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太夫人┃母教的影响与周学熙济贫慈善行为

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今东至）人 。世人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中国职业教育第一人”“华北工业之父” “中华第一理财家”。毫无疑问，周学熙的成功与周氏家族优良的家风密切相关，其父周馥作为晚清著名的官吏从诸多等方面影响了周学熙。然而母教的影响对于周学熙而言则同样不容忽视，尤其在济贫慈善方面更是如此。正如周学熙本人所述：“熙谨志之不敢忘，后来所办各项（善举），皆遵此时否母吾之教训也”。据笔者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学界对于周学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的实业教育活动以及相关的财政改革措施，至于母教对其影响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择其要者论述两者之间的关联。

1 母亲吴氏：自奉极薄，待人极厚

周学熙的生母吴氏（1835-1907），建德尧渡镇人，父母早亡，在十九岁时嫁入周家。然而此时的周家并不富裕。吴氏“以躬耕佐之”，虽“勤苦倍恒人，而藜藿未尝充也”。人们常说艰苦的环境特别能检验人。吴氏在种种艰难险阻中表现出了可贵的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其逝去以后，吴氏的事迹广为流传。民间呼吁为之树立牌坊。官府在上报朝廷的申报中提及：吴氏持家俭约，宅性仁慈，五子同登科甲，传佳话于千秋，万金克瞻宗亲，播贤声于一邑，堪资矜式，宜荷褒扬。光绪皇帝朱批敕建并赐楹联一副：积善有余庆，流芳启后人。奖励吴太夫人育子有功，行善有绩，以彰其德。本是平民出生的吴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得到官方和民间如此高的评价？

1.1 对待老人 — —性慈贤孝，忍辱负重

1853年太平军扎营建德。周馥投淮军出走，吴氏为躲避战争，带全家逃亡江西彭泽。战火纷飞的逃亡之路极为艰辛，日翻沟壑数十里。吴氏既要照顾老人还要提携年幼。在这个过程中吴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记载“及夜栖败屋中，极湫溢，必先择善地，以安老人，两兄卧处，往往上漏下湿，乃张盖以蔽之，己独兀坐，爇薪炙湿衣达旦”。这样的逃亡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之久，然而吴氏始终任劳任怨，展现出了贤孝的优良秉性。来到江西以后，生活也较困难，有些时候为了生计不得不挖野菜度日，甚至为了生存下去“间拾遗穗自给，不敢以家事艰苦使老人知”。

1.2 对待子女 — —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如果说对待老人吴氏是性慈贤孝，那么对待子女则是严爱相济，爱而有度。1866年四子周学熙出生。学熙刚生八个月，吴氏因生病而失乳。本应招奶娘，但她想到往昔岁月的艰辛，没有同意， “乃以饼饵代哺”，或“以水泡糯米团代之”。并且自周学熙出生以后，吴氏即清斋奉佛，四十余年不茹荤。试图通过这一善良淳朴的方式来爱护子女。

古人言: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慈爱子女是母亲的天性，但是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则难以把握。吴氏在这方面又处理得非常恰当。周学熙五岁时，喜食龙潭熟芋，一次向母讨取制钱，多花了一二文，便遭到她的训斥。所以周学熙说：“教我甚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故自幼不敢放肆，皆母教之力也”。不仅如此，周馥从戎在外时，吴氏无论多困难，都要督促子女认真学习，打下深厚的学业根基。成年后周学海在家充任私塾师，传教弟弟周学铭、周学熙。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1892年（光绪十八年），长子周学海和次子周学铭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1.3 对待自己 — —勤俭持家，富而不奢

“持家贵勤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吴氏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女并且身体力行。1902年，周馥擢升山东巡抚，这时候的周家已经是豪门旺族，儿孙满堂，正逢吴氏七十大寿，合家正筹银准备“称殇演剧”，为她祝寿。而吴氏坚决不答应，并认为：不能以此开奢侈之风 。1907年十一月二日，吴氏病故于扬州，死后检点其遗物，簪、珥才数事，不及普通人家。凡世俗所尚珠玉珍奇之品，一件也没有。吴氏终其一身都保持布衣素食，尤其是家庭在由贫苦转入富贵以后，始终不忘初心不改本性，实属难能可贵。

1.4 对待乡邻 — —抚恤孤贫，乐善好施

与自奉极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氏善待乡邻、抚恤孤贫。她“目击戚族凋零，随时周济”。历年节省衣饰，积银一万两，存典生息，专赠本族及亲戚中孤寡极贫者。后来由于典当关闭，她又复助四千金，置买芜湖县水田一千亩，以为赈济之用，使得后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都享受这样的资助。1902年东南发大水，她又将家人用来祝寿的银两拿来赈助灾区的灾民；并节缩自己日常开支簪、珥、服饰等筹得善款，买田二千亩，以恤贫者。此外，她还为家乡创办了第一个慈善机构“乐济会”。

2 周学熙的济贫慈善行为

母亲自奉极薄，待人极厚的可贵品质深深地影响着周学熙。他在自述中回忆母亲曾经这样教诲自己：“家乡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汝异日有力，必多办善举”。所以周学熙一生谨记母亲的嘱托，后来所办各项善举，皆遵母亲之所托。整体观之，周学熙的济贫慈善行为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集中在天津、家乡安徽建德和北京三个地方。其慈善济贫行为概括起来，大端如下：

2.1 欲开风气，必兴教育

周学熙认为，欲开风气，必兴教育，只有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才能真正改变贫穷面貌。于是1921年他在家乡梅城南门建宏毅学舍，取法《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寓意。宗旨以国学为根本，辅以英文、数学及新知识之切于实用者，以期养成任重致远之人才。聘请安庆、桐城等知名人士来执教。教师中不乏名家，主要有桐城派大师——姚永朴、教育家方槃君，古文学家陈慎登等。学生以本籍为主，对来自于家乡的优秀学子不收取学费。学制分为三个阶段：补习班两年；预科班三年；本科班五年。其中补习班有学生40余人，除了学习经文外，还有名家所译的西文格致及数理化内容；预科班有学生80人左右，相当于普通高中，学习内容既有国学也有英文和理工类内容；英文专修班，学制五年，类似于大学英语专科，每天五节课，内容有语法、历史地理等，全部采用英文上课。毕业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这所学校虽然不大但配套建有图书馆、宏济书药店。有较为严格的教学管理和评价制度。

在管理上设有学舍的职位对教学进行监督管理，有月考、季考、年考，并对其中优秀学生分层次给予奖励。首先，对本族学生，凡品行端正，年终功课考评成绩优秀者，分甲、乙、丙三等给予奖励，甲等得奖三分，乙等得奖二分，丙等得奖一分。成绩不及格，品行不端者不奖；其次，对本族孤老赤贫无依者，每年终，由值年造册，寄天津支祠评议，分别极贫、次贫，按人口计，其极贫者得津贴二分，次贫者津贴一分，十二岁以下减半。

1927年北伐战争时候，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卢香亭残部由江西败溃而下，途径秋浦时大肆烧掠，师生全部逃避，学舍无奈停办。虽然“宏毅学舍”开办时间只有六年左右，但是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包括李克强总理的老师李诚，曾经就读于宏毅学舍。1997年5月15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发表文章对李诚高度赞誉：“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仅本籍的优秀毕业生还有烈士刘进贤和著名书法家谢宗安。

2.2 救灾与防灾兼顾

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发，普通百姓在灾荒发生之时，生活极为艰辛。周学熙和他的母亲一样经常施救于灾民。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救灾的同时还兼顾防灾。

在家乡至德，1910年为助贫就医，捐办建德医院，又捐谷设施诊所。每年医治近万人。1916年，为抵制高利货的盘剥，创办三乡积谷，自捐谷六千石，分存上、中、下、三乡，每年青黄不接时，平粜济荒。至德境内的尧渡河经常发洪灾，使河两岸的百姓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失。19世纪末的一场大水淹没河东岸数百亩良田，并且威胁到周家的祖墓。1924年周学熙在重修文庙之际，利用运输建筑材料的便利，捐款修建秋浦韩家滩河坝，以保护河岸，河坝有三米高，千米长。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尧渡河水患。

不仅是修筑河坝，周学熙还为家乡修建了一座板梁桥。至德附近的花园里古时有一条通道连接着安徽和江西浮梁县，但是通道中间有一条湍急的河流，上面是简陋的铁链木板桥。每年洪水泛滥的时候，都会被淹没。使得茶工无法进山，茶叶也无法通过此桥运出，山区的农产品等都因此受阻，淹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但是苦于财力所限，一直不能解决。得知这一情况后，1933年秋周学熙从唐山等地运来建桥的水泥钢筋等材料，历时半年后这座桥建成，命名为“万善桥”。该桥有七孔，长二百四十五尺，宽十五尺。由此桥周边的交通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幸运的是这座板梁桥一直使用到今天，历经多年的洪水冲刷仍然完好无损。可见当初这座桥的设计和施工质量的过硬。

1934年冬，至德旱灾，死亡载道，饥民待哺。周学熙让赒社倡捐集款，委托张泽溥往家乡办粥厂，以救难民，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结束。1940年冬，至德遭兵灾，大旱缺粮，不少人死亡，比以前的旱灾还严重，城内外四十里，尽成焦土。乡人请求赈灾，周学熙立即与赒社共商捐款事宜，并准备派遣合适的人前往赈灾事务。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救灾之路充满险阻，没有人敢冒险前往。虽然他四处张罗，但是赈灾的款物到达有限，为之周学熙深感愧歉。

在天津，1903年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回国，由于八国联军对直隶的抢劫和因逃避官府分摊庚子赔款压在民众头上的苛捐杂税，人们只好离乡背井、纷纷逃难到天津，许多俊俏的村姑因生活所迫，不少被拐卖当了娼妓。为维护社会治安，周指示其妻刘氏重整天津广仁堂，设女工厂，“收养嫠妇及孤子女数百人，教以工艺”。

1917年8月，天津水灾，市区大街能行船，周氏孟庄寓也被水淹。周学熙一方面调集启新、开滦运输船，运送灾民至唐山，一方面与各公司同人倡捐义赈，救济难民。

1920年直鲁豫三省大旱，灾民麋集天津，周学熙目击衣衫褴楼的村妇，沿街乞讨要不到吃食，而怀中的婴儿嘬干奶头，他暗自哀叹，“举箸心酸难下咽”，写下《乞妇叹》诗一首：一食全倾卒岁资。今生无复翌朝期。手牵儿女肝肠断，更忍要孩索乳时 。于是，他慷慨捐资赈办粥厂，救活饥民数千人。

1939年7月，天津又发大水，较1917年水患更为严重，街上都被洪水淹没，人们只好待在高处。一个多月，余水退去以后，周学熙叮嘱儿辈并邀请其他的人捐办义赈，以救难民。

在北京，1915年，提倡发起北平中央医院，这个医院比协和医院开办的还要早，为当时北京设备最为完备的医院。1941年，周学熙将自己从妹妹处所得的遗产全部变卖，充作北京国医学院的奖学金，以造福接济更多的人。

表1 周学熙救灾和防灾举措

时间 地点 事项

1903   天津    设女工厂，救助灾民

1910   至德    建德医院，设施诊所

1915   北京    发起建立北平中央医院

1916   至德    办三乡积谷，平粜济荒

1917   天津    倡捐义赈，运送灾民

1920   天津    捐资赈办粥厂

1924   至德    修建秋浦韩家滩河坝

1933   至德    建万善桥

1934   至德    捐赈灾民，办粥厂

1939   天津    捐办义赈

1940   至德    捐赈灾民

1941   北京    变卖遗产，充作医学院奖学金

资料来源：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母亲吴氏常常教导周学熙家乡山多田少，要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非兴地利、开垦植不可。于是他与当地乡绅商量兴办农林之法。不过家乡官山较少，民间的山如果收买过来花费巨大并且收效迟。商议之后决定设立公会，先把官方的荒地试办，待有成效后再推广。1909年周学熙捐办的建德农林公会成立，建农林公会会所一区、试验场二十余亩，任命鲁宝书为会长，邀请乡绅协助。农林公会的所有的树苗种子以及公会人员活动经费由周学熙个人出资，开发获益后：山主七成，公会三成。在农林公会的影响下，乡民开发荒山热情高涨。上下遍植茶树、松杉、桐子树八百余亩，从此，全县风气日开，茶、桐遍布，历时十余年，颇有成就。

1918年，周学熙又创办秋浦医院，附设医学传习所，目的在于为家乡培养医护人才。1920年，在建德辟蚕桑试验场及讲习所，在今天葛公镇近郊的花桥开辟了30多亩、在板桥约50多亩的蚕桑试验场，建有10间瓦房作为学员的教室和寝室。从外地请来了教员示范指导，第一批学员约20余人。在教员的指导下，学员学会了培育、移栽、施肥等技术。女工还学会了采桑、育蚕、成茧等工序。在建成蚕桑试验场及讲习所后，周学熙在家乡又配套建立了秋浦第六模范工厂。招收本乡青年缫丝织绸，事实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学研体系，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先声，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创举。并且厂房还用于制作茶叶，所生产的茶叶远销周边省份。既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也增加了当地民众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根据《东至电力志》记载，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由周学熙和周学海护送回老家至德安葬。为了丧事照明的需要，随同带回的还有两套发电设备。该发电设备为德国产48匹马力煤油发电机组，有安庆电厂机师万鸿年安装在至德县农林公会；丧事办完以后该发电设备迁移至敬慈善堂，并改建为“秋浦电灯厂”。发电厂所发的电主要供应周氏家族所办的学校、医院、商业讲习所和附近住户。该发电设备不仅仅给家乡至德带来了光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近代文明的启蒙作用。

1922年创办秋浦商业传习所，教授人们商业上必需之知识技能。他任命徐嘉鱼为主任，从外地聘来教员。开设课程为：会计学、簿记学、国文、英语等。学生学习三年后由周氏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纱厂、玻璃公司等企业雇用。首期共有20多人毕业后去上海、天津等地工作。

1922年为了家乡人出门的方便和安全，周学熙决定在东流建“秋东利济趸船”。他派人赴江对面的华阳参观学习停靠大轮的趸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的趸船码头以及购买了新趸船，将原来的小趸船移靠大船内侧，再用跳板架构起道路通向江岸。从此以后，乡民出行安庆、江西等地非常便利。

表2 周学熙建立的慈善机构和实体

时间 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实体 效果

1908   周氏敬慈善堂      管辖各类慈善事物

1909    建德农林公会  种植茶、桐经济林八百余亩，历十余年

1918   医学传习所       培养医护人员

1920    蚕桑讲习所   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增加了民众的收入

1921   秋浦电灯厂     给家乡至德带来了新的照明工具

1922    秋浦商业传习所    培养了20多专业人才

1922    秋东利济趸船     便利了乡民出行和商业往来

资料来源：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2.4 建章立制，追求实效

周氏家族在长期的济贫行为中，分别建立了一些慈善机构。其中，由周馥建立的孝友堂，捐作支下子孙及本族之用；乐济会由吴氏捐给贫困的亲戚以及临时救灾之用。然孝友堂与乐济会两项田产，同在芜湖，各事之间都有牵连，善举又多类似，容易产生错误。为了避免错误的发生特地规定办法：

1921年蔬慈堂成立，于是将乐济会矜恤事项，拨归蔬慈堂管理，推广残、老、嫠、婴四项恤款；周氏支祠建立后，又将孝友堂公产移归支祠管理。1929年由支祠议定孝友堂、乐济会来管理恤贫各善举。

1933年，为了更好地办理故乡各善举，将因时势中辍的慈善事业继续，周学熙在北京又成立了赒社。他对赒社多有捐助，随地扩充，希望能让先人的慈善恩举得以长远。1938年重订乐济会管理规则。

由于担心管理不严格，使济贫失去作用。因此一切措施，周学熙多按照实际的情形给以调节和变动。正如《周学熙自述》中所述：事理纷繁，必资条贯，故于堂务有堂长以主持之。至若职守所在，于基金须讲求营运，期继增而无耗失；于度支须精严考枝，期确当而无虚糜；于行事须黾勉从公，期实惠而无虚泛；于用人须慎选清勤，期稳实而无瞻徇。

由此可见，周学熙所推行的济贫慈善事业有专门的人员主持，对于资金的使用有严格考核，保证受助人员真正得到实惠，防止流于形式。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建章立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宏毅学舍毕业者，本科生十四名，预科生四十一名，商科生二十一名，各义塾学生一百零二名，这些人多有成就；商业传习所毕业诸生，也能称职；秋浦医院每年救治的病人多达万人；其他的各类善举在灾害发生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母教的影响

周学熙自撰墓志铭记载：“六十岁后，一切卸去不问，惟继述悫慎公及吴太夫人志事，多为敬宗、收族、袊恤孤寒之举，心有余而力不足兢兢以不能垂久为虑”。由此所述并结合周学熙济贫慈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母教对其影响之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3.1家乡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

安徽建德是周学熙的家乡，也是母亲吴氏一生挂念和梦魂牵绕的地方。“盖吾母生平悯念桑梓，屡以平民生计为忧”，“惟以济人利物为事，尤以故乡生计为念”。因此，在周学熙的慈善济贫行为中，家乡的分量举足轻重。“举凡可以裨邑者，皆当量力推行，蕲无负太夫人属望之初心”。据身边人介绍周学熙：抗日战争期间，每谈及故乡生计，社会事业之凋零，辄为之泪下 。前文所见的表格中图1、图2可见对家乡至德的灾害和民生事项，周学熙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资金。

3.2终身践行母亲的托付

从1903年在天津设立女工厂，救助灾民开始到1947年周学熙去世止，共约40多年。“盖随所居，而不忘行善”。人们常说一日行善易，终身从善难。周学熙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积善行德。为了更好地遵从其母吴氏所托，周学熙于是设立慈善堂总理故乡的各项济贫慈善事务。其济贫慈善行为范围广泛，涉及到各个层面。主要为：办宏毅学舍，以崇朴学、敦行谊；办医学传习所及施诊处；设蚕桑讲习所，以兴地方之利；办商业传习所，以培育致用人才；设立救济金，以恤生民之穷苦无告者；造趸船，以便商旅；办三乡积谷，平粜济荒；设义学于各区，补地方教育之不及；设图书馆以开通民智等等。真正将母亲的所托付诸实践行动。

3.3上行下效，代际相传

母亲严爱相济的教育行为也影响着周学熙的家庭教育。他多次强调：“我家历代祖宗，皆以慈厚著称。……我今日所办诸事，皆遵祖母遗命为之”。因此他对后代子女的教育管理也十分严格，专门写作《示儿最后语》启迪教育后代读书积德行善。周学熙把家产划分以后，所余的大部分都捐作善举，不许子孙擅自动用。同时要求子女把每年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抗战胜利后还要求儿子邀请医学界的名医颜庆福等，组建至德卫生委员会，兴办医疗、卫生事宜。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长子周明泰，先研史学金石，后研究戏曲，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所藏的戏曲图籍和京剧唱片捐献给国家；跟随父亲脚步高举“实业救国”旗帜的次子周志俊和佛教史研究专家第三子周叔迦等都能积极投身于各种慈善事业。

4 余论

人们常说母教丰润了孩子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母教滋养了孩子的生命素养和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而言，什么样的母教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因此探讨母教的影响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从生理的角度，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长大，在母亲的胸怀里长成。母子之间真正是血肉相连，心性相同。并且由于哺乳喂养的缘故，母亲自然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人们印象中最早的记忆，恐怕就是母亲的离开! “以人之性情” “资于母者独多、居胎则禀其气”。所以母教不可谓不重要。

从心理的角度，正如朱迪·-维尔斯特在《必要的丧失》一文中所论述，母子关系是“根本的联系”，“一体状态”，儿童早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建立起对母亲的依恋情节。并且从孩子出生开始，抚养孩子的任务主要由母亲承担。因此，母亲与孩子朝夕相处，就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联系，培植起天然的亲近之情!

从社会的角度，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与父子关系不同，母子关系则近似于皮亚杰所说的合作的“社会关系”。由于是合作的关系，则更易于和谐沟通和交流，因此母亲的教导和行为更易于为孩子接受，母亲才是孩子的第一启蒙老师，才是培育孩子健康身体和心灵的最佳人选!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知道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个伟大的母亲，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就是母教的典型例子。此外，隋朝郑善果母亲崔氏也是母教成功的榜样。面对儿子的诸多错误她这样教导：“你从小便袭爵为官，你今天官至太守，难道是你自身努力得来的吗？不思考这些事而无端发火，心里想着骄奢淫逸，对公事懈慢，这样对内丧失了你的家风，甚至会丢掉官爵，对外捐伤了法律，以致招来罪状。我死后有何颜面去见你父亲？”后来在母教的感召下，郑善果果然弃恶从善。

从文化的角度：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对墨西哥、波多黎各和美国的穷人进行了研究。奥斯卡·刘易斯的观点是穷人有一种特殊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它和任何文化一样，是一种生活的设计。他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以家庭为中介被跨代传递下去。尽管这样的结论有争议，但是对人们不无启发。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家庭文化培育什么样的孩子！其中在一个家庭里母亲往往是一个家庭文化的创造者和引导者，母亲自身行为举止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未来和他们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母教和孩子以后的成长密切相关。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能洞悉周学熙终身致力于济贫慈善事业的缘由。从周学熙的成长经历中可以发现他的母亲吴氏以自己的善举和对子女的严爱相济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周学熙。周学熙自出生起，母亲在母乳失调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喂养，培养了孩子和自己的天然情感；在其成长阶段，母亲爱严相济，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勤于读书；母亲勤俭节约身体力行终身从事济贫救灾，这些无疑都给周学熙树立了极好的榜样。他的父亲周馥在《负暄闲语》中也特别强调人生世间，百物受用有尽，惟善根无尽。周学熙后来对子孙提到：“尔等世守家法，当以慈善为先务，天必降之百祥”。

依此而论，某种程度上说周家的兴旺绵延不绝，乃在于他们形成了家庭文化的“良性循环”。其中长辈们积善行德，以身示范，强调“世道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将良好的家风家规代代传承。其发展的逻辑如下：父母的良好示范效应→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子女→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取得就业和创业的有利位置→婚姻和事业的可充分选择和发展→孕育家庭条件良好的后代。限于篇幅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拟另作文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