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自撰墓志铭

周学熙（1865～1947年）是一位经历不凡，对民族工业发展有一定贡献的人物，因而有“南张（謇）北周”之说。周氏既传承着中国士人的传统文明，又肯于吸纳新鲜事物，勇于创新；既在晚清充任直隶按察使、农工商部丞参等高官，也在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既在官场致力振兴实业、规划国库，又在民族工业经营煤矿、水泥、纺织等方面成就彰显；既曾是袁世凯督直和民国改元后的重要幕僚，又因劝阻和反对袁世凯称帝，遭袁事实上的软禁；既曾有对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进取创业，晚年却趋于保守，退隐林下，以佛门居士自处。

  纵观其一生，主要贡献在创建民族工业。

  周氏进入古稀之年时（1934年），做了一件常人少有之事：自撰墓志铭备用。

  周氏称自己“生不作欺人之语，死不受谀墓之文”，故选择了自撰墓志铭。墓志铭全文约500字，其中铭文仅43字：“忧患如山兮，其甘如饴。与世落落兮，惟天不欺。生无所恋兮，死亦何悲？今而后还太虚兮，浩浩乎与天地无穷期！”大意是，时逢深重的国难，有人却过着纸醉金迷、甘美悠然的生活。个人对世事虽有见解，却落落寡合，只有老天不负我。本人对今世已无所系恋，即便离去又有什么悲伤可言。如今回归另个玄妙的世界，与无穷尽的浩渺宇宙共存。

  周氏的这番自述，是同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分不开的。庚子之变，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国势大伤。两年后（1903年）受委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维新成功“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深受启发。遂受命主持直隶工艺总局，以“坐谈不如起行，空言劝导不如实行提倡”的理念，效法东邻，“兴学、制造”两手抓，不数年事业彰显，由此进一步激起他对中国振兴实业的热情，甚至预期“最远则二三十年”，古老的中国会实现工业文明。他虽身至高官，在那个年代却有“古今之世界皆人民心血所结成”，“家国之富强皆国民精神之代价”这种朴素唯物史观的表述。主财政时，曾建言“每年节国库之所余，兴办工业，先办民生工业，再办军事工业，定10年计划，以雪日本21条之耻”，却遭袁世凯拒绝。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袁世凯野心称帝，“大局忽变，一切悉归泡影，从此国事益不可为”。慨叹“国家之不幸即人民之不幸”，“忧国之心，救国之忱，至今莫展，思之黯然”。自此（1915年）脱离政界，致力于经营实业。然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企业生存日复艰难，遂于年届花甲之时（1924年），辞去一切职务，退隐林下。当周氏自撰墓志铭时，更是东北沦陷，日寇对华北步步紧逼的关头，尽管其忧患意识仍存，但毕竟受自身的种种局限，在卢沟桥事变后，选择了移居天津，长住避乱。

  1947年，周氏83岁高龄，因足疾已“不良于行”，似自知时日无多，又预作联自挽：“平生万事低摧，尘海已消前业净；今日一心归去，太空不碍白云飞。”是年，驾鹤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