的礼物。我病了。我没人可以倾诉自己的失望。父亲对我关心备至，请大夫诊治。每天都要喝又黑又苦的草药。我终身不忘父亲对我的疼爱。吃饭时，他给我吃自认是最好的东西，不时问我是否觉得好些。我从父亲那里找到了母爱。我曾自问：或许不是母亲把我从山上带回家的？

一个十岁的姑娘已是三分之二少妇，因为她十五岁就要结婚。我还有五年时间在家上学，和哥哥一起攻读经文。

冬天已经来临。晚饭后我们仍需到书房温习白天学的课程。书房昏暗不明，塾师端坐在桌旁看书。和哥、杏姐和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背诵诗文。三个孩子？三个半大的人？三个声音开始歌颂还是恸哭人生？我要恸哭人生。我不知在念些什么？但我觉得我姐姐的声音是那样哀伤，自己的声音也像哭泣。塾师一声不吭，他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是在温习课程。看来他好像是睡着了。这位塾师白天非常严格，晚上似乎温和可亲。静静黑夜的降临难道对人性没有影响？

我们用哭腔温习了两小时课文之后便去睡觉，保姆在屋里等着我们。她不喜欢电灯，爱在油灯下穿针引线。小油灯散发着阵阵泊烟味。灯芯即将燃尽。火焰逐渐微弱，突然一下大放光明，随即熄灭。保姆对我说：“人生也是这样：病人临终前，一定会回光返照，突然像好起来，接着便完了。”

这个问题对我说来还太复杂。保姆可知道小火焰已开始在我内心照亮？这火焰在我内心闪耀。是啊，我感到了它，我要保持住它，我不愿它熄灭。我要它给我光明，告诉我什么是生命。我丝毫也不想知道死亡，也不愿听到它。冬天，在那凄凉的夜晚，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伤心地从书房回来，还得听保姆的人生经验。保姆偶尔做针线时常常爱吃鲜橄榄。我一回来，她就将橄榄核放在灯上烧燃，火光会发出幽兰似的艳丽颜色。

时光就这样流逝，新年转眼到了。这是一个万象更新的重大节日。塾师回老家探亲，要去一个月。我们老师已成家，妻子住在扬州。他每年回去一趟。他最大愿望是生个儿子，可他的妻子却每年为他生个千金。这样他已经有了三个千金。

老师启程之前，书房里已充满节日气氛。母亲喜欢扬州小巧玲珑的人造花，老师则相反，喜欢天津的人造大红花。快到新年时，许多小贩从我家门前经过，大声叫卖：“买些漂亮的头花过年！”老师就让佣人叫住小贩，拿些花给他看看。佣人拿来许多大红花，书房一时失去了它的尊严。书桌上堆得满满的不是书，而是各种妍丽的花。塾师像女人一样认真挑选。这时，他想到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夫人。他买了许多。当他整理好装满假花的箱子启程时，我们就像没了猫的耗子般欢腾。每天只念一会儿书，过年那些天一点儿书也不念了。

我们纵情玩乐，甚至在书房里放鞭。留在我记忆里的最美好的景象是我从窗口向外眺望时展现在眼前的一幅画面：黄黄的原野散落着几处茅舍，门上都贴着大红对联。烟囱冉冉升起缕缕炊烟。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饭；一个角落在杀猪宰羊：猪发出吓人的嚎叫声，羊却一声不响。和哥说，羊不会喊叫，只会痛哭。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们到处奔闹，有的在放风筝。

我很想和这些孩子一起玩，但双亲不许。据说这些孩子都是穷人家的。我只能欣赏这幅美景，直至浓雾吞噬了它。

年前也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农历十二月廿三晚上要给灶王爷上供，只能由男孩行事，女孩不行。晚饭后，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灶王爷像前放好供桌，和哥便去厨房向灶王爷焚香叩头。中国每家厨房都供灶神，灶神像是用红纸剪贴的。这天夜里，灶王爷要上天向老天爷报告过去一年这户人家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人糟蹋粮食。要剪一匹纸马焚烧，以便灶王爷骑着上天。供桌上供着粘性甜食，好粘住灶神的嘴，使他无法多说。除夕晚上要重复这一祭祀，好再把灶王爷接回家。十二月廿四祭祖，祖先们都要回家过年。女孩子就可以向祖先行祭礼了。除夕晚上，所有神仙下凡。我们说话要非常小心，因为神仙会听到，而且会应验。我们只能说吉利话。

每个孩子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盘糖果和一块用红纸包着的银元。银元需放在枕头下，直压到正月十八，然后给了保姆。

大年初一，我们必须在红纸上写一句吉祥话，这样可以带来好运。

吃了许多美味佳肴，听了许多良言美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不久，塾师回来了。猫来了，耗子已把他们念过的书忘了大半。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开端。

和哥是我的好伙伴。我们曾一起从楼梯扶手上往下滑，一起跳椅子，一起偷摘还没熟的葡萄，偷偷地买窝头。我家前面干活的工人就拿它当饭吃。他废寝忘食地读书，偷看翻译小说。他还给我讲爱情悲剧，使我深受感动，有时甚至热泪盈眶。对女子有偏爱的和哥还告诉我，堂姐妹中谁最富有吸引力，谁爱谁，谁有教养，谁遭到不幸……。和哥真是我的好伙伴！ 

第三章

德高望重的祖父

我清楚地记得伯母的来访，她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她对我双亲说：“别以为我愿这样，老实说，我真不愿意这样！祖父来住，我连一文租金也收不到。”因为祖父要从上海来，要住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

我们不得不另找住处，而且要找大一点的。我们在英租界找到一处，母亲不中意。她说：可惜是正方形的，而且也太小——两层楼只有六个房间。此外，屋前花园里长着一排浓荫盖地的参天枞树，密密地围成椭圆形的一圈。但房子还是租了下来，因为在英租界难以找到一处宽敞的住宅；祖父也希望我们住在他附近。

搬家给母亲增加了许多负担。那么多东西，特别是瓷器，都要由她亲手包扎。我还记得她一连多日无法准时吃饭。“搬家真把人累死！”她抱怨着，然后转身对我说：“好好看着，我是怎么包的，一旦我生了病，你就知道该怎样办了！”

原来我祖父在上海和天津两地轮流居住，现在决意定居天津是因为三个儿子都在天津了。他同两个女儿，即我的姑母一起来了。我们住了两年的房子，现在要按照祖父的意旨重新布置：家具陈设都焕然一新，房间面貌也全改变了。我几乎记不得原先的模样。

祖父赠给全家每人一份礼物来表达自己乔迁的喜悦心情。大绸缎店送来各式绸缎，每人都能挑选一块衣料。我难以在色彩缤纷的衣料中挑选，但祖父要每个人，包括孩子都按自己的喜爱挑选。

祖父常来我们家，但时间不定；有时早上，有时下午，有时晚上。他比奶奶来得勤。由于两处相距不远，他常常安步当车，由一两个仆从护送。来访由于事先用电话通知了我们，他到达时，我们全家已在花园里迎候。他常常穿一件厚实的虎皮马褂。这虎皮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都是慈禧太后赏赐的。当他走进房间，手杖触地的笃笃声好像告诉大家：“老太爷来了！”这种声音缓解了我家的单调气氛，等他离去时，那种单调气氛又逐渐恢复。

祖父重听，我们要在他耳边喊叫他才能听清。他来只是为了看望自己的儿孙，他总抱我的小弟弟。我们这一辈中最小的一个和一个双耳失聪的人之间年龄几乎相差一世纪——一个开始生息，一个渐渐衰亡。祖父晚年幸福，还能抱上这样小的孙子。祖父和我曾祖、高祖都生于安徽至德，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是安徽人，尽管祖母生于江苏，父亲生于四川，母亲生于北京，和哥生于江苏，杏姐和二弟生于河北，我生于福建。祖父从不在我家吃饭，倒常带我们去吃饭，每次带两个。祖父家里吃得特别好，每天都有牛羊肉。他还雇了一位西菜厨师，这真是一种奢侈的调剂。餐桌按西式布置，大家都用刀叉。

祖父辛劳终生，由乡村塾师官至朝廷重臣。我家世代书香，远在唐朝就曾出过一个诗人，《全唐书》中有一卷刊载了他的诗。我家世代都出书生，祖父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书生。他的青年时代是个苦难的时代，充满了动乱和战争。他年轻成家，与父母妻小住在一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有一天，确切地说，有一天夜晚，他离家出走，为全家寻求生计。他在一个村子里教私塾多年，还为不识字的人代写书信。有一次，他应某人向清廷总理大臣和最著名的外交家李鸿章代写一个禀帖。李鸿章看罢，觉得文辞优美，立刻将作者——我祖父召去。此后，年仅廿五岁的祖父便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四十年后，李鸿章弥留之际，总不瞑目，直到祖父来到病床前，立意继承他的事业时，他才瞑目死去。祖父生性耿直，勤奋治学，终于成为数省的总督。他多次受到慈禧太后召见，由于勤于国事受到太后的恩赐。他不仅是个学者，而且也是水利专家，是天津水师学堂的创始人，并兼任讲师。中华民国的几位总统就是他以前的学生，闲暇时总手不释卷，并撰写了二十卷文学著作，包括他的日记。

祖父使我们家成为一个官高财茂的家族。当我们这一代来到人间，已不知什么叫做贫困，也不知祖父过去如何艰苦奋斗、勤劳国事。如今他已是一位老人——一位受众多子孙敬爱之神明。他只知给与，给与，给与一切；可我们许多人却不知珍惜。祖父从家里得到什么了？只是大家为他做寿，显示一下他的威风，使他享受承欢之乐而已。

祖父一向不愿意为他的生日铺张，可三个儿子则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几个月之前就组成一个做寿班子。两个伯父和父亲拿出一大笔钱。办生日要花很多钱，因为要聘请名伶来家演两天三夜戏，或包租一个戏院。成百的家属，上千的亲友要来拜寿。成千的餐桌铺着红布，数不清的寿礼源源送来。要印发数以千计的请帖和谢帖。家属们还举办撰写颂辞的文学竞赛，最优秀的诗文将装订成册。这一切使做寿班子有许多事要经办。还组成一个财务组和一个文学组。母亲也写了祝寿诗，但用的是笔名，因为她不想让那些不会做诗的伯母受窘。

戏唱了两天三夜。绝大多数家属、亲朋好友在生日头一天就已光临，因为贺客众多，不可能同一次就宴，同看一场戏。

这是一次令人疲惫的聚会，特别是我母亲。首先她得用许多时间梳头，所以早上五点就得起床。平时女仆每两天为她梳一次；现在每早都得梳。此外，她和宾客在一起总不知该讲什么。她一向沉默寡言，有时需要说话，总觉得为难。

宴席上，母亲几乎什么都不吃。只有晚上才静静地在自己屋里吃点稀饭，舒缓辘辘饥肠。她对看戏不感兴趣。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对这一切都感到疲劳、吃力和厌烦。但生日过后，母亲和伯母们还要回拜各位女宾，感谢她们的光临。

对于我，起早总觉得胃不好受。我也不喜欢看戏，整个活动中我无所事事。周家小姑娘在家呆不了几年，随后就属于别人家了。她在那个家庭里将会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就像嫂嫂在我家一样。

生日后，做寿班子还得忙很长一段时间。祖父把收到的礼物都分给了三个儿子。祖父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廿三，这天就像是新年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