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五个集邮家

周学海的长子叫周今觉（1879 －1949），又名明达，字美权，又字梅泉，是周家近代第三代子弟中的老大哥— 周馥的长房长孙。周今觉辛亥革命以后到上海，长年经营房地产，业余收藏邮票，亦具有周氏家族做事一不做、二不休的豪气。最终，其房地产做得一般，而“副业”集邮却异峰突起，旗开得胜，获得中国邮坛的集邮大王美名, 而且在家庭中带出了一支集邮队伍：他的二儿子周煦良、三儿子周炜良、外孙唐无忌、曾外孙唐承达都成了榜上有名的集邮家。

周今觉最重要的藏品，是中国早期的珍邮“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元”新票四方连，这件邮品是中国最为珍贵的邮票。这种“红印花小壹元票”，在国外的拍卖市场上每枚的价格现在已达20余万美元，任何中国其他邮票无法比拟的，而周今觉收藏的竟是连体的四枚，其价值可想而知。他的藏品除了上述“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新票四方连外，另有万寿第二版新票方连全套、蟠龙无水印二元票加盖宋体字“中华民国”倒盖全张、“官门倒”双连、老板帆船三分暂作倒盖两分四方连等许多珍贵华邮，大龙邮票多至千枚，还有泰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邮票珍品。所以他被誉为“中国邮王”，是当之无愧的。

周今觉在回忆他的集邮经历时曾说，在1923年9月间，那时他已45 岁了，他的三儿子周炜良患病，在家卧床休养甚觉无聊。周今觉发现他平时喜欢在旧信封上剪邮票，于是就去跑马厅附近的一家小店里，花了一元五角钱，为儿子买了一包外国邮票，给他解闷。儿子玩得起劲，孰料竟也吊起了他自己的邮票收藏胃口。不久，他又去四川路花5元钱买了一大包外国邮票回来，供儿子配套和粘贴，后来又买来一些成套各国邮票和一本法文贴票册，这回父子俩一起动手，完成了粘贴工作，翻弄起来，极有兴味。没过几天，周炜良的家庭英语教师发现了这本集邮册，想不到老师也是个集邮迷，就把自己的集邮册带来了，并向他们父子俩讲述一些集邮知识和方法，这使周今觉兴味倍增，了解到集邮是一项国际性的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才识、毅力和经济实力。于是周今觉也开始了集邮，主要收集中国邮票，到这年年底，他为邮票已花费了万元以上。后来，不仅收齐了海关邮政时期的邮票，而且逐步“兼并”了著名的集邮家斐拉尔邮集中的华邮部分，以及海曼、施开甲、勒夫雷斯等外国人收藏的中国邮票。

他收买那枚“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元”新票四方连曾费了不少周折。1897年，时任职中国海关邮政的德国人费拉尔，从上海邮局买到了这张“四方连”。1904年费拉尔去世后，这件珍品就由他的夫人继承，这位夫人长年住在上海，直到1924年，周今觉才从英籍邮商施开甲处得知这件珍品在费氏遗孀手里，于是他立即委托施开甲向其商购。先是购得了费拉尔先生的部分遗集，奠定了他集邮的基础，直到1927年，周今觉才以2500 两纹银的代价买得这件邮品，真可谓意志坚强，“决战”到底。此后，这号称“东半球最罕贵的华邮”在他手中收藏了20年之久。周今觉对于中国邮坛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本人的邮票收藏方面，还在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1924年他参与发起将“神州邮票研究会”改组为“海上邮界联欢会”；1925年又发起成立“中华邮票会”，出任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同年创办了会刊《邮乘》。《邮乘》杂志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他本人每期都亲撰多篇学术文章，主要是关于清代、民初邮票的研究性论文，对推动邮学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这份杂志后来参加在纽约的国际邮展，为中国人捧回了一枚国际邮展的特别铜牌奖，这是中国人在国际大型邮展上的首次获奖，奠定了他在国际集邮界的地位，也提高了中国邮界的国际地位。

1930年9月，德国柏林国际邮展开幕，周今觉被聘为名誉董事；1931 年2月12日，他被人选为英国伦敦皇家邮票会的会士。该会吸收会士审查极严格，不仅要收藏丰富，而且要有学术研究著作，同时不得是邮商。当时他是中国唯一被选入的人。为此他在《邮学月刊》上撰文说：“吾不为个人喜，盖吾会吾国之光荣胥系乎此，今日中日两国，各占会友（即会士）一名，其势示无偏倚，深望吾国后起有人，继吾为会员会友，蝉嫣不断，则我邮界之德不孤矣。”

1933年奥地利维也纳国际邮展开幕，聘请周今觉为理事和评审员，此举又为周今觉创下了一项“第一”，即他是中国第一位被聘请担任国际邮展评审员的集邮家，可惜当时他身体状况欠佳，未能前往。1936年美国纽约“万国邮票展览会”开幕，周今觉再次被聘为评审员。但是当他听说这次邮展将中国邮票列入乙等镀金牌级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去函反对，据理力争，使中国邮票升为金牌级，他才答应担任评审员，但因故未能成行。

1947年，周今觉已经年迈体衰，而且不问邮坛之事已多年，加之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殃及周氏的房地产业，尤其他又遇到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于是就不得不以数十根金条的价格将此“红印花加盖小字壹元票”四方连卖给了上海滩另一位著名集邮专家、永安纱厂的总工程师郭植芳。后来郭氏携其邮品到了美国，几乎把他的除这张“四方连”以外的所有邮品都逐渐出让了，只有这件珍品，他表示决不卖给外国人，只有中国人，他才愿意割爱。1967年，郭植芳去世，此宝归其夫人刘兆珊所有。1982年2 月，刘兆珊将其转让给香港的集邮大家林文琰先生，据说价为28 万美元。1983年11 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邮展上，人们才有幸一睹这件“华邮之王”的风采。

周今觉的其他邮品，一部分让给了集邮家王纪泽先生，另一部分后来由他的儿子周炜良带去美国。周炜良1995年去世后，周今觉的遗集于1997年由苏富比公司分组拍卖，此事再次“轰炸了”邮坛。

周今觉于1949年2月郁郁而终，享年70岁。但他的“集邮”细胞又遗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外孙及曾外孙。

周今觉的二儿子叫周煦良，他出生时，他的曾祖父周馥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因此他就出生在曾祖父的衙门里（现为南京总统府纪念馆）。因该衙门里有个大花园叫“煦园”，所以其曾祖父就为其取名为“煦良”。他15岁以前在家里读私塾，15岁时入大同中学。后来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他翻译过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如《外国文学作品选》、《福尔赛世家》、《神秘的宇宙》、《珍妮的肖像》等，其本人的著述有《挽歌》、《纪念》、《怎样建立新诗的格律》等等。周煦良除了教书、翻译和写作外，社会活动亦很频繁，多年来担任了《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月刊的副总编、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他在其父的影响下，也收藏邮票。据说他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他敢于唱出“六亿神州尽猢狲”的反调。系里或学校里通知他开会，他非要问清开多长时间，时间一到他即刻就走，不管会议结束没结束，或是哪个重要人物在讲话。他这种耿直的秉性和处世作风，当然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也给华师大丽娃河畔留下许多令人玩味的故事。

他集邮的特点是主要收集中国解放区的邮票和中国明信片。解放前中国邮政发行的明信片，他基本上收集齐全了。1983年，中华集邮展览时，他以一部《1897－1949 年中国明信片》邮集参展，获得了铜奖。他对新中国的邮票也非常重视，而且越是人家不大注意的地方，他偏格外地注意。例如，解放初解放军用的“军人贴用”邮票，人们不太重视，而他却让在海军上海基地工作的表弟专门写了几封信给他。他将这些信封视为珍贵藏品，而且送了一枚给王纪泽先生。3 0多年后，集邮家李曙光先生撰文推翻了集邮界盛传的一个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周煦良送给王纪泽的那枚贴着桔黄色“军人贴用”邮票的实寄封。

周炜良是周今觉的三儿子，1911年生于上海，从小就喜欢玩邮票，常从父亲的邮件上剥取各式各样的邮票贴在本子上，14岁时已开始在《邮乘》上发表集邮心得的短文章，如《大批华邮伪票发现之警告》、《上海1888年及89年邮票之研究》、《衡阳中立地加盖之研究》等等。他研究邮学的才气，那时就已露端倪。后来他留学美国、德国，抗战前一年回国任教，成了著名的数学教授。抗战八年他蛰居在沪，为生计所迫去经营进出口贸易，没有时间研究数学了，却可利用在家的时间研究集邮学。这期间他特别注重中国古典邮票的版式研究。著有《万寿九分银对倒票之研究》、《记清英京印贰元叠版变体之发现》等，均为集邮专家视为力作。他的藏品主要为上海工部局书信馆邮票以及包括大龙邮票实寄封、万寿小字式分倒盖邮票等等。

另外，周今觉的外孙，即他的七小姐周稚芙的儿子唐无忌先生，及其曾外孙唐承达先生，也都是当今有名的集邮家。唐无忌还担任了上海市集邮协会的副会长。可见，周家有着做事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传统。四代人中出了五个集邮家，不要说在国内罕见，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