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负暄闲语》看周馥处事哲学

周馥（1837—1921）是李鸿章重要幕僚，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一品监生天下步”，他是东至周氏家族里最为显赫的人物。周馥一生不但自己“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对其子孙也要求甚严。他晚年诫诸幼孙的治家宝训《负暄闲语》里有他许多自出机杼的育子心得，共十二章，约六万字。下面我重点谈谈卷上中“处事”一章吧，因为这既是治家之道，又是治国秘诀。读完这一章，你就可以明白周馥在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的原因。

一、详审才有从容不迫之气

“昔贤言虑事贵周密无遗，如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为无用之地而不可废也，故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下。”处事详审是周馥在《负暄闲语》“处事”章反复强调的话题，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1873年，山东巡抚丁宝桢鉴于黄河久治无功，曾建议把黄河恢复旧道，并入淮河入海。朝廷无从决定，便咨询李鸿章，李鸿章又转向周馥讨教。周馥认为，这不是坐而论道的事情，必须亲临现场考察一番不可。于是，周馥从天津大沽口乘船入山东利津河口，溯河而上，直达河南，并察看了大运河一带的情况。周馥回到天津后，力陈黄河不能改道的理由，最后朝廷批准了周馥的意见。由此可见，周馥很明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周馥深知“欲速则不达”，唯详审才能有从容不迫的气象。周馥无论治水，还是治军，都能够做到“内度才力，外审机宜”，难怪他的老上级翁同龢在《翁文恭公日记》中赞他“其貌虽不扬，信为干练之才”。

二、违义而荣不如守义而困

清末的名士沈爱苍曾经讥讽过周馥，说他“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问堂”，笑他没有学历，秀才出生；又骂他“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嘲讽他是“走狗”。然而从周馥对历史的贡献来看，沈爱苍实在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周馥其实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在《负暄闲语》“处事”章第二段中告诉子女“一身行止，惟义是视，从不趋利避害。当患难，可辞而不辞；遇富贵，可就而不就，此心坦如也。尔辈看我一生，何尝惧在贫贱、祸患之中？”从后面的自述看，更让人动容。他说：“我任司道日，遇有益于国于民之事，莫不勇往图之，未尝一日偷安。每当利害未明时，先为大府画策。”1875年，周馥负责筹建北洋海军，三年后母亲病故，他不得不回籍守制。1881年，守制期满，深知周馥干练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托人致意，希望周馥留在江苏。周馥答复道：“李相国待我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大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厉害？”周馥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海防支应局，为北洋海军建设殚精竭虑。信义为本的周馥，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模范级国家干部。

三、处事之方随地随时而变

周馥在处事之方上有很多经验之谈，他说：“出家，则恩掩义；居官，则义掩恩；为小吏，则循法而求有益于民；为大吏，则当观变谋远，期有益于军国；执法宜正，而仍持以宽恕；治军宜严，尤必结以恩义。事巨而繁，则总其纲要，慎选主事之吏，而与以权。事小而杂，则分派所司，先其急而后其缓。”周馥用对比法，说明在处理公与私、做科室干部与做主要领导、执法与治军、办大事与办小事等等方面，都要懂得变通。张靖达督兵攻常州时对周馥说：“天地好生，而用兵之道在杀；人道宜和，而用兵之道在争……”张靖达抱怨这又杀又争的差事实在不是人干的。周馥的回答则是：“公欲灭此贼，不杀不争，将如之何？贼灭，则好生之德可保矣。”显然，周馥不主张妇人之仁，他认为凡事要因人而异，杀贼与好生不矛盾。周馥常常说，大凡处事而失机招咎者，皆有理识不清、别有所为而致。“理要清、懂变易、志远大”是周馥处事方略的三把“宝剑”。有了这宝剑，即使再复杂的问题周馥处理得都能得心应手。

培根在《谈诤谏》一文中提到：“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我很庆幸读到《负暄闲语》这样一本好书，因为它既是治家的，又能治国。从某个角度看，它也是一本周馥政治生涯的随想录和经验总汇。可以说，阅读《负暄闲语》“处事”章，周馥人生成功的诀窍便历历在目了，东至周氏家族之所以五代不衰同样也能在这本册子里找到答案。