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俊南下上海再创业

周志俊（明焯）是周学熙的二儿子，是周家实业界的又一代表人物。他所创办的久安资本集团，是周氏家族南下上海的生力军，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到上海之前，他先在青岛接办青岛华新纱厂（周家华新纺织公司的五个纱厂之一），担任常务董事，主持厂务。那时日本人在青岛已先后开设了8个纱厂，对华纱形成包围之势，他们不仅压价倾销产品，以高薪挖走华新的熟练技工，还扬言要收购华新纱厂。周志俊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一上任就面临了与日本人的激烈斗争。他采取了扬长避短，避免与日本人作正面竞争的斗争方略，在办纱厂的同时，又不断开辟外围市场，如建立合股线厂、织布厂、染色印花厂、轧花厂，终于使华新成为一个包括改良原棉、生产成品的完整的纺、织、染综合生产企业。

这种大型的综合企业，当时国内是很少的。在生产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周志俊利用代表我国厂商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的机会，于1933年，去西欧、北美10多个国家考察了国外的棉纺工业，尤其在美国，参观了产棉田、纺织厂、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近百处，为时8个月，眼界大开，回来即为华新厂制定了更为长远的发展计划。可惜，卢沟桥的一声炮响，粉碎了实业家们的“实业救国”的善良美梦。不仅周志俊的远景规划化为泡影，华新厂本身即蒙受巨大损失。周志俊决定把厂子迁往上海，可是机器只拆迁了一部分，青岛即告沦陷。而机器刚到上海，上海的抗战部队又西撤了。

于是周志俊在上海的租界内开始了再创业，先后办起了信和纱厂（解放后为第十二毛纺厂）、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并投资上海毛绒厂，以后又成立久安信托公司上海分公司，不久又扩大为久安银行，加上久安实业、利安企业所属的新业电化、利用纱厂、和丰纱厂、大沪百货、久安房地产等，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久安集团。为了支援抗战，久安集团1940年又与永安纱厂、中纺纱厂、英商信昌洋行在香港组建了安华贸易公司，开展运输业务，主要路线是广州到韶关一线及昆明到仰光一线，运销自产的纱布和战略物资，供应大后方。这个公司拥有200辆卡车，数年间奔波在西南高山峻岭之间，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战时的重庆，为了调剂上海与后方的资金，又建立了茂华银行。

可是，即便是在“孤岛”时的上海租界内，只要与内地发生联系就时刻面临着危险。周志俊的爱国之举就引起了汪伪“76号”的注意。终于有一天，他遭受了枪击。那是1941年1月的一个傍晚，周志俊刚刚步出信和纱厂的办事处（虎丘路8 8号），就遇到了4个特务的绑架。他见势不妙，机警地夺路而跑，绑匪追不上就拔枪射击，他不幸被击中腹部而倒在路边。第二天的《新闻报》报道此事云：“⋯⋯当时有绑匪四名，两持手枪，预伏于博物院路88号之麦特逊大厦门口，时有年逾四旬之男子一名正步出该厦，当被绑匪瞥见，乃上前企图绑架，惟该男子极为机警，见状情知遇险，狂呼奔避，致触匪徒之怒，一匪即拔枪向其轰击，连开数响，当击中该男子腹部二弹，受伤倒于血泊中。诸匪见已肇事，遂纷纷逃遁无踪⋯⋯事后据悉，该伤者名周志俊，安徽人，四十五岁，现任信和纱厂董事长。”事后又知道，此事系汪伪“76号”所为。他抗拒绑架，幸未致命，住院一月后，就去天津和北戴河养伤。可是走到北戴河自家的“趣园”门口，“趣园”早已无趣可言，房子已被日本兵占领了。不久，再返上海。

谁知数月之后，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香港和仰光又相继沦陷，久安集团在租界内的工厂被日本人军管的军管，停工的停工，损失巨大。而且，在香港的安华公司的资产也损失殆尽。在接踵而来的困难和打击面前，周志俊没有退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尽自己所能地维持这个家业。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开办了一些小工厂，勉强支撑，同时跑跑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发行本集团的股票，指望能吸收些游资，为战后企业复兴之用，这样一直苦撑到了日本投降。当然，抗战胜利后周志俊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他不愧为一条硬汉，不屈不挠地闯过了无数难关。

周志俊解放后加入了公私合营的洪流，先后主动放弃了上百万元的定息，支援国家建设。他跟周叔弢先生一样，唯恐对国家贡献少。“文革”中他的工资被冻结，“文革”后工资发还，他便即刻安排捐献。1956 年以来，他先后被选为青岛市政协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十年动乱后，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担任过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职。1990年6月18日，周志俊在济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