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佛教与东至周氏家族

偶遇《安士全书》三册，为佛教类书籍，书的曾经拥有者为周学智。每册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周学智”。手头仅有一本《东至周氏家族》。查周学智为何人，无着落。一日，遇周氏文化研究会胜良兄，问，周学智为何人？可略知一二？胜良兄说：乃我叔公。告知发现上述书籍。胜良兄大惊。道：文革时，家书散尽。叔公未留一个字壳。于是，多方努力，三册书如愿交胜良兄手中。其实之前曾有一批线装书已流失外地，甚惜。

据了解，学智非周馥之后，更非与学熙为胞兄，不过同属纸坑山的周氏。这学智也广博群书，为什么阅读《安士全书》？周馥之支是否也阅读佛教典籍？带着疑问，于是对周馥这支家族人物的佛性佛教进行探究。

曾有人说: 人，可以不信佛。但不能不带佛性。我想所说的佛性大约是指仁，爱，慈，慎，孝，济，善等方面。东至周氏家族与佛性佛教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价段。

〈一〉始祖周坊迁居佛地

据周志俊先生在《我的家世与个人经历》中介绍，一世祖周坊唐开元年间任御史中丞，自徽州迁居建德(今东至)秧田畈(今东至县官港唐山寺)。

唐山寺为唐代所建，墓塔的墓主是唐代僧人，碑刻记载“紫衣大德”。紫衣大德是何人，为何到了建德？同代的周坊，为何因缘也奔唐山寺？已难考究了。只有一点说明周氏始祖周坊对佛教的追随，至少对紫衣大德的膜拜。从此，这个家族或许在血液中就播下了佛教种子。

〈二〉六世祖周繇现佛性之禅

至六世祖周繇时，其家境贫寒。据载，周繇同胞有周繁。在晚唐宣宗至昭宗年间(847一904)的寒士诗人中，活跃着一群体。有许棠，渝坦之，任涛，温宪，郑谷，李昌符，张乔，周繇，等十二人，人称咸通十哲。周繇，人称“诗禅”。局限于当时社会不得报负，乃幽游禅林。正所谓小隐隐于野。

〈三〉三十八世孙周馥力行支持吳太夫人的佛教善举善行，

周馥(1837一1921)名培，字玉山，号兰溪。幼博览群书，广临百家之帖。13岁即咏诗作文，后为李鸿章所识，追随李鸿章30年，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的人物。周馥其妻为吳太夫人。19岁嫁入梅城周家，周家当时家境殷实，但既使周馥成为权贵人物，其夫人自己仍终身布衣素食，勤俭劳作，喜读楞严，金刚。在那个一百一十二年前的冬天，吴太夫人弥留之际，牵儿学熙手说:“吾邑地瘠民贫，兵燹之后，生计愈绌，欲图补救，端在教养，此吾之志事也。若异日得有寸进，当力谋所继述之”。其吴太夫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一生勤俭向善。此时的这个家族，如果说周馥为民族积功。那么其吳太夫人在广种福田，是积德的过程。书载吴太夫人“节衣缩食，积蓄数千金，置田千余亩，名为乐济会，以惆恤孤贫”。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吴太夫人寿终于扬州小盘谷。十个月后，安徽巡抚沈曾植奏请光绪帝请建坊片。奏曰“……本邑已故一品命妇周吴氏，为前两广总督臣周馥之妻。姆教素娴，乐善不倦。当咸丰，同治年间，遭粤匪之乱，流离转徒，目击戚族凋零，随时周济，历年节省衣饰，积银一万两，存典生息，专赡本族及亲戚中孤寡极贫者……按定例：士民于善举，捐银一千两以上者，均准奏奖。今周吴氏所捐之数已及十倍，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例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昭激劝出鸿慈……光绪帝硃批:“著昭所请，礼部知道，钦此”。随后在县城边南门岭建牌坊一座，联曰“积善有余庆，流芳启后人”。后朝廷赐“一品夫人”。没有多少知识的吴太夫人不断散财行善，而其夫则不断努力地创办实业提供着无穷的源泉。对于吴太夫人善行义举，周馥毫无怨言，吳太夫人去世后，周馥为她写下了《亡室吴夫人传》。曾在吴太夫人六十生辰时为念吳太夫人性慈贤考，周馥诗曰:

结缡又到白头辰，回首牛衣百苦辛。

乱后有谁同福命，老来依旧爱清贫。

儿孙幸助含饴乐，里党难忘待壆人。

笑尔此生原不负，渐予无补尚风尘。

此时周氏家族的佛性已开始从个人内心修炼走向社会。即从山野转向了芸芸众生，转向了救国救民。

〈四〉三十九世孙周学熙，周学海续推佛教之善行

周学熙(1866一1947)，字辑之，号止庵，又称卧云居士。从学熙先生之称中，我们仿佛己闻到了佛教的气息。学熙先生应该说将其父的开创努力精神更向前推行。1900年受山东巡抚袁世凯委托创办大学堂，1902年总办北洋银元总局，1902年考察日本，目的是: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走富民強国之路。1912年在国家危难之际，又再任财政总长。救国不忘惠泽乡土。在民国13年(1914)独捐白银10万两重修文庙大成殿。为防洪水侵入县城，同时修建秋浦谢家滩堤坝。复建周村接官厅及宗祠等。欣闻近期国家将周氏接官厅等建筑列入二十世纪建筑文化遗产名录。周学熙对佛教之建筑也不忘捐资维修，民国七年对安庆振风塔捐资，塔旁有碑记曰:"中华民国七年戊午，前财政总长秋浦周学熙遵先母吴太夫人遗命，捐资重修。并承安徽督军暨绅商学各界合力捐助，共成盛举，谨志。

其实在周学熙不断行善举之时，其兄学海也在努力着，周学海(1856一1906)字澂之，光绪十一年(1885年)拔为贡生，光绪十四年(1888)秋应乡试，中江南第二十九名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殿试得三甲第十九名。但学海先生淡漠仕途。俗话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学海先生着手研究医学。校刊和评点医著，1891年校刊《周氏医学丛书》。著有《形色外诊简摩》《内经评文》《诊家直诀》《伤寒补例》等等。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曾见过一批上述书籍，刻版精良，以上等宣纸印行。

〈五〉至四十世孙周叔迦时对佛教地弘扬达到辉煌，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颗燦灿的明珠。

谈中国佛教，尤其是近现代佛教，必不可少的要谈起周叔迦先生，也就是前面所述的周学熙先生的三子。周叔迦(1899一1970)原名为明夔，字志和，笔名云者，演济，沧洐，水月光。1918年肄业同济大学。或许是命中注定，也或许他的心思所为，所办企业亏损倒闭，最后破产。然而就是这种破产，佛教在向他招手。隐居青岛，精研三藏。外人认为的枯燥的佛教经典却让他如饥似渴。1930年到北平，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席，1940年，在北平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副院长及教务长。1953年6月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澄，择巨赞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同年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参加锡兰(今斯里兰卡)驿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1956年9月中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一一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周叔迦先生担任教务长，后担任副院长。

对于叔迦先生在佛教方面：一是着眼于中华之大局。从而进行相关活动，成立组织培养人才。

二是舍小家顾大家而献身佛教，按佛教说即是布舍，金陵刻经处的员工宿舍，即是叔迦先生祖父所留财产，叔迦先生与兄弟协商布舍了(捐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佛教界对叔迦先生取外号“散财童子”。

三是对佛理教义的理论研究。1930年发表了《牟子丛残》1933年编写《中国佛教简史》，1944年以前出版了《法华经安乐品义记》，《灌佛形像经疏》，《药师如来本愿经疏》等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周叔迦先生著述《释家艺文提要》，足为《续修四库全书》释家类而著，仅此全稿现存就有五百多篇。至于周叔迦先生出版多少著书及论文，只能以不可胜数这一词来表述。

纵观周氏家族，佛性佛教惠于周氏家族，这个家族同时又将恩惠泽被社会和人民，同时再反哺广弘佛教事业。这就是辨证法。

过去，封建社会这个家族，只有最朴素的教育，精神寄托就是汲取了佛教中善，义，信，慈，仁等，这就灵魂。他们周氏先人做到了。

在当今这个时代，用另外一词来表达，就是每个人都应做到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