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往事

 2011年9月26日，我们曾请周启博先生来家一叙，讲述周家往事。他的口述，披露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细节，现展示如下：

周家先辈

丁东：周家五代人名人辈出，覆盖官、产、学，是近代中国大转折时期的一个缩影。

周启博：周家是社会变迁弄潮儿里边成功的一个家庭。从头说起的话，周馥是发家的第一代，官做到两江总督、两广总督，起步比较高。但他本人是农村教私塾出身，一生也没有什么科举功名，这是他终身的一个隐痛。他的几个儿子中周学熙最出名，成就最大。当过袁世凯政府的财政部长。

丁东：周学熙也是山东大学的创始人，1901年担任山东高等学堂总办。

周启博：周学熙后来又办了不少企业，如启新洋灰公司、开平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等，我猜是从国库拿的钱。我听说过南张（謇）北周的说法。周学熙的长子周明泰我见过，字志辅，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念过私塾，没念过洋学堂。他对京剧很着迷。1949年带着姨太太跑到香港，卷了一大包地契、房契什么的，现金没带去多少，听我母亲说，生活还是挺困难的。他的姨太太挺能干，跟他生过三子一女。后来他们又设法从香港往美国逃，因为当时不清楚共产党是不是马上要收回香港。1950、60年代，因为财力不够，他们采取小猪过河的办法，一次弄一个孩子过去。最后定居在美国华盛顿郊区。1983年我到了美国，去华盛顿看他们，开车5个小时行程，我去过若干次。我父亲80年代初去过两次美国，还见过他。因为他们是叔侄的关系，小时候就认识，关系更密切，父亲到美国无论是讲学，还是探亲，都去华盛顿看他们。我知道周明泰最多的，就是他痴迷京剧，花钱听戏，花钱买唱片。所以父母到华盛顿看周明泰，很重要的活动内容就是听他喜欢的京剧唱片。我妈偷偷跟我说：我也没那么大的兴趣，但老头子听唱片之前恨不得焚香沐浴，正襟危坐，我也只好当一回事。这说明他对京剧非常着迷。周明泰30年代编了一个“几礼居丛书”，是京剧方面的，江苏古籍出版社要出，需要找后人授权，就找到我替他们寻人。周明泰去世后，他家从华盛顿搬到亚拉巴马州，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美国航天局工程师，美国军方在亚拉巴马州有一个火箭基地，后来就变成航天局的研究单位所在地，在那儿工作时间长了，就把母亲、妹妹一起接到奥拉巴马州去了。关于周明泰一家的情况，我知道的就这些。

丁东：您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对周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周启博：我们家是周馥第三个儿子周学海这一支的。我1945年生，1951年上小学的时候，知道这个社会是讲家庭成分的，填个表得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包括祖父，就是天津的周叔弢——周学海的三子。我的父亲周一良，是周叔弢的长子。父母总认为自己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不是光彩的事，这我是清楚的。我想不起来小学或初中时，父母给我讲过比祖父更早的祖先的情况。所以我就知道周叔弢这一代。到周学熙那一代，是读高中、大学以后，自己看书看来的，父母没有讲这些。

周学海功名不大，兴趣不在做官和挣钱，他爱好中医，所以生前留下来的唯一文字是一本中医书。他有五个儿子。周明逵我完全想不起来。周明暹就是周叔弢，我的亲祖父，我从小到大，见过他几十次、上百次。其他几位我就不清楚了。

祖父周叔弢

祖父周叔弢，虚职最高。他跟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是他的长女，我的大姑周珣良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宁致远，公开职务是西城区警察局长。我问我的表弟表妹：你妈结婚的时候，知道你爸是假警察局长，真共产党员吗？他们也说不出来。我直接问过姑姑，她也没说。女儿参加了共产党，周叔弢当时是知道的。我记得周叔弢跟我讲过，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担心女婿是东北人，怕他家里有童养媳，家庭可能会有矛盾。我弟弟记得我父母对他说过周叔弢不愿和国民党沾边，大姑1945年左右嫁给宁致远时，宁对外是国民党，周叔弢因此发了脾气。

1948年天津地下党接触过周叔弢，希望周先生不走。当时有钱人赶紧往南逃，往香港、美国逃。地下党希望周先生一起建设新中国。他没有用文字或谈话方式表示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但私下对共产党有好感，至少是抱一点希望。

丁东：共产党安排他，是不是因为他在工商界地位比较高？

周启博：我想是的。天津刚解放的时候，肖劲光在他们家住过，这时解放军已经进入天津了。刘少奇巡视华北，来天津讲“剥削有功”，他在场。刘少奇是冲着他讲的。刘说，周先生，你办的这些企业养活了工人，你是有功的。爷爷后来跟我说：“我看过马克思的书，讲资本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共产党又说剥削有功，我没搞懂。”爷爷说这话的时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听说三五反打老虎开始时爷爷被定成老虎，后来上面保护过了关。

周家在天津没有多大的产业，产业主要是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唐山开滦煤矿、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河南卫辉纺织厂。这些厂都不在天津。但是人住在天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方很多有钱人都住在天津。我理解，北京虽然贵为首都，但政治变换太频繁，不如天津安定。天津离北京不远，半天就到了。不管谁上台，对北京就算不是真枪实弹真打，也是大军包围，在城里上演流血的或不流血的事件。而天津，甭管谁在北京当头，我有钱，想干什么照样干什么。全国各省的政客，不少都在天津有房子。老祖周馥时代就在天津有房子，还有祖庙。我叔叔写过文章，说祖庙保存到哪年才拆掉。天津有很好的条件，离北京近，进可攻，退可守，北京发生政治上的纠纷，不影响天津。连1920年代新疆主席金树仁在天津都有房子，一下野就奔天津，各路军阀都在天津。大资本家也是这样。所以各个领域里的头牌人物都在这里置家业，作为一个比较安全的后院。

丁东：周叔弢作为高级民主人士，没有遭受太大的冲击吧？

周启博：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一些冲击，其他时间没有。

我听和父亲一块在美国留学的人说过，周叔弢在1949年有一个小小的立功表现，他的公司在美国有账户。解放军占了天津、北京后，他把美元主动从国外调回来。数量现在看不算大，但当时算一个大数目。当时中共政权缺外汇嘛，其他资本家都想设法卷着钱赶紧跑，他反而把钱主动调回来。他表现得比较主动，配合新政权。我在一些回忆录里看过，天津刚打完仗，找几个地方士绅维持秩序，首先恢复通电通水，恢复市场营业，让人们基本生活不受大影响。委员会里资本家代表有两三个，就有周叔弢。如果他排斥共产党的话，他可以选择闭门不出，推卸不干。他愿意和共产党一起安定局面，安定人心。后来他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只分管绿化，显然是一个虚职。他各处走走，看看种树情况。全国性的职务，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临死前一二年，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收藏的书，捐了700多种善本给北图，天津图书馆给他编过捐书目录。这是爱国表现吧。

他一生谨言慎行，谋定而后动。商人一般很少大嘴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我能感觉出来。1949年解放军进天津时，他的住宅是一座很大的楼，有三、四层，除了老两口以外，在天津的儿子、女儿，还有孙子辈的，大大小小二十多口人都住里面。公私合营时，他所有的企业都交了，连自己在天津住的房子也交了。天津市政府给了他一座小一些的房子，二层楼，副市长的规格，隔壁住的是朱德的儿子。隔几个门就是解放战争中起义的高树勋。

他是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只不过是住在天津，往来于北京和天津而已。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他就是常委加政协委员。文革以后1982年左右，给他安了个政协副主席，不再有人大职务。建国以后五一、十一庆典，他都上天安门城楼，我还跟着上过一次。大概是1959十年大庆的时候，民主人士可以带子孙上天安门看烟火。毛来时大家排队和毛握手，我弟弟多排了一次队，握了两次。我爸爸抱着我妹妹，到了毛面前妹妹害怕往后缩，就没有握。

每当五一、十一前，他就从天津来。他把他的企业之一启新洋灰公司交出去了，但公司在北京东城八面槽有一个小院，是启新洋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政府没有收去。我爷爷奶奶到北京就在那里落脚。爸爸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到那儿见爷爷。后来那个小院公家还是收去了。他再来北京参加礼宾性活动，国家就安排他住饭店，我们这些小辈的孙子孙女，就到饭店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抄过家。有一次是北京的什么人开卡车到天津来抄的。房子也被红卫兵或什么单位挤进去了。天津的一个堂哥告诉我，他被冲击的时间持续约一年。1966年十一，天安门例行集会，周叔弢又上了天安门。就在前一两天头发还被剪得乱七八糟，被周围的邻居、红卫兵斗，北京一个电话，说周叔弢得上天安门，立刻就有人过来给理了一个小平头，洗洗澡，刮刮脸，给了一身好衣服，就去北京了。历来上天安门公家安排在北京的住宿，这次没有。只好住在北京的我九叔家里。他卷起裤管给九叔看膝盖上的伤，是斗争会跪搓板弄的。周恩来看见他小平头，不用说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报上就登出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谁谁谁。

1967年初，我从北京去天津看二老，他们只剩两间屋，就坐在小屋里跟他聊天。说起北京两派，他很谨慎地选择用词，说：年轻人造反有理，我同情支持，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的支持也给他一半，不多不少。他在政治情况不明了的时候，保持中立。

落实政策后，又恢复了两层楼，把挤进来的单位请出去了。最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时候，还是住在这个房子里，没有增大。这时中央让他迁到北京住，他和我的奶奶还有叔叔姑姑们商量，觉得天津住惯了，熟人多，就没有搬家。

丁东：你跟他最后一次接触是哪一年？

周启博：1983年8月我要去美国，7月上天津看他。当时心里知道，我刚去美国，不可能一年回来一次，没准就见不着了，所以就去看看爷爷奶奶。

邢小群：那会他多大年龄？

周启博：大约93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对党的非议，可是那次我坐在书房椅子上，看他书桌上有一篇东西，是天津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求他帮忙，想获准出去定居，公安局就是不给办手续，向她索贿，要好处。我爷爷看我拿着那个资料，我也没问，他就主动说：现在公安局坏得很，你要找他办事，先跟你要好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以前只听他说共产党好，从来没听他说过这种话。

丁东：你父亲周一良因为“梁效”的事压力不小，你爷爷有什么看法？

周启博：我没主动问，他也没有主动说。文革期间，我跟他见面是有数的三、四次。一次是我串连路过天津。一次是1976年地震，我爸觉得天津离震中近，不安全，让我到天津，说服爷爷奶奶跟我回北京，到北京大学跟我父母一起住。北京毕竟离震中远一点，总归安全一点。那会我父亲在“梁效”，很牛，不然我爸还不敢想照顾父母。我去了天津，二老说，不必了，就在这了。爷爷奶奶住的那种老式房子，相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是比较结实的。那房子也有相当长的年头了，最近我再去，那房子已经歪得很厉害了。市政府在外面挂了一个牌子：“著名藏书家周叔弢故居”。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爸在“梁效”的时候，小靳庄红起来了。江青去天津，指导小靳庄工作，因为小靳庄没有足够舒服的招待所，所以江青还是住在市里，开车去小靳庄，讲话，握手，照相，完了再回市里住。她有时心血来潮，要引几句古诗，得有顾问随时在身边，就带着“梁效”几个老教授。我父亲跟着去天津至少一次。父亲有这么个机会因公到天津，就住在河北省招待所，离爷爷的住宅走路过几个路口就到。后来爷爷去世时天津以外的家人去天津参加仪式，公家也给安排住这里。我爸那次跟着江青去天津，是纪登奎儿子的回忆录里写的，我爸从来不说。“梁效”红的时候，他更不说，纪律守得很严。文革开始后，我爷爷从来没见过我父亲，父子之间联系，就派我这个孙子去天津传个话，信也不敢写。父亲自己没敢提，是纪登奎对他说：你父亲离这儿不远，你回家看看吧。纪登奎还跟周围人说：让他去看看，不要说我们六亲不认。父亲去了之后，和爷爷谈到“梁效”的文章，说吕后得翻案，吕后是好人。爷爷说，吕后是历史早有公认的坏女人。父亲说：那是旧的说法，这个观念过时了，现在用无产阶级历史观看，吕后还是有革命性质。

丁东：文革后期，你父亲一度走红，当选十大代表。打倒“四人帮”以后，你父亲处境不佳，但你爷爷又受重视了，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启博：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需要团结工商界人士，爷爷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是中央认可的大资本家里的一个，排在前三名之内。1979年１月17日，邓小平请我爷爷和胡厥文、古耕虞、胡子昂、荣毅仁，一共五位工商界元老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听取建议，中午一起吃涮羊肉。有人写了文章，题目叫“肝胆相照”。

丁东：后来荣毅仁办了一个中信，王光英办了一个光大。

周启博：周叔弢也弄了一个东西，后来无疾而终，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天津的堂哥堂妹知道更多一点。对爷爷这个活动最了解的是三叔周艮良，他是天津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他一个女儿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在周叔弢最后几年，她一个兼职就是作为孙女陪着周叔弢。周叔弢虽然住在天津，可是一年总有十次甚至更多到北京做礼节性任务，家里有一个晚辈跟着比较方便，所以就挑了我这个堂妹，比我小八九岁，她肯定比我了解得多。堂妹由于这项工作，跟天津市政府里面专门负责给人大政协代表开会搞后勤的一位干部认识了，最后结为连理。

父亲周一良

丁东：你父亲这一代，学者教授很多，最出名还是你父亲？

周启博：所谓影响大，就是他恰好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全国最好的高校。至于学术水平有多高，至少北京大学这个环境下，他没有好好做学术，不断参加运动。

丁东：你爸爸的学术专长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但他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却是主编《世界通史》。

周启博：好像是1961年，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办公室，历史组翦伯赞是组长，我爸是几个副组长之一。当时国家不需要对魏晋南北朝的深入研究，需要给大学生提供一套世界史教科书，抽几个人来编。父亲留美，英文没有问题，编这个书至少英语得过关，所以抽了他和吴于廑等人，吴也是留美的。这个书用了不少年。

丁东：到了文革后还用呢。那时候也没有别的教材。再早是翻译了一套苏联的《世界通史》，中国的《世界通史》基本上是把人家的东西浓缩一下。

周启博：对，肯定不会有自己个人独创的思想，世界史应该什么观点，苏联已经做出榜样了，就照猫画虎来吧。

邢小群：这个通史成为高教部指定的教材。60年代初，周扬提出搞一套文科教材，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丁东：当时搞出这么一套教材，全国各高校都要学。

周启博：偶然成就了他的名气，当时周一良找了吴于廑，吴于廑名气比他低，实际上主要的工作量是吴于廑承担的。后来我爸跟我说，他一直愧对吴先生，就因为他的名字排在了吴于廑前面，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吴于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和我父亲同岁，几乎同时在美国留学，也是海归。

邢小群：在世界史领域，你爸爸主要是撰写亚洲史。

周启博：对，除了英文，他还会日文。

丁东：你父亲在学术上是怎么被胡适看中的？

周启博：胡适跟周叔弢有点互相借书，交换藏书这种来往。我在父亲的检查里看到过，说胡适跟自己家的长辈过去是有交往的。

胡适对于当时中国大学文科毕业生谁是苗子，都比较注意。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的头，也注意应届毕业生里有没有值得引进所里的人。我见到过的文字是1946年前后傅斯年给胡适的信，提到有个周一良，从美国学完快回来了，这个人得抓住，别让其他单位弄走，给他一个教授也值得。2009年我去了一次台北，今年9月初又去了一次台北，看中研院的档案，和傅斯年的私人档案，找出我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写给傅斯年的信，傅斯年的回信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他把正文寄给我父亲了，底稿有的留着，有的没留，所以不完全。只能推测，傅斯年对周一良很器重，希望他来。周一良1939年去美国留学，用的钱是燕京大学提供的，燕京每年资助一名中国文史学科的学生到哈佛读博士。当时已经形成惯例，哪儿派出去的，回来就到哪儿服务，除非派出单位不要你了。所以他还是先回燕京，在燕京呆了一年多。由于欣赏他的洪煨莲在美国，而当时的燕京校长陆志韦对他不是很器重，不给房子。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只能住在天津爷爷家。我哥哥是1939年生的，父母出国后，一直留在爷爷身边长大。父亲一直住在单身宿舍，想和太太、俩孩子在燕京校园团聚，但燕京迟迟不给房，生气跳槽就到了清华。按说，他跳槽应该首选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他觉得1936到37年在史语所那一年是最高兴的，学术也是最能施展的一年。可能带着老婆孩子到南方不方便，于是联系清华。清华历史系马上就要了他，许诺一个小楼。所以，他1946年11月从美国回来，在燕京教了两学期，1947年底就到了清华。把我们都接来了，一直在清华呆到院系调整。

丁东：1949年以后，他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早入党的，和你爷爷有没有关系？

周启博：我觉得有，共产党应该是考虑了这个因素的，假如我是北京市委分管教育的头头，政策决定在海归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要吸收几个的话，我看谁合适谁不合适，家庭是必须考虑的。我爷爷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历史上没有过任何行动与共产党对立，解放初愿意跟新政权合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清华其实比北京市早解放了几乎一年，1948年西郊已经是解放军的天下了。在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还没进学校时，清华学生组织学生巡逻队护校，夜间巡逻全校，包括住宅区。全校教授每家都准备茶水夜宵之类，让巡逻队进屋休息一下。我爸爸有一本房客签名簿，凡来客都请留名，上面有艾知生、朱镕基巡逻到家的签名。那会儿清华积极要求革命的教授没有周一良。当时是周培源、钱伟长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东奔西跑，急不可待，希望中共快点来，正式上台。他们喜形于色，感到改朝换代肯定有利于他们的仕途。我有一个最小的叔叔，当时是清华物理系学生，作为目击者，亲口给我讲的周培源、钱伟长兴奋的样子。当时清华进步学生组织护校，夜间巡逻，比如朱镕基、艾知生，父亲当时也提供夜宵，招待过他们。当时多数人是忐忑不安，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都保持低调。我爸爸只是考虑自己走不走。他决定不走。我爷爷给他寄了一些钱，说政权刚交替，生活会有一些困难，给他一些钱应急。他不走是肯定的。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也不在国民党抢救的范围之内，给他飞机票是不可能的。他的年资和名声显然不够。他海归刚回来两年。傅斯年提供机票的都是比他大十多岁的上一代人，是他的老师。

他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共产党视野？我也试图作一些了解。现在看到听到的，一个是谢泳给我的1955年的高教部文件，清华北大知识分子调查报告，里头直接点名说周一良年纪比较轻，历史清白，愿意靠近共产党，是培养对象。说明那会他的言论和行动被认为是积极靠近共产党的。在这之前，他怎么开始接受新政府的现实，到50年代中期在共产党眼里已经是进步知识分子，是培养发展的对象，中间是一个什么过程，他没跟我亲口说过，我也没看到其他文字材料。只有他一个学生跟我说，周先生自己检查时说过，一开始对共产党认识不深，有恐惧心理，觉得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共产党来了还能不能接着教书？丢了教书的饭碗，我得准备去蹬三轮。在检讨会上这样说，属于交心。其他再具体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了。其实那时清华北大教授、高级知识分子，肯定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担忧和期望，可是我始终没能看到更多的具体材料。

丁东：他在学术上的转换，有什么困难吗？他的转换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周启博：我后来看了他的思想汇报，说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组织让干啥就干啥。需要亚洲史，而且要亚洲近现代史，跟魏晋南北朝完全不搭界，但既然是组织需要，那就干。至少是从50年代开始，他就这样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说，新中国史学比民国史学高明之处，就是有了辩证唯物主义，1949年他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不像老年人抵触那么大。

邢小群：周一良是哪一年入党？

周启博：1956年成为预备党员，常规应该是一年转正，结果1957年反右当中，好朋友丁则良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很悲痛，跑去绕棺一周，还哭，被认为立场不坚定，一年到期没给转正，这给他一个很大的警告。到1958年初转了正，实际已经是破例了。

丁东：像你父亲不但入党，还是历史系副主任，是不是他有一定行政能力呢？

周启博：行政能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他在清华历史系早就当过一届系主任，1950年到51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他就是清华历史系的系主任。他是带着主任的头衔到北大来的。清华的传统跟现在美国的传统一样，系主任是一个给权威们跑腿的差事，很多教授不爱干，所以你一届，我一届，轮着干，没有连任的。

邢小群：你爸进入“梁效”以后，你们家族里的人怎么看？

周启博：明眼人都知道这事风险大，但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多数亲戚看他的积极性挺高的，就不说了。只有一个人正式跟他说了，就是我的大姑父宁致远。宁致远是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他对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是很清楚的。他是周叔弢的女婿，周叔弢到北京来，北京所有儿子、女儿都带着孩子去，只有他基本不去，让姑姑带着我的表弟表妹去。宁致远和在北京周家的内弟内妹来往不多，一般都是这些兄弟姐妹上他家。可是这次，姑父宁致远亲自跑到北大来，跟我父亲单独对面，就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我爸没听懂。这是“梁效”最红的时候。

邢小群：“急流勇退”还听不懂？

周启博：或者是听懂了，决定不接受。宁致远一直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在延安也呆过，经历过整风运动。文革的时候，我跑到姑姑家，说现在共产党整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姑姑说，你不知道，延安比这还厉害呢。这都是姑姑跟我说的。姑父从来不说这些，跟自己的孩子也不说，不写任何回忆录。我后来对他儿子说，你爸应该写点回忆录，他有很丰富的经历。他说，我爸说不写，什么都不留下。可能是伤了心，地下党很多人后来处境不好。

丁东：打倒四人帮后，你父亲走了背字，亲戚们对他怎么样？

周启博：周叔弢的十个儿女有五、六个党员，九叔比较年轻，说大哥这一步是在混水了趟了一次，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为他担心。至于公开表示划清界线的，倒没有。

他被审查两年多。“梁效”活动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北墙里边两个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效”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审查开始几个礼拜不让回家，后来两个礼拜回家一次，后来一礼拜一次，后来三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邢小群：他直接跟江青打过交道吗？对江青印象如何？

周启博：这个他守口如瓶。我想单独谈话肯定是有的。作为文史方面的顾问，江青如果忽然想到一个什么事，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打电话或者见面，都不排除。这几个老教授随叫随到，谈些历史典故什么的。但他在检查里也没说哪天跟江青谈过什么话。

他检查里说，曾经觉得江青这个人，堂堂领导，说话这么随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好伺候，但是马上就警惕自己，不应该这么背后评论人家。

姑父穆旦

邢小群：你还有一个姑姑周与良。

周启博：是周叔弢的二女儿，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1951、52年回来的，丈夫穆旦是我二姑父。海归带着博士学位回来就是周与良和周一良。周杲良也有博士学位，但没回来。穆旦本名查良铮。在周叔弢十个子女及其配偶一共二十个人当中，他应该说是最爱国的，是有行动的。查家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他家是普通市民，相对贫穷。在天津，他上中学的时候就爱写诗，有文采，考上清华外语系，没到学校，抗战就爆发了。他是西南联大步行团成员，从长沙走路到昆明，现在也称作是里程碑式的行为。他的出名，就是拿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边走边读，记住一页就撕一页，到最后走到昆明的时候，这一本字典基本撕光了。跟他一块走的同学都挺佩服。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也是学习好的，一边读英美文学，翻译英国诗，一边写中文诗。后来抗战吃紧，美国军援主要是通过滇缅公路进云南，作为唯一的供应渠道。军方就征用西南联大青年教师和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所以穆旦联大没念完，就参加了杜聿明的远征军，给了一个校级军衔。国民党将领里面确实有很多受过很好教育，亦文亦武，杜聿明就是一个。他的司令部里，总要有一些文化人在周围。他愿意戎马倥偬之余，晚上跟这些文化人喝杯茶聊聊文学。他还出钱鼓励文化人办报。所以查良铮跟杜聿明，在远征军的时候就建立了私人关系，成了朋友。远征军后来撤回来，沿途在热带森林里死了好多，查良铮亲自参加了那次死亡行军，从缅甸走回来，他有诗和文章记述沿途的白骨累累的事。留了一条命回来还是挺不容易的。

抗战胜利了，西南联大考虑学生是为国家需要参军，服兵役的时间可以抵学分，发证书。所以查良铮还是得了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抗日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人迫不及待往东跑，但是回到老家，也不容易找工作，于是就在这儿兼点课，在那儿兼点课。内战打起来后，杜聿明变成东北战场主要的将军，他又投奔回杜聿明。杜聿明说，我这里需要一个报纸总编，除了讲军队的情况，也面对当地的老百姓。他就做了杜聿明手下小报的总编，用杜聿明拨的经费，资助过穷学生和知识分子。杜聿明给官很慷慨，一来就是中校、上校，其实就是一个小报编辑，动动笔杆子。在杜聿明手下，他在沈阳一带呆过两三年。后来，还是想回到清华大学继续读书，去美国留学，是他的学术志向。查良铮回到清华是1947、48年了，在这里遇上我的二姑，两人就去了芝加哥留学。那时候留学生挺穷的，查良铮还得打工，到邮局值夜班。在美国，查良铮还是拿定主意要回国。他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既然共产党是唯苏联马首是瞻，他就学俄文。他的正业是英美文学，但是他花大量时间学俄文，翻译俄文的文学作品，小说等等，觉得这个东西回去共产党能欣赏，能用，反倒把主业耽误了，英美文学课分数不是太好，勉勉强强通过而已。他积极准备回国。而我二姑念书挺好，辅仁生物系毕业，在芝加哥大学不费力就得了生物学博士。在美国结了婚，朝鲜战争打起来了，他们要回国，美国政府有禁令，专业有关军事的不让回。他们要回国也费了点事，文科不怕，但生物学还是费了点口舌，最后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分配到天津，一直在南开大学西语系。开始政治还没波及到穆旦，他在美国习惯了自由的环境，说话有点随便。南开西语系主任是老教授李霁野，他觉得自己也挺有本钱，但没出过国，业务水平不见得很高，一下回来几个海归，发音都很正宗。他可能感到业务上有一些威胁，就找了一个理由杀杀他们的威风，把这几个海归批了一通。当时还没有揪出穆旦的历史问题。后来肃反，一查不得了，你跟战犯杜聿明长期共事，军衔是国民党上校，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不让教书了，就打扫厕所什么的，一直就没抬起头来，这种待遇持续到文革，直到1977年含冤去世，活了59岁。后来被评价为中国20世纪的重要诗人时，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邢小群：你们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