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刊印《阅读天津》丛书,其《群星》编收有《实业兴家国·周叔弢》一册,付梓之前,承作者与责编厚谊,我得以先睹为快。本书以生动的笔调,简要描述了自扬州小盘谷走出的传主(即我的祖父,以下称弢翁)如何学习、成长,投身实业,搜求古籍,又毫无保留献诸人民的感人事迹。书中也谈及其教子有方和外甥孙师白对舅家的回忆。由此,也使我想起了近三十年前即1995年对师白表伯的访谈。那时,他虽已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左本文作者周启乾,右李雪涛
孙师白(1907—1998),原名浔,安徽安庆人。曾祖孙云锦(1821—1892),字海岑,曾入曾国荃幕府,由相关资料可知,其担任过南通州知州和江宁、淮安、开封等地知府。师白表伯说,他的曾祖与弢翁的祖父周馥(1837—1921)是“老交情”,“早年在安庆未发迹时即相识”。孙擅诗文,兼能测字,说周的八字“宜北不宜南”,“要投靠李鸿章(都是安徽人)”。“孙家则是与曾家关系密切,家中有曾国荃题写的‘致清和’匾额。孙为人散淡,不图仕进,慈禧太后曾要他任上海道却未应”,“一辈子清贫”,“玉山老人(按即周馥)很钦佩我的曾祖父”。
师白表伯的母亲是周馥的孙女,也即周学海之女、弢翁的五姐,“读过女子学堂,新式妇女,学问好”。弢翁姐弟情深,也曾多次到访安庆孙家探望,惜天不假年,姐罹患伤寒早殁,并于临终前向弢翁托孤。
师白表伯的父亲虽然续弦,但为时不久也夫妻双亡。师白表伯母亲共生六胎,早有两个夭折,所剩四人中,其兄也去世了,只馀其一姐一弟共三人。他清楚记得,是在十二岁时(1918年),弢翁亲自到上海正式接其三人到天津共同生活。此后姐姐也去世,1926年,兄弟二人双双考入上海交大电机科,始离开舅家。
(孙师白)
1911年辛亥革命后,弢翁离开扬州,移居青岛。师白表伯回忆,早在1913年初,也即弢翁的萧氏夫人去世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姐弟三人就曾来到青岛舅家,住在三楼,正是弢翁书房之上,曾因顽皮而被申斥。他还记得,这时也居青岛的玉山老人周馥“举步似鹤,下足有声”,乘坐马车来看望他们,还曾“带我们去购买玩具,每人的名字记不住,就数数目,一、二、三……,看看进去几个人再数出来几个人,以免丢失”,“老公公对我们恩情似海”。“老公公去世后归葬家乡时,安庆家家摆出香案,测字摊给十元钱,其馀给二元”,“老公公很有乡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侵占青岛,人们不得不分别离去,孙氏姐弟返回安庆。
弢翁自青岛迁往天津后,先在庚子之变后新辟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属河北区)赁房居住。时隔七十多年之后,师白表伯对于当年居所依然记忆犹新,甚至画出地图加以说明。
弢翁挚友劳健(字笃文)介绍学术造诣颇高的张潞雪先生,作为塾师来家教授我的父辈。师白表伯年长我父六岁,当时除在南开学校就读外,课馀时间也同在家塾中随张先生学习。他回忆“书房中挂有孔子像,还备有戒尺。张先生讲授《汉书》、《毛诗》”,“你父亲作文章,我说他是‘小孟子’”。“我们还一起学习日语,我为他起名‘骆驼’(Lakuda),意为‘任重道远’”,“我们亲如手足”。
1930年代初,师白表伯曾任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师。我父亲没有中学学历,难以进入北京的大学就读,便请师白表伯代考了辅仁大学。作为上海交大的毕业生,自然是“游刃有馀,高分得中”,“不到一小时交卷,得第十三名,复考为第十一名”。
师白表伯十分自豪地强调:“我是自学成材。”的确,他虽是学习电机出身,后来又通过自学成为知名的硫酸工业专家,不仅在上海主持建立了硫酸工厂,而且还经常受邀到外地指导工作,为我国硫酸工业的发展奋斗终生。他不仅聪明好学并学有所成,而且兴趣广泛。他在交大读书时,办起了名为京剧会的票房。他自称会演三十几出戏,还练习了跷功。
话题再回到他们在天津历时八年的舅家生话。
1919年,弢翁已走出书斋,离津赴青岛主持华新纱厂的建厂事宜,作为专务董事,从签订合同购买机器,到验收安装与投产,都是亲历亲为。当时国内没有关于纺织的书籍,而是需要依靠阅读英文技术书籍,边干边学。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难免有不顺心处。这时,师白表伯在津常为许氏舅母代笔家信,“在‘两地书’中,舅母劝他不要发牢骚,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这话是很沉痛的”,“我劝他不要发牢骚,他骂我:‘你教训我?’”“你爷爷很喜欢我,又常常骂我,因为我很调皮。”
师白表伯还回忆到,1925年底,许氏舅母在诞下第八个孩子治良后不幸去世,虽然请来了名医,也已回天无力。“弢舅与许氏舅母感情甚笃,难以面对现实,在一段时间内迁怒于孩子,使治良没有得到父爱”,“当时没有计划生育,生孩子太多,像是灯油干枯,人死后还要打强心针,也是无济于事了。”“为了安慰弢舅,四外婆(按指周学熙夫人)拿出了原为自己准备的寿材给逝者使用。”
这时,弢翁在历经青岛和卫辉两地华新纱厂的工作后,又受命转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师白表伯回忆,他们从上海交大毕业那年(按应为1930年),弢翁曾接他们到唐山度暑假,得以再度欢聚。根据亲眼所见与体察,他认为“青岛(华新)是他(指弢翁)一手搞起的,不是现成的。创业困难。”唐山华新则是“将相和”,领导层中“关系融洽,大家同心协力帮助他”,“在任十年中,即把一个单一的纺纱厂发展成为纺、织、染全能的企业”,“唐山所产洋布畅销市场,每尺0.13元”。“心血是在青岛,成熟是在唐山。”唐厂被日本资本强行加股合办后,愤然离职时,“工人们停车含泪送别”。
师白表伯说,“我一辈了看人是‘观微知著’,即从小见大”,“你祖父一生办过五个厂,四个纺织,一个水泥。最先是创办青岛华新纱厂,很成功”。在卫辉华新纱厂工作的时间不长,“你爷爷是书生,卫辉华新的棉花采购员是我兄弟奶母的儿子,说他是棉花大行家,采购来的棉花不用看,用手一摸,水份、韧性心中有数,好坏立辨,我们买花的哪敢大意?”
师白表伯还说,“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时,他派(天津华新)桂季桓(时任该厂工务长)找我,说工厂照明不好,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好,要我去设计照明”,“旧企业家对工人死活不管。我很感动,他关心工人完全发自自然”。
抗战胜利后,弢翁任职启新洋灰公司。师白表伯说,“他到启新后,又派人找我,说冒灰不得了,把附近居民衣服损坏,要我解决。”“这是近代的环保问题,我住了好几天,局面可以改变,但是工程浩大,……与上海一些资本家乱排乱放,把苏州河污染成为黑水河的现象相比,这也可见他是个进步的企业家”,“环保是世界大事,那个时代就注意及此,眼光远得很呐!”“我后来注意环保,即与你爷爷有关。”“我谈的这几件小事不小,破坏环境,你爷爷是不肯干的!”
师白表伯引用“外甥像舅”的俗语,说“这句话有道理”,“你爷爷有童心,天真正直,乐观达观,我继承下来,这也是我们长寿之道”,“‘文革’中怎么斗也不怕。”
师白表伯多次提到,“你爷爷对我的恩德是报不尽的”,还说“周家(事)尽在我心中”,打算撰写“儿时青岛”、“天津岁月”,终因忙于论文的写作而未能实现。
回顾以往,我与师白表伯的接触并不算多,可以说是先识其文,再见其人。幼年初识字时,曾在祖父案头见到他的来信,信的上下款分别总是“三舅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和“甥浔叩”三个字,由此也得以初窥旧时书信的格式,对此印象深刻,至今历历在目。
1991年夏,师白表伯曾在来信中说,他原计划要偕妻女北上看望舅母,并参加弢翁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还要和同窗挚友吴大任教授(著名数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同返南开中学。然而,由于“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硫酸技术交流会”而不得不作为罢论。
师白表伯还向我介绍了他从上海硫酸厂总工程师的岗位退休后,设立“孙师白硫酸技术发展奖励基金会”的缘起。他自奉甚俭,安居陋室,却竭尽一己的财力与智力于钟爱的事业。他的拳拳之心,令我肃然起敬,也浮想联翩。如果性情相近、情同父子的甥舅二人欢聚于九泉,当会传出更多启人心智的妙语嘉言。
【周启乾 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