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洪宪“第119号政事奏折”说开去

祁门红茶的发源地和创始人纷争由来已久，分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认为余干臣为创始人：光绪元年（1875年），黟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 因羡红茶畅销多利于东至县（1959年由东流与至德合并得名，至德又称建德、秋浦）尧渡街设立茶庄，仿“闽红”试制工夫红茶获得成功；另一种说法认为：光绪元、二年，祁门县平里镇茶叶园户胡元龙为创制人，依据是当年《农商公报》登载的“第119号政事奏折”。学界对此各持观点，业界为祁红地理标志范围界定甚至诉诸法律，比较著名的是国润公司与祁门县祁门红茶协会“祁门红茶商标案”，官司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历经13年，2018年终审判决“祁门红茶”地域范围仅限于祁门县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无效。但近期，黄山、池州两市联合申报“祁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涉及授权问题民间又起纷争。

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走访了黟县立川余干臣故里、祁门平里胡元龙故里以及祁门县祁红博物馆，拜访了祁门茶科所退休的老专家、祁红传承人等，认为祁红的创始人和发源地问题是清晰的，不应该有分歧，试就掌握的史料分析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祁门官方史料记述

祁门官方编印的民国22年祁门茶叶改良丛刊《祁门之茶叶》、1974年祁门县《祁红》编写组以及1990年《祁门县志》、2002年的祁门政协《祁门文史·第五辑·茶业专辑》和2008年《祁门县志》，都对祁门红茶发源地及创始人做了表述，但前后有些变化，早期资料显示余干臣是创始人，从1990版的《祁门县志》开始，有以《农商公报》说法为依据，认为胡元龙是创始人。

民国22年（1933），祁门茶叶改良丛刊《祁门之茶叶》载：“考其历史，该县(祁门)向来嗜制青茶，1876年（光绪二年），有黟县人余某（余干臣）来自至德县，于历口开设子庄，劝诱园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购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虽出产不多，但获利颇厚。此为祁门红茶制造之始。”

1974年祁门县《祁红》编写组：“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有个黟县人，名叫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因羡红茶畅销多利，首先在至德县（今东至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效‘闽红’制法，开始试制红茶。为了进一步剥削茶农，扩大影响，牟取更多的利益，一八七六年，余又从至德来到祁门，劝诱茶户制造红茶，并最先在祁门西路集镇历口，继而在闪里设立红茶分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在祁门南路一带的贵溪，也有人试制红茶获得成功，这就是‘祁红’的开端。”

1990版《祁门县志》“祁红”条款中，引用1916年3月15日出版的《农商公报》第二十期之说法：“奏折119号：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门）建（德）。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1875、1876），因绿茶销路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本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

2002年的祁门县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祁门文史·第五辑·茶业专辑》，有专家引用 “奏折119号”时，将其篡改成了“大清第119号政事奏折”^①。

2008版《祁门县志》第四章“茶业篇”之“祁门红茶”：“清光绪初，绿茶销路不畅，胡元龙在贵溪自设茶厂，仿效宁红创制红茶成功；与此同时，黟县人余干臣自福建罢官返里，在至德（今东至县）试制红茶，翌年于历口、闪里开设茶庄，劝导茶农改制红茶。”

2、祁门、建德（秋浦）祁红调查报告

笔者查到5份民国时期的祁门、建德（秋浦）祁红茶业调查报告，其中有专业机构人士、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的报告，也有官方专题，还有当代茶圣吴觉农任祁红场长期间主导的调查，关于祁门红茶创始人及发源地，报告中均有清晰叙述。

2.1 1915年7月发表在《农商公报》上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安徽向制青茶。改制红茶，实肇始于祁建。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1875年，笔者注），即有黟县人余姓，在建德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1876年，笔者注）即往祁门设子庄，劝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红茶（指红毛茶）。第二年（1877年，笔者注），即在祁门西乡闪里开设红茶庄。祁人胡君仰儒，本南乡大园户，也特自制红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②

谢恩隆是当时农商部专业职务级别最高的技正；陆溁(1878-1969)，号澄溪，江苏武进人，江南实业学校毕业。1905年随两江总督派遣的中国第一支茶叶考察团赴印度、锡兰（斯里兰卡）考察茶务，自此走上了对中国茶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生路。1909年撰有“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至三十四年九月止兩年茶务成绩”等报告，1913～1915年，陆溁受农商部委派对我国产茶的6个重要省份开展茶业调查，撰写了“调查两湖祁门宁州茶业情形”“调查安徽汉口茶业报告”等多份调查报告。民国政府1915年4月在祁门县南乡平里筹建、10月建成并下设历口、秋浦和江西修水、浮梁四个分区的“农商部安徽模范种茶场”，场长就是时任农商部佥事陆溁，在祁场任职5年。

陆溁一生躬耕我国的茶业改良事业，成为中国近现代茶叶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民国茶界泰斗。“说到近代茶业的先驱，陆溁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③

2.2 1923年发表在《实业杂志》第3卷第9期上傅宏镇、潘忠义“调查秋浦祁门茶务报告”表述:“秋浦祁门两县，为皖省产制红茶最著名之区，考其史籍，仍以青茶为大宗。改制红茶，始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有黟县客商，就秋浦尧渡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复就祁门设子庄，劝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毛红茶，第二年并开红茶庄于祁门西乡闪里，自此之后，逐年增加红茶庄，故两县遂为红茶专产地矣。”“此两处气候相同之所致也”^④

报告不仅阐述了祁红创始人、发源地，还说明了秋浦、祁门两县气候相同，自此为“红茶专产地”。

傅宏镇、潘忠义为同时期在祁门茶科所工作过的茶业专家。傅宏镇1901年生于安庆，1920年至1922年在安徽省茶务讲习所学习，1923年毕业即到安徽省立秋浦茶场工作。秋浦茶场合并到祁门后仍在茶场任职。1932年底参加吴觉农组织的祁门茶业调查，主笔《祁门之茶业》（1933）；1934年后，在浙江第五区茶场和三界茶场任职，指导茶叶生产和制作；1938年后，在安徽事茶直到1965 年退休。42年的茶业生涯里，写过多篇茶业调查、茶叶制作改良和茶文化的文章，编撰《中外茶书艺文志》(1940) 和 《茶名汇考》(2000)。^⑤

茶圣吴觉农“在祁场一年”一文中，对开展调查事业给予充分肯定、对傅宏镇有高度评价：“任何事业，真相不明，难期进行之得其适应，而一无参差过甚之害”“所谓一般调查者，即就本省之茶业，民间一切经营概况，予以全部调查者是。本场所在之祁门，成立之日，即行着手，历时3月而告完成。报告业已刊行《祁门之茶业》一书，此以傅宏镇先生辛苦最多。”^⑥

2.3 1929年发表在《安徽建设》第6期上王兴序“安徽秋浦祁门两县茶叶状况调查”表述：“安徽自昔向制青绿茶，改制红茶，实肇于秋浦。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有黟县人余姓，在秋浦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旋往祁门设子庄，劝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毛红茶（红毛茶）。第三年，即在祁门西乡闪里，开设红茶庄。祁门南乡并有大园户胡仰儒者，特自制园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⑦

王兴序（1896--1960），1920年毕业于北师大林科。1921年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校任林科主任，后任校长；1928年7月，祁门的“安徽省立第二模范茶场”与秋浦的“第二茶业试验场”合并成立“安徽省立第一模范茶场”，场址在祁门，秋浦为分区。场长王兴序。”^⑧1930年第三甲种农校停办任安徽省立第一林场场长。1943年受聘为安徽学院讲师。1947年仍安徽省第一农区农场场长。1951年调任省林业厅委工程师。1953年为省政协委员至终年。

2.4 1933年发表在《建设周刊》第50期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祁门县茶业调查报告’”称：“考其历史，该县向来均制青茶，一八七六年，有黟县余某来自至德县，于历口开设子庄，诱劝花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收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出产不多，但获利颇厚，此为祁门红茶制造之始。”^⑨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前身是1915年成立的“农商部安徽模范种茶场”，这是1932年1月该场的第六次更名，时任场长吴觉农。

2.5 1936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十号·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文章写道：“迨光绪二年（西历1876年）有黟县茶商余某者，以祁门地广人稀，茶价便宜，乃由秋浦（今名至德）来祁，传授红茶之制造方法，劝诱茶户效法制造，初在历口开设子庄，高价收买；继在闪里设立红茶庄号，从事精制。时复有上海同春荣茶栈来祁放汇；一般茶户以红茶价格较高，且销路可靠，利之所趋，故相率改制红茶，并添植新株。于是驰名全球之祁门红茶区域，逐渐形成。” “市上通称之‘祁门红茶’，或简称之‘祁红’，实际并非专指祁门一县之产品而言；其与祁门茶产地毗连之至德、贵池及江西之浮梁等县所产之红茶，因其制法相同，形状相似，也统称‘祁红’。故在广义言之，祁门红茶区域，实包括祁门、浮梁、至德三县，及贵池之一小部。……普通言‘祁红’之茶产地者，仅以祁浮至合称。” ^⑩１“祁门红茶区域之形成及其产品之优良，盖有天然环境之适合为其基本因子。天然环境与茶叶之最关重要者，不外地势、土壤及气候三项。” ^⑩２

金陵大学是中国最早成立农科的教会大学和最早实施正规四年制农科教育的大学，成立于1930年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是中国近代最有成效的农业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即农业教育方面、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农村社会改良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农业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3. 存疑的《农商公报》“第119号政事奏折”

胡元龙是创始人说法的源头，主要来自于1916年3月15日出版的《农商公报》第二十期“第119号政事奏折”（图1）及其批令文（图2），两文主体内容阐述一致，一个是祁门绅耆方振钧等递交咨陈后，知事逐级上报的“奏折”，农商部上报的时间是1916年2月19日，编号119号，正是这个“奏折”后被一些专家篡改为“大清第119号政事奏折”（图3）；一个是准奏的批令文，主体内容（以下统一简称“奏折”）如下：

“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门）建（德）。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仰儒）。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之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金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40余年，孜孜不倦。” ^⑪⒈

“知事查核无异，详请鉴核俯准，转咨农商部证明核奖等情，据此查该商事实，与奖章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相符，似应准予给奖，以昭激劝。” ^⑪⒉

“该茶商胡元龙，既据该巡按使咨陈，与奖章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相符，臣部覆核无异，拟请给予臣部一等奖章，以资鼓励。” ^⑪⒊

1916年2月23日，农商部收到政府政事堂奉：“批令，准予所拟给奖，此令”。 ^⑪４

递交咨陈的是祁门绅耆方振均，时年58岁，系廪贡生^⑫，咨陈目的，是胡元龙在祁门红茶改制过程中，带领园户改良茶叶，几十年孜孜不倦，付出艰辛努力，成绩卓巨，功不可没，要求给予奖励表彰。递交咨陈的来由及时间点：

3.1 1915年2月开幕、5月始评奖的巴拿马博览会上，上海茶叶协会等多家茶号选送的祁门红茶获得金奖，其中有祁门闪里陈郁斋“忠信昌”茶号，而胡元龙“日顺茶号”选送的茶叶未获奖，乡绅们为此心生不平。^⑬

3.2 绅耆们许是认为1915年7月谢恩隆、陆溁发表在《农商公报》的“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中，创始人及发源地认定，对祁门及胡元龙不利，咨陈中有意“纠正”。

3.3 北洋政府为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投资创业，采取了包括运用经济手段，如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减免税厘及给予专利政策等众多措施来促进实业发展，并从精神层面发出舆论号召、颁布荣誉奖励，使人们相信政府发展实业的决心，以便开辟民国实业的新时代。为鼓励发展实业及表彰实业人员，1915年7月，农商部出台《农商部奖章规则》（图4，附后）的荣誉奖章制度。《奖章规则》的发布，对于祁门乡绅们来说，这既是为胡元龙邀功，又是为祁门红茶创始人“正名”的机会，于是，对照《奖章规则》第三条“建设工厂制造重要商品者，其资本金在五万元以上，营业继续满三年以上。”“承垦大宗荒地，依限或提前竣垦者，其竣垦亩数在三千亩以上。”^⑭规则，似有浮夸、虚假的弄出“开辟荒山五千亩、筹集资金六万元”等“奏折”数据，以期达到符合《奖章规则》的一等奖章条件。以“绅耆们”的名义递交咨陈，转报其时，北洋政府已经变成了“洪宪帝制”政府，因而出现
了“奏折”的公文形式。

“奏折”本身，存在诸多疑点：

存疑一、 “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建。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

胡元龙是土生土长的祁门人，祖辈开始就在祁门做茶，是祁门南乡典型的茶叶园户、茶农；未见有任何胡元龙到过建德、于建德开发茶叶生产的记载，“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的提法存疑。

当年的资料及境况显示，建德茶叶产量低于祁门、品质也相对弱于祁门，茶叶的影响力应该很难提到与祁门相提并论的高度。为胡元龙请功，咨陈“奏折”表述为“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门”就好了，写“权兴于祁建”就让人不好理解了。“奏折”是表彰祁门胡元龙的，建德不是发源地就没有什么关系，无需提及，何况建德和祁门还分属池州和徽州两府。

再者，“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建”这句话出现在绅耆咨陈文章的抬头，似有疑问，清末民初信息闭塞的时代，皖南深山区的祁门乡绅，是如何站位于安徽全省红茶生产这个高度说事的？这样的语调，疑似针对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所指，是否有“正名”的用意有待探讨。

存疑二、“开辟荒山五千亩，兴植茶树。”

祁门是产茶大县，经过百年发展、尤其是祁门红茶获得国际认可成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后，茶叶生产得到了长足进步，茶园面积也远比百年前有大幅拓展，但根据2021年报数据，祁门县平里镇七个村，人口1986户7251人，茶园面积10815亩，人均茶园1.49亩；其中，胡元龙家族所在的贵溪村有10个村民组，347户、1371人，茶园面积1937亩，人均茶园1.44亩。由此数据看出，即使贵溪茶园面积至今没有增长、贵溪全村当年也没有其他茶业大户，茶园全部是胡元龙家族
的，似不足2000亩，远达不到5000亩概念。（附图）

存疑三、“筹集资金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

光绪初年，还未有政府放贷概念；茶农用款是在祁门红茶创制成功后，运往九江汉口与洋商贸易有利可图，遂有茶栈及茶商做放款生意。“宁波人李姓开设红茶栈，派人往建德祁门放款，此为祁建茶用红茶栈款项之始。”^⑮⒈早期的祁门红茶价格在每箱（50斤左右）26～30元上下，祁门全县经营祁门红茶的茶庄超过百家，大多数茶庄年经销一、二百箱，多的八、九百箱，少的四、五十箱；茶庄“资本大多数均系集股而成，每家以三、四千两至六、七千两为固定资本，其余流动资本均向茶栈挪用。至近年则连固定资本也多向茶栈通融也。”^⑮⒉光绪元、二年，祁门红茶还未面世，未有茶栈放款做法，深处民间的植茶园户胡元龙家族“筹集资金六万元建茶厂”的说法存疑。

综上，被业界一些专家及官媒认可、引用的“第119号政事奏折”，不过是当时迎合《奖章规则》，以表彰奖励为目的咨陈“奏折”而已；知事和农商部官僚们关心的是胡元龙能否获得“一等奖章”，“洪宪帝制”政府关注的是出台的《奖章规则》制度落地的社会效果以及咨陈是否达到“与奖章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相符”的条件；官员及帝制政府均无暇顾及“奏折”中祁红创始人及发源地概念叙述；后人则被“准予所拟给奖”的“批令”抬头文字、以及少数专家断章取义的商业炒作给“带偏了”。

其实，1990版《祁门县志》编制时，编制组专家们对“奏折”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对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客观分析、讨论，最后定稿出版的《祁门县志》“‘卷六·茶业’和‘卷三十·人物’胡元龙的篇目，将引用该‘奏折’中‘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删改为‘在贵溪垦山千余亩’、‘筹集资本六万元’删除其‘六万元’，表明其对此‘奏折’中有关事实也存疑”^⑯,推翻了“第119号政事奏折”中的“开辟荒山五千亩，兴植茶树”“筹集资金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的说法。

4. 胡元龙家族遗嘱之表述

据“新现祁门红茶鼻祖胡元龙家族遗嘱简析”^⑰一文认为，胡上祥（1811-1904）［胡元龙(1836-1924)之父］遗嘱载：“祁南红茶，本号开创，至丙戌(1886)，已历九载，不意元龙随于支用，无知妄作，好行小慧。丙戌九江卖茶失机※号内加做三班，我全不识细盘，本年约空二千，再叫伊自戍寅(1878)起，将本山递年出产若干，家支若干，据实开单呈核。九年共收山洋八千五百余元，家支自零星，及做拣楼茶号居仁堂，璠琰二孙花烛入泮，各用仅用七千零，仍余一千零，查盘负欠大约在三千以外。心神恍惚，无计可施，以至废弛公事，抱恨惭愧。自丙戌(1886)至庚寅(1890)，日在混沌之中。丁戊两年茶号※※※※(原稿如此，遗嘱破毁无法辨认导致。笔者注)存银洋如何，认利安顿，朝夕谆谆，面从心违，父命视为弁毛，出入丝毫不禀。小学云，自幼养成骄惰之性，到长益凶狠，信矣晚矣。”

胡上祥为胡元龙之父，立遗嘱时间为1891年，时年胡上祥81岁，但从上段遗嘱中可以看出，彼时胡上祥对家族其时的处境非常之忧虑，心情颓废到了极点，“心神恍惚，无计可施”；为丙戌(1886) 亲手开创至今已经九年的祁南茶号生产经营状况担忧，感到前景渺茫，丝毫没有茶叶外销市场好转的喜悦和看好的势头，反而对已是56岁的胡元龙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其“随于支用，无知妄作，好行小慧”，因此丙戌(1886)年逼其交账，核算九年来茶业经营情况。后来虽“朝夕谆谆”，然而其“面从心违，父命视为弁毛，出入丝毫不禀”，以至于胡上祥立遗嘱时，发感叹曰：“小学云，自幼养成骄惰之性，到长益凶狠，信矣晚矣。”

这大概是祁门红茶最早、最原始、最可信的记载文字了，从这段不多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之无奈、迷茫，通过遗嘱这种非常郑重、极端的方式，发出内心感慨，寄希望给后代们以警醒，寄希望家族尽快摆脱困境、走上正轨、昌盛起来。遗嘱中有逼胡元龙交账核算家庭收支的文字，说明了胡上祥家主地位和对胡元龙不放心的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年的茶叶园户经营之艰难，生活之不易！我们还看到这些文字背后的胡元龙的性情：不拘泥、不守旧，敢于“面从心违”、应该是背着父亲做了许多茶业改革之事。

遗嘱的这段文字，字数不多，但信息量非常大，让我们对祁门红茶的许多概念有了新认识。

4.1 胡元龙家族的红茶创始时间

“祁南红茶，本号开创。”说明祁门南乡的红茶是由胡上祥家族开创的。祁南即祁门南乡，胡元龙的家乡，胡氏世居之地；这里的“本号”，根据“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推测，是指胡上祥1866年前，耗资五六百金建造的“培桂山房”茶号。这句话除了说明祁门南乡的红茶是由胡上祥家族开创的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此之前祁门南乡生产的都是青（绿）茶，至此才产红茶；二是开创初期直至立遗嘱的1891年，生产的红茶名称叫祁南红茶。

“至丙戌（1886），已历九载。”说明胡元龙家族及整个南乡开创红茶的时间点是1877年，这个时间点与本文前述余干臣1875年在尧渡街创制红茶成功，翌年在祁门历口尔后又在闪里设立红茶分庄的迁徙发展时间点是完全吻合的。

4.2 未见垦山投资、建日顺茶厂记述

胡上祥遗嘱：“自戍寅(1878)起……九年共收山洋八千五百余元，家支自零星，及做拣楼茶号居仁堂，璠琰二孙花烛入泮，各用仅用七千零，仍余一千零，查盘负欠大约在三千以外。”从遗嘱中我们看到，红茶创始之初的九年茶号财务支出中，连两个孙子入学读书的支出都被提及，但没有提到“筹集资金”建日顺茶厂概念和“六万元”建设支出数字。

5. 胡元龙后人胡益谦文章的时间点错误

胡元龙后裔胡益谦撰文“祁门红茶生产史略”^⑱说:“清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黟县人余干臣自福建罢官归来，赁住祁门县城三里街。余氏见祁门产茶，乃根据闽人制“闽红”的经验，建议祁人改制红茶。但祁人消息闭塞，思想保守，无人敢应议改制，独胡氏元龙敢付诸实行。”此段文字被部分专家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引用。

文章观点按此不表，时间点似有谬误。据史料记载，清代名臣沈葆桢，曾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名义，两次去台湾处理日军入侵台湾事件。第一次为1874年6月17日—1875年1月30日；第二次为1875年3月20日—8月22日。而余干臣是沈葆桢挑选去台处理事件的随员之一，临行之前收到母亲去世但后事已经处理完毕的信件，因不忍放弃这次难得的国务锻炼机会，暂时隐瞒随队出行拟回来再报，后遭人举报违背官员“丁忧”制度，被罢免了职务。因此，余干臣遭罢官回乡，应该是第一次台湾回来也就是1875年1月30日之后，不是同治十年的1871年。

6. 余论

综上，《农商公报》“第119号政事奏折”存疑，不能作为祁门红茶创始、发源的事实依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份未掺杂任何商业成分的专业调查报告才是客观的、值得信赖的；祁门红茶由余干臣创制于东至尧渡街，在祁门为核心的产区得到发扬光大，是不争的史实。茶界著名教授陈椽在其编著的《茶业通史》前言中指出：“研究历史，要避免‘以今论古’的非历史的错误倾向，万万不可用现在的观点去主观臆断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责任来对待历史，才是历史的进步。

祁红独特的香型，是先人们千锤百炼的制茶工艺和“祁门红茶区域”^⑩３（图 附后，以下简称“祁红茶区”）特殊自然环境茶叶品质

的结晶，是茶叶史上绝无仅有的宝藏，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祁红茶区”是地理区域概念，而非行政区域概念，无论是东至、祁门、池州、黄山，还是学界、业界乃至其他，都要从无益的纷争和狭隘的思维中走出来，用唯物史观来看待祁红的发展，市县联手并力争更高层面的支持，瞄准国际红茶市场，努力扩大茶叶生产、提升祁红品质，做大做强“祁红茶区”及域内“润思”“祁乡园”“祁源”“祁鸣春”“祥源”“天之红”等祁红企业，扶持开发出媲美“立顿”的红茶产品，力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才是祁红茶业长足发展进步的当务之急。祁红只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品牌之一，印度的大吉岭、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才是我们壮大国际市场的障碍，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茶叶几乎失去国际市场份额的历史教训。

要充分把握“祁红茶区”资源特色，科学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遗存，挖掘祁红茶道文旅资源，讲好已有150年的祁红茶文化故事，打造百年前茶场分区扩张时的“祁红茶区”300里徽道(“自祁门南河、董家湾、溶口、郭口、双凤坑、竹萪里、贵溪至西乡之云村、江家河、安乐坡至秋浦之四都，中经贵池界之源头至秋浦葛源、排蓬、葛公镇、锦溪、柴坑、梨树岭，袤延300余里，皆有模范种茶场分区。”^⑲“秋浦茶区则就县府后荒地，辟作分场，县长王人鹏兼场主任，自尧渡至四角尖、抄溪山再成立20个培种分区”^⑳),抓住申报“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的机遇，融入“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去，把祁红国际高香红茶的特色、文旅产业资源优势做强做实，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才是祁红产业振兴、“祁红茶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 倪永安“祁红鼻祖胡元龙”祁门县政协编《祁门文史·第五辑·茶业专辑》P210

② 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 《农商公报》1915 第2卷 第1期 P32-38、第2期 P28-32

③ 陶德臣“陆溁对近代中国茶业的贡献”《中国茶叶》2019.9  P47

④傅宏镇、潘忠义“ 调查秋浦祁门茶务报告”《实业杂志》 1923 第3卷 第9期 P1-14

⑤ 吴宁“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回忆爷爷吴觉农的好友、安徽茶人傅宏镇先生”《茶叶》 2012 第38卷 第4期 P252-255

⑥ 吴觉农“在祁场一年”《国际贸易导报》1934 第6卷 第6期 P105-111

⑦ 王兴序“安徽秋浦祁门两县茶叶状况调查”《安徽建设》 1929 第6期 P161-172

⑧ 汪瑞琦“祁门茶业改良场历史概况”祁门县政协编《祁门文史·第2辑》P50-55

⑨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祁门县茶业调查报告”《建设周刊》 1933 第50期 P1-6

⑩１⑩２⑩３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十号《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调查编纂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P1. P5.P40-41

⑪１⑪２⑪３⑪４“安徽茶商胡元龙改制红茶成绩卓著请给予本部奖章折”《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 第3卷 第4期 P5

⑫汪德滋“祁红小镇的茶史拾遗（续）——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奏奖章摺逸事” 《徽州社会科学》2018 第5期 P24-25

⑬汪德滋“徽茶参赛1915巴博会获奖逸事”《徽州社会科学》 2015 第12期 P51-52

⑭“农商部奖章规则”《中国实业杂志》 1915 第11期 P694

⑮⒈ ⑮⒉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农商公报》 1915 第2卷 第1期 P32-38、第2期 P28-32

⑯ 汪德滋“祁红小镇的茶史拾遗（续）——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奏奖章摺逸事” 《徽州社会科学》2018第5期P24-25

⑰汪琼 郑建新“ 新现祁门红茶鼻祖胡元龙家族遗嘱简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 p224-228

⑱ 胡益谦“祁门红茶生产史略”祁门县政协编《祁门文史·第1辑》P111-114

⑲“祁门茶事谈”《农商公报》 1916 第3卷 第5期 P186-187

⑳ 陆澄溪“我的自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P12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