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魔掌的财政总长

袁世凯之所以拉下脸面，急吼吼地要周出山，实在也是被“库府如洗”弄得无法招架了。因为此时已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是当年仅仅面对一个直隶省的地方官，等发军饷的也不只是他当年小站的五镇、六镇，而是面对全国一片索薪、索饷、嗷嗷待哺的局面，况且还要支付庚子赔款。晚清时代旧制依然，各地封疆大吏多少还能纳粮解款。而清廷完蛋后民国初立，各省由督军掌权，他们各有自己的利益和难处。又因新的政局建立了新的财政制度尚未完善，各地不仅不向中央纳粮解款，反而向中央索饷要粮。军饷不到手，各地就不断地传来兵变的消息———6月济南因欠饷兵变，乱兵从东门攻入城内，抢劫店铺，焚烧房屋，围攻总督府；7月芜湖兵变，店铺被抢者二三十家，被焚者4家；3日后湖北兵变，击毙军官二人；10日后安庆因饷兵变；11月安东因欠饷兵变，抢劫银行⋯.那时的经济本身就是头等的政治，没有钱，新生的政权就要垮台。袁世凯眼看前任财长熊希龄无法解此燃眉之急，于是非把他的老部下再抓上他的贼船不可。周学熙上任时案中积欠的外债已达880余万英镑，用于赔偿辛亥革命中外国商人的损失及各省的裁兵费用仍需500万英镑，还有中央的行政费用和清室退位后的优待费等，一算又需数百万之数，且不要说每月需要的军饷即达970万元（贺恒祯《民二善后大借款的历史是非》）。焦头烂额之余，周学熙不得不考虑暂借外债以度此难关，同时提出振兴民族工业的10项自强措施，以增强国力，图渐次发展。那时新生的民国已有了国会和议院，但在借外债的问题上歧意纷纷，并且都打着革命和爱国的旗号，于是波澜万端，屡议屡辍，周氏居中只能尽力委屈磋磨。直到1913年4月，借款之约才算正式签订（即《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分47年还清本息，这就是著名的“民二善后大借款”风波。钱虽借成了，民国的眼前危机算是熬过去了，但周学熙的名声却被搞坏了，各种势力各怀其心，攻击此款借得“不合法”，明明议院通过了，偏借媒体造舆论说是没通过，目标当然是对着袁世凯，但挡在第一线充当“箭垛”的却是周学熙。周氏这回算是尝到了“共和”厉害，故款借成后的第二个月，就借病辞职，赴青岛侍养老父。可是好景不长，袁世凯眼看局势稳定了，以为天下已是自己的了，竟做起皇帝梦来了，又要周学熙为之筹办财政。周学熙避之唯恐不及，不得不东藏西躲。1914年11月，周学熙父子俩过生日（11月23日为周馥生日，26日为周学熙生日），袁世凯借机大拍马屁，先期派人送来厚礼，为周氏父子祝寿，并示征召之意，吓得周学熙连夜“逃跑”，出关东游，先至唐山察看洋灰、滦矿生产，再至山海关、葫芦岛，顶风冒雪，周历各处，半个月才回家。刚一回家袁世凯又派人来了，百般推辞不掉，只得同意当个高等财政顾问。第二年即1915年2月，周学熙奉父命赴京答谢袁世凯的祝寿之谊，于是又被逮住，“遂被强留，再授财政总长，坚辞不获，乃就职。三月，再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不久，“洪宪”议起，天下再次大乱，周氏规划的一切实业和富国之蓝图，都化作了泡影。袁世凯组织筹安会准备复辟帝制，一心想当皇帝，周学熙坚不附和，还秘密上书，劝其悬崖勒马，而袁一意孤行。周见国事日非，不是一己之力所能挽救，然也无意在其贼船上消磨，屡次请求辞职又不允，于是躲进北海养病，后又移居香山静宜园，仍是称病不出。直到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云南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的打击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时局又一次变迁，周学熙才于4月获开缺而回天津。6月，“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声中，仅做了83天皇帝梦就一命呜呼了，继由黎元洪当总统。谢天谢地，周氏总算永远摆脱了袁氏的纠缠，可以一心一意地打理家族的企业了。

是年夏，一身轻松的周学熙去北戴河避暑，在蓬峰山东部买地构屋，小筑园林，题为趣园，作为以后每年夏天的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