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浚源 厚德行远——在探讨“家风”的背景下读周馥治家宝训《负暄闲语》

初识周馥的《负暄闲语》时，我脑中顿时想像出一百多年前在东至县纸坑山下，一个小山村的场景：一白发苍髯老者，著长衫马褂，坐在庭院里，背晒着暖融融的太阳。一小孩，伏在老人膝上，支颊而问，老人殷殷作答。黄发垂髫，一老一少；闲适弄孙，怡然自乐。老者，系玉山老人周馥；少者，是周馥之孙周叔弢。

再次捧读北大教授孟繁之点校的《负暄闲语》时，我已不再是一个图景的想像了。我思考一个家族“人才辈出，五世不衰”的秘钥到底在哪里？合卷沉思，在《负暄闲语》能找到答案。《负暄闲语》虽是祖孙问答随笔，但涉及人生十二个方面。玉山老人认为可将它作为治家遗训，若子孙“能谨守数语，终身不失，亦必受用良多”，希子孙“幸毋忽忘，负我厚望”。

周馥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重要幕僚，他官至两江总督，宦海沉浮，必有独到的见解；人生得失，岂无深切的感慨？他写的《负暄闲语》不是为后人找人生的捷径，而是让儿孙懂得人生的坚守。那就是——

敦厚以待人，公正以处事。

其实人在天地间有许多不易之处。从字体看，“人”字一撇一捺，貌似简单，其实蕴含大道理。一撇不过是基本生存，一捺才是站稳脚跟。在周馥看来，这一捺就是“敦厚与公正”。

“厚”有不忍之义，有恻隐之心，有恭敬之情。周馥认为“君子待人固厚”，不但对家庭骨肉、亲友、乡党要心存厚念,在职场上也要以不失厚道为本。周馥24岁入李鸿章幕府，因“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深得李氏赏识，但限于科举功名，李氏几次举荐，周馥皆得不到上面的重用，最后“官兴已阑，愿就幕职”。可在周馥丁母忧回籍时，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锐意革新，知道周馥的才干，想委以重任。周馥坚辞不受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他丁忧期满后，还是做他的幕僚去了。

官场上职位晋升，可谓是最得意之事，尤其对失意之人，可周馥宅心仁厚，不计利害，不“弃北而南”。这种“敦厚基因”，在他的后人中也多有体现。如他的曾孙周一良，为人论学注重大端，取法乎上，心存仁厚的本性。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笔下虽有臧否，但绝无任何轻诋、谩骂的词句。对于前辈、同侪及后辈的著作，他亦每每见贤思齐，由衷赞誉，不时加勉、取法，毫无半点嫉妒之心。即使对他“迫害和折磨，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的人，他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负暄闲语》认为，处事上“大凡人存心公正，则虑事详审。”《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分其厶以与人为公。”周馥对待家事，惟守素节用，淡泊处之。“一身行止，惟义是视，从不趋利避害。”存公心，即使患难，可辞而不辞；遇及富贵，可就而不就，内心方能坦荡如砥。他认为“违义而荣，不如守义而困”。他历数自己在官场遭人陷害、排挤，感慨“倘当时见义不明时，稍有依违，抱愧终身矣！”

想想当下有些人，假公之名，行私之实，何谓处事？所谓处事，就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存“守正”之心，事理不能洞明，无位之时，贪名躁进；有位之时，轻举更张。最后事与愿违，悔之晚矣。

崇儒以浚源，积德以固本。

周馥在《负暄闲语》中嘱咐后人“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书的开篇就谈“读书”，并且以孔子的《论语》为例来作分析。可见周馥对儒家思想是相当推崇的。周馥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有层级且相当明晰的人生目标。基本目标就是修身，让自已强大；近期目标就是齐家，让家庭和睦；中、远期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

周馥认为君子体道“眼觑千古之上，心契造化之微”这就是要子弟做人做事从小要树立大格局，格局大，方可做大事，成大事。周馥的说法与孔子的“君子不器”有相通之处。气量大、格局大，境界就自然高了。周馥以后，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等子孙，做事、做学问，几乎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周馥崇儒还体现在子孙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他将在孝和悌放在首位，认为二者是为仁之本，也就是说子孙应当从日常家居生活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才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关键。周馥认为孝悌之后，仁是人生处世的关节大本，他告诫子孙要将心态放平，正心诚意，仔细参悟。从周一良“日课”安排中可知，弢翁将《孝经》、《论语》作为儿子的开蒙读物，可谓对祖父的教诲笃信不疑。

儒学将个人、家庭、社会作为三位一体的人生目标，而周馥崇尚儒学，是认为人不能独立于家庭与社会之外，随着目标的逐步实现，将“公”这个点逐步从内心外移，达到克己、葆家、兼济天下的境界。这种外移，是目标的流转，是福泽的扩散，如茹兰溪流，流到江河，最后汇聚大海。

周馥其实从小也深受儒学影响，而今周馥将儒学这个溪流正式引入了周家的后花园。以致他的儿子周学熙得以在这个“后花园”中，承父志办“悫慎精舍”，设师古堂，其目的是“使本支子弟，藉文字为观摩，所以增学问而振家风也”。

《礼记》里说：“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也。”人没有这些道具，其行弗远。这与“厚德载物”是同一道理，德如舟，舟有多大，就能驮载多少物。若德之不厚，舟小如叶，能承载多少名利？

这不得不讲周氏家族积德行善。《负暄闲语》要求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并列举自己捐建本邑文庙；成立“乐济会”，周济族戚孤寡；用“孝友堂”田租，专留济本支子孙、孤寡与极贫者欲进学堂而无赀者。后又给池州府中学堂和建德小学堂捐款，直到力歇财罄。他告诫子孙：“他日即不能扩充善举，断不可使已成之业废弛中缀，致负孤寡之望。”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周氏家庭五代书香，百年家风不坠，可以说做到了崇儒以浚源，积德以固本。

“齐家以继世，爱国以行远。”

齐家，也即治家。周馥在《负暄闲语》中论治家之道，在于“勤、俭、和，之外还要诚”。他用实例从反面说明，勤俭持家是根本，若家庭不和，持之不久；若勤俭、和睦皆做到了，但接物行事，心存险诈，欺天罔人，那么其子孙多顽劣不寿，家业荡然。他认为，大凡处家庭之间内宜和、外宜严。和之道在于忍；严之道在于整。整不是一味严厉，而是长幼有序，夫妇相敬，子弟出必告，返必面。做到治家必严，严而有度。

周馥虽崇儒家思想，但不耻于言利。他认为“谋生之术，以利稳而能持久为主，不在所获多寡”。他将“谋生”做为修“齐治平”的基础，他说，“人有此身，有父母、妻子，焉得不谋生？常见有因贫而丧其所守者多矣。”

基于这样的理念，周馥摒弃了“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迂腐思维，将一生做官中累积的财产，分摊给六个儿子，让他们不仅在勤、在俭，更重要在诚、在和，和气方能生财。他告诫子孙，“富贵之家，苟能世守敦厚，不忘贫贱素风，则后世虽微，尚不遽至大败。”周馥子孙谨记父训，勤俭持家，诚实经营，声誉日隆。周学海经营的盐业给周家带来了第一笔巨额财富；后来周学熙创办近代企业的盈利，成为周家最为重要的财富。可以说庞大的经济后盾是周家人才辈出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周家延请名师来课子教孙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可让人不可理解是许多家族的财富在人事相隔、时代变迁中化为乌有，可周氏家族却能“独善其身”。

这不得不说周氏家族的家国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古人“修齐治平”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与“国”的同质联系。周馥在《负暄闲语》中写道，做任何事，“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于民有益否？即有益矣，能持久而别无流弊否？斟酌已定，义当举办”。“若为国家事牵就敷衍，欲速见小，必贻祸于国，且最终不利于己。”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一个晚清旧臣，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心中，这种境界其实就是“明大局、晓事理、懂深浅，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如他处理直隶全省教案时，“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即使遇外人要挟，也从未“稍损国体”、“稍拂民心”。最后“官民有不尽知我用意者，事后始服”。

儿子周学熙为国家利益计，有“以滦收开”义举。孙子周叔弢毕生倾其所有，广搜善本孤本。他不是沽名钓誉，标榜自高，而是不让书籍遭到损害和流失到海外。他在“手订书目”上叮嘱子孙，这些“……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解放后，他将“珍秘之书”全部献出，没有保留一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国家、百姓放在心上的人，自然得到国家与百姓的最大的保全。

厚德方能载物，爱国才能行远。周氏后人，在国家风雨飘摇中，没有一人走入歧途，且懂得与时俱进，几乎全部在文化学术界发展，并在各自领域为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有人统计，周家的人才之广、教授之多，可办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

周氏家族，百年不衰，周家的首席代表周馥的家训宝典《负暄闲语》可以说功不可没。尽管书中有一些糟粕，但我们既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人求全责备，也不能厚古薄今对先人蓄意拔高。古代先贤，也如我们一样，是一个时代的承接者，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者。正如习近平所言：“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应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既不做文化虚无主义的信徒；也不做文化复古主义的“粉丝”。

基于此，对《负暄闲语》，我们应汲其精髓，剔除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